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穆斯林文化

作者：马通 出版社：宁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年5月 －－丝绸之路上的穆斯林及其文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人发展和欧亚大陆桥的重开，“丝路”之热达到了高潮。一些历史学家、考古工作者、作家、诗人以及新闻、电视、电影界人士，发表、推出了不少论著、报导和音像影视片，激发了西北各族人民振兴中华的美好愿望和决心。这些论著，诸如成一等编著的《丝绸之路漫记》，丝绸之路考察队编著的《丝路访古》，陈良著的《丝路史话》，杨建新、卢苇编著的《丝绸之路》，李明伟主编的《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等，都反映了丝路兴衰的历史和至今犹存的佛教文化遗迹。特别是1990年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的沙漠路线考察等三大丝绸之路综合性科学考察影响最大（我国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的伊斯兰文化研究学者陈达生先生参加了海洋路线的考察），经过十多个沿海国家而驻足我国福建泉州，召开了国际学术讨论会。随后又从欧洲、西亚经中亚，横穿我国西北而到达丝路的最早起点长安。这一考察本身就说明丝路文化已引起了国外一些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学术界的浓厚兴趣。 那么丝绸之路上有没有穆斯林的足迹呢？他们做出了什么贡献呢？下边我们将简要作一叙述。


 （一）穆斯林的活动与足迹 1986年以来，我们考察了南疆的喀什、莎车等地，又考察了北疆的伊犁，并在吉尔吉斯的大草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陆上丝绸之路考察队相遇（我国南京大学教授刘迎胜先生参加了这一考察）。我们听到、看到他们辛勤考察的结果，便进一步促进了我在几年前拟定的“丝绸之路上的穆斯林文化”这个课题的研究。 据我国史志记载，我国丝绸之路的最早开拓者，是这些地区的羌、匈奴等少数民族。还记载着丝绸不只出产于南方，我国新疆不仅是丝绸之路的通道，而且在历史上也是我国丝绸产地之一。新疆的丝蚕始于东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当时从高昌到于阗，从伊吾到焉耆，在广袤的土地上已遍布桑蚕。新疆丝织术的创造最晚始于唐代，出自和田。新疆丝织工匠，对发展我国的丝织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宋元时期，维吾尔纺织工人创造了织金锦的新工艺，极大提高了织品的华丽程度，对我国各地都有影响。元朝政府曾把300余户织金锦的工人调往甘肃安化一带，设局制作。现在中国境内的丝路遗迹基本上是佛教文化及其信士的遗迹，对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旅客缺乏较详细的记述，特别是对穆斯林的商贸活动记载更少。其实，自唐以来，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也包括伊斯兰文化，丝绸之路上的旅客中，也有穆斯林的身影。伊斯兰教兴起于公元610年，比唐王朝建国早8年。公元661年，穆阿维叶创建了伍麦叶王朝，该王朝统治期间（公元661－750年），逐步征服了亚洲中西部的喀布尔、布哈拉、撒马尔罕。至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于公元752年（唐天宝十一年）征服了但逻斯，直至中国边境地带和印度河谷，中国历史上称之为“大食国”。征服者所到之处，推行伊斯兰化。但被划为大西域圈内的我国新疆，其时尚是佛教兴盛的地区。伊斯兰教传人新疆，始于10世纪初迁都喀什的喀喇汗王朝。第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是布格拉汗，从此伊斯兰教向东发展。至15世纪初，伊斯兰教才成为新疆占主导地位的宗教。

     据我国史书最早的记载，唐永徽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大食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公元644－656年）的使者来到长安并觐见唐高宗李治，介绍了大食国的情况，从此大食国使者往来不断，两国商贸非常兴旺。在长安的西市、东市，大食、波斯人开设的“胡店”、“胡邸”很多，销售着西亚、非洲的象牙、犀角、香料、珠宝。同时，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也在巴格达等地市场销售。百年后，即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大食与唐王朝在但逻斯川发生了一次战争，《通典》第185卷《边防类总序》的自注和《通鉴》第216卷“天宝十载”条说：“天宝中……高仙芝伐石，石国兵败，乞援于大食，高仙芝率军深人但逻斯城，与大食相遇，仙芝大败，七万众尽没。”对这次战争的曲直，史家已有评述，这里不再赘述。最重要的是唐王朝在这次战事遭到失败后承认了大食在中亚的兼并。不过，此后康国（撒马尔罕）、石国（塔什于）、曹国、安国、火寻、米国仍和唐王朝维持着以朝贡为名的商贸关系。

