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船队:广州伊斯兰文化千年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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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10 16:55:59 【来源:中文伊斯兰学术城】 点击:

  “它曾经是诸般文明的中心,各种观念、商货、有时候还包括部队,都从这里向各个方面辐射出去。在其它时候,它又像块磁石,吸引了许多外界人士,有时候是信徒和朝圣者,有时候是俘虏和奴隶,有时候则是征服者和宗主们。它曾经是四通八达之地,也是市场集散之地,知识和商品从古老悠远的地方带到这里来,然后——有时候是经过大幅改良之后——再传送出去,继续它们的旅程。”(第22页)

    “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教在高峰时代,是傲视群伦地气派——在许多方面,它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到当时的最高点……穆斯林是头一个为完成这个目标而作出巨大进步的群体,他们缔造出一个宗教文明,它超出了单一种族、或是单一地区、或是单一文化的界限。中古盛期的伊斯兰教世界是国际化的、种族多元的、民族多样的,甚至可以洲际连结的。”(第357页)

        ——伯纳德·路易斯著,《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

     著名学者路易斯以他敏锐的目光,用历史人类学的视界,从今日阿拉伯人的日常生活入手,追溯伊斯兰文明的过去。对于目前阿拉伯人的状况他是不屑一顾的,然而述及这一群体曾经的辉煌,这位一度被列入略带“文化霸权”和文明中心主义倾向的学者丝毫不贬抑伊斯兰文明的价值。也就是在他所描述的那个繁荣年代里,阿拉伯人用船只满载着地方特产来到了中国,商人们同时担当起了文化交流使者的重任。

      如果要追溯华夏大地上穆罕默德圣人“索哈白”(朋友、伙伴、跟随者)的踪迹,宛葛斯是必须提到的一位;如果要书写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广州蕃坊是必须追溯的源头。千百年来,社会文化经历了巨大的变革,然而伊斯兰文化血脉依然鲜活在这座华南大都市的各个角落。中世纪阿拉伯人的商船带来和运走货物的同时,他们也给这一片土地留下和反馈了伊斯兰信仰的信息。刘易斯的叙述,展现的是同处大唐时代的阿拉伯文明辉煌的记忆,那是番客船队初来时满怀的自信。

     远涉重洋的船队

      唐代天宝年间,僧人鉴真东渡日本弘法,与其同行的日本著名文学家真人元开途径广州时看到码头上外国船只云集,这种四方远人同来大唐进行朝贡贸易的景象让他在《唐大和尚东征传》里也记录了一笔。“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来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船深六七丈。”(中华书局,1979年版,74页)这些船的主人大多都是来自哈里发帝国上的穆斯林,他们来华后主要从事香料、象牙、珠宝、药材和犀角等类物品的贩卖,回去时带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他商品。据史载,八九世纪时,阿拉伯、波斯商人的珍宝闻名于世,前来中国贸易的都是藏有珠宝的富商,他们的一颗珠子就可以卖很多钱。10世纪中叶以后,阿拉伯商人的犀角象牙,尤其是香药非常出名,大的象牙重到100多斤,犀角可以重到10多斤,香料中的乳香是宋政府特别统购的专卖品,不许民间私藏和收购。阿拉伯人香药品的输人,无疑扩大了当时中国药物学的内容,而出售香料、药材和珠宝,直到千年以后甚至还是回族的传统行业。“回回识宝”的故事成为许多文学作品创作中描写回回形象的不二法门。

     这就是穆斯林先民东来的船队。自从伊斯兰教兴起之后,阿拉伯人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充满了自信,他们在进入中国的时候根本没有担忧过自己会被另一种文明淹没。

      其实穆斯林先民的来华早在鉴真东渡日本的100年前就已经在史书中有了记载,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历史分期可以从公元651年(唐永徽二年)阿拉伯使节来中国政府进行朝贡贸易算起,他们参考的文献依然是中国的正史《旧唐书》中的“大食传”。

       经过200余年的积累,到唐末时广州蕃坊发展成为独立的穆斯林社区,黄巢之乱时他们首先想到了聚敛了财富的番客。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三册,第415页)记载,公元879年“黄巢率兵攻破广州,杀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袄教徒,为数近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他的这一推测可能同时参阅了阿拉伯著名旅行家苏莱曼的游记《中国印度见闻录》和马斯欧迪的《黄金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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