（四）
   
    中国清真寺的组织形式是随着中国穆斯林社会地位的变化、人口的增加、接受汉文化的程度、伊斯兰教本身的发展变化、受外来思潮影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发展变化的。唐宋时期来华落居的穆斯林多集中于沿海港口或通商大埠，尽管有定居长达五六代人并与汉族通婚者，在中国人看来依然属于侨民。因他们在商业经济方面的作用，政府给予优待政策，在他们居住的“蕃坊”内设立“蕃长司”，选年高德劭的“蕃长”依俗而治，蕃长的职责中当有领拜伊玛目一项，因为唐宋时在沿海广州等地区已建有清真寺是公认的常识问题，有清真寺必然有教职人员，只是当时的具体设置、名称等无存可知。有学者认为当时已有“筛海”（教长）和“嘎推”（宗教法官）之分。
   
    元代中亚西亚大批穆斯林来华定居，清真寺数量大增，元政府专设“回回哈的司”管理回回事务。从至大四年（1311年）仁宗罢回回哈的司，命哈的大师执掌念经事，刑名、户婚、钱粮、词讼等归有司断决的旨谕看，哈的大师不只中央有设，各回回聚居区亦当有之。元末吴鉴撰泉州《清净寺记》中有“摄思”廉”（主教）、“哈梯卜’、“没塔完里”（都寺者）等专称，可见当时清真寺内的组织形式已基本完备。     明代回回已形成为民族共同体，穆斯林自发自愿组织起来的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坊制也逐渐完善，清真寺内专职教务人员有领拜并讲解经文的掌教（或称住持、伊玛目、后称阿旬）、向信众宣讲教义的海推布（或称协教）、专司召唤信众礼拜的穆安津．（或称赞礼），一般称为三掌教。管理俗务的有穆塔完里（或称社首、学董）、乡老。教坊自成体系，互不隶属。教务人员有信众选聘和世袭继承两种就职形式。因明政府褒扬伊斯兰教，敕建了许多清真寺，如南京净觉，西安清修，北京清真（东四）、礼拜（牛街）、普寿（锦什坊）、法明（花市）四大官寺等，寺中掌教由礼部给札付冠带，逐步形成为世袭掌教。万历以前，中国清真寺经堂教育未兴，培养宗教专职人员多以家传的方式进行，掌教世袭制亦属自然形成，为穆斯林所接受，泉州清静寺的夏氏家族自元末主持寺务达3个世纪。

    胡太师开创经堂教育后，清真寺的组织形式稍有变化，首先是学员（内地称海里凡，西北称满拉）的增加；其次在部分大寺开学阿匐（教长）与伊玛目开始分工，前者负责向海里凡开学讲经和寺内全面宗教事务，后者专司领拜；第三是教长聘任制更为通行。
清代西北各苏菲教派形成后，打破了互不隶属的教坊制，穆勒什德（教主）和其代理人热依斯严格控制所属清真寺阿匐的任免；清末伊黑瓦尼传播后，又以“海乙”大寺管辖“稍麻”寺，均与老格迪目有所不同。

    中国清真寺的建筑结构也随穆斯林人口的发展和时代变迁而发展变化。
伊斯兰教传人之初至回回民族形成之前，受中国传统建筑影响较少，多仿中世纪阿拉伯建筑形式，建筑史学家称之为移植时期。这一时期从唐永徽年间至元末共约700年，前600年因穆斯林的侨居性质，人口数量不多，依其居住地理，清真寺多分布在沿海港口和政治经济中心城市。随着时代推移，年代久远，许多建筑已旧貌不存。创建于唐代的广州怀圣寺虽然具体建筑年代尚待确证，被公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清真寺，现寺内光塔（邦克楼）仍为原来风貌，完全为阿拉伯建筑样式，砖砌圆形，内外设灰，内有双蹬道相对盘旋而上，砌筑技术精巧，第一层顶露天出口汇于平台，在平台正中又有一段圆形小塔，塔顶原为金鸡装饰，后遭飓风所坠改为葫芦宝顶，现存塔高36米多。南宋岳呵《程史》卷十一记载甚详：“……高入云霄，式度不比它塔。环以瓷为大址，垒而拦之。外圄而加灰饰，望之如银笔。下有一门（应为二门），拾级而上，由其中而圆转焉，如螺旋，外不复见。其梯橙每数十级启一窦。……绝顶有金鸡甚巨，以代相轮，今亡其一足。……”这类建筑对中国塔式建筑颇有影响，宋代砖塔内绝大多数改用楼道即为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