     大食与唐王朝发生的但逻斯战争，虽然唐王朝失败了，但由此产生的影响很大。但逻斯战争后大食人在被俘的中国人中发现了造纸工人。由于当时阿拉伯文化较发达，纸的用量很可观，他们遂在撒马尔罕（Samarkand）建立了造纸厂。用中国造纸术造纸，比用他们自己的造纸术所造的纸要好得多，受到大食人的喜爱。于是在各都市设厂造纸，供全国使用，并远销到欧洲。此后欧洲各地采用这种造纸方法造纸。中国造纸术的西传，不只对于大食和欧洲的造纸术引起了空前的改革，并且对于大食和欧洲的文化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被俘的杜环，还在阿拔斯王朝首都库法亲眼见到“绫绢机抒，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 茈；织络者河东人乐环、吕礼”。由于这些中国技术人员的传授，中 国独特的丝织技术同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开花结果，广为流传。


     这次战役中被俘的杜环住大食门年，于宝应初年（公元762年）才从海路回国。《经行记》就是他回国后写的。这本著作早已散佚，只能从杜佑撰《通典》所引，看到有关伊斯兰教义的记载。据《通典》第193卷《边防典》引：“（大食）一名亚俱罗，其大食王号暮门，都此处。其……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系银带、佩银刀。。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至殴击。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生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率士禀化，从之如流。法惟从宽，葬惟从俭。”“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原误“不”为“大”，今改），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惟饮酒，谚浪终日”。“从此（未禄）至西海以来，大食、波斯参杂居止，其俗礼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涂发”。历史学家评价这些记载，一是真实，二是客观，最重要的它是“对伊斯兰教义的最早中文记录”。 

     唐天宝后期，政治趋于腐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藩镇割据势力崛起。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冬，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以诛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叛乱，击败唐军，攻下洛阳。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进人长安称帝。同时，使其部将史思明占据河北十三郡地。玄宗逃往四川，肃宗在灵武即位。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正月，大食应唐的邀请，派兵同拔汗那（今费尔干纳盆地）兵、安西兵开人中国边境，助唐平安史之乱。唐朝集合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和回鹃、大食的军队15万人，于公元757年9月收复西京长安，10月收复东京洛阳。这是但逻斯战役后，大食在军事上帮助唐朝的一件大事。公元758年，肃宗在长安召见两国使臣时，回鸡使多己亥阿波80人，黑衣大食酋长闹文等6人，列阀门时争长，最后分左右两队，由东西两门同时进人宫城。可以看出，参加唐军克复两京的大食军队也不少。

     究竟有多少人呢？记载不详，有的说“数百人”，有的说“几千人”。对这支部队的去向，说法也不一致，大体上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这支部队曾在陕西大荔县南之沙苑留住。《旧唐书》记载肃宗还京，叶护辞归，奏曰：“回给战兵在沙苑。”《资治通鉴》记载：至德二年，冬，十月癸酉，叶护自东京至，上命百官“迎之于沪水东长乐驿。上与宴于宣政殿。叶护奏以军中马少，请留其兵于沙苑，自归取马，还为陛下扫除范阳余孽。上踢而遣之。”沙苑是皇室御马场。回给人当时并不信仰伊斯兰教，但留在沙苑的大食兵信仰伊斯兰教，故将伊斯兰教的信仰和生活习俗传给了回给人，到了明代，沙苑成为回回聚居区。第二种说法是，这支助唐平安史之乱的大食兵因吐著乘虚侵占新疆、河西，道路不通，可能从海路回归。《旧唐书》第10卷说：“至德三载（即乾元元年），九月癸巳，广州奏：大食、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适。”《通鉴》第220卷说：“乾元元年九月癸已，广州奏，大食、波斯围州城。刺史韦利见通城走。两国兵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白寿彝教授怀疑，这就是助唐平乱的大食兵所为。第三种说法见《中西文化交流史》，说这支大食军队以也门人为主。10世纪中叶波斯人阿卜杜勒•米撒尔曾游历中国，在他的《游记》中说，“有一处叫喀力伯国（Kalib）国境须经一月行程才能通过，有也门人的居留地，都是当年也门王（Tobbo）大军出征中国的遗民，使用希米雅尔字。又据麦斯欧迪（？－956年）的叙述，图伯特国（吐蕃）的人口多半是希米雅尔人，间或也有也门人（陀拔）的后裔。麦斯欧迪所说的图伯特是指吐蕃占领下的新疆和河西走廊，它和米撒尔的喀力伯国，大致都属于甘州回鹘的辖境。在张掖、酒泉一带，确有757年助唐讨平安史之乱的大食军队后裔侨居。”（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第336页。）这三种说法虽有些不同，但其中有不少穆斯林是一致的。

     阿拉伯人、波斯人在中国的商贸活动，主要依靠陆路和海道往来，这里只叙述陆路的交往。 当时，丝绸之路上形成的商业经济中心，有西亚的巴格达、中亚的撒马尔罕和我国的长安。特别是长安有9市、108坊、12大街，人口106万，与大食的经济中心巴格达并称世界第一。武威是当时河西的都会和贸易中心，张掖、山丹也是中外贸易重镇，敦煌则更是商贸和东西文化交流中心。来华的商人中，相当一部分是波斯人（波斯末代皇帝伊嗣侯的后代卑路斯于宋咸淳年间客死在长安）。公元679年，唐高宗使裴行俭护送王子泥涅斯回去，泥涅斯不得人国，客死在吐火罗。大概波斯还有些残余部队对唐朝有好感，到唐代宗时，还用波斯名义来朝贡，不少波斯人（主要是商人）居住在中国。史载波斯朝贡的使者仅从唐开元十年至天宝六年（722－747年）的26年中就多达十余次。他们大多沿着丝绸之路经新疆到甘陕等地经商贸易。


     宋代，河西为西夏所据，与中原政权对抗，丝路贸易时受阻塞。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商旅与中国的贸易活动逐渐转移到海路，陆路贸易不如前一时期兴旺，但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活力。这时西亚、中亚使节和商人沿灵州路或青唐路到中原进行贸易。河西丝绸商贸一度陷入凋敝。 到了蒙元时期，丝绸之路又重新崛起。成吉思汗西征前，曾在大漠南部和辽、夏等地，招纳450多人的穆斯林商贸使团，赶着驮有丝绸绫罗等贵重货物的驼队，与花刺子模（即回回国）通好，结果被骄横的国王摩河末所拒，并杀害了使团的穆斯林，于是激怒了成吉思汗，给中亚西亚各国带来了灭顶之灾。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统率20万大军，开始西征，凡是抗拒者都遭到屠城之祸，摩诃末败死，花剌子模国灭亡，被屠杀的群众数以万计，仅在中亚掳获工匠和兵士等多达20万。公元1235－1242年，以拔都为统帅西征，率军队25万征服斡罗思，侵人奥地利和匈牙利，击溃波兰和法国诸侯国联军，震动了西欧。公元1252－1260年旭烈兀西征，攻陷叙利亚首都报达（今巴格达），屠杀居民数十万。在40年之中连续西征三次，最后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被杀，宏伟的建筑被毁。蒙古四大汗国相继建立于西亚、波斯和中亚。从巴格达到大都（北京）的广阔地区，都是大元帝国的属地，商业贸易、文化交流更盛于前朝。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定都大都后，惟恐四大汗国危及皇权，遂广设戍边屯田兵予以监视和震慑。当时，军屯地区虽遍于西北各地，但其主要地区仍在现在的甘宁青，特别是河西走廊一带，而被签发来的回回军士则是屯田的主要成员。“回回军”中有中亚人、波斯人，也有阿拉伯人、维吾尔人和蒙古人等，他们是“西域亲军”中强有力的一支军队，在灭南宋后又将他们编人“探马赤军”，随后大多被派去戍边、屯田，执行着“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任务。由于在甘肃戍边屯田的回回人多，所以元王朝选派回回人兀伯都刺、麦术丁、哈散和哈珊等先后为丞相，统管甘肃，并任命回回人负责屯兵屯田，“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以忽撒马丁为管理甘肃、陕西等处屯田户达鲁花赤，督斡端、可失米尔工匠千五十户屯田”。“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以甘肃旷土赐昔宝赤、哈散等。俾耕之”（《元史•世祖纪》）。元成宗“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自六盘至黄河立屯田，置兵万人”。（《甘肃通志》）到英宗时，为了体恤屯田回回，于“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免去甘肃回回屯戍河西银税”（《元史•英宗本纪》）。这时甘肃不仅有大量的回回屯田兵，而且随回国官吏而来的部属也为数不少。《甘肃通志稿》记述，“这是回回人居甘肃之始”。当然回回先民定居甘肃，并非始于此时，但穆斯林大量定居甘肃戍边屯田确是始于此时。


     蒙古四大汗国相继建立后，西域很多部落小国完全灭亡，交通往来自由。同时，元中央王朝出于军事与政治的需要，又大辟官道，设驿站，置守备，商旅之危困为之减少。于是，东西交通大开，商贸频繁，迈逾前代。当时的主要通道，一为通过西伯利亚南部，经天山北路，到达和林及燕京；一为经天山南路人甘肃陕西至内地。在商贾中以回回资本为最著，势力也最大，他们寄居甘肃各地经营商贸者屡见史册。所以，元代除落居甘肃屯兵屯田的回回军士、回回官吏和他们的部属外，经营商贸的穆斯林商贾也是定居甘肃较早的一部分人，后来他们也成为甘肃回回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甘肃回族民间至今保留的一些语言痕迹看，他们的先民中以波斯人居多。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