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南京是中国伊斯兰教近代转型的中心之一清末民初在全国兴起的伊斯兰新文化运动,是以北京、南京“两京”为中心展开的。北京的情况,笔者已在《北京伊斯兰教研究》一文中以中国伊斯兰教

    近代转型的角度进行了一定研究,本文也采取这一角度。

　　二、伊斯兰教传入南京

　　伊斯兰教传入南京,可能在元代之前,但确切是元。可能在元代之前,但具体说来又有以下可能。可能是唐。理由有二:一是按有些人的说法,州即今南京,唐时也是“番客”蜂拥而来、足迹遍及地之一①。二是在唐及唐之前一段时期,南京与周边的扬州、苏州、镇江等城在行政区划上常有交叉,致使伊斯兰教的传入亦会有交叉。上文已论及伊斯兰教唐时传入扬州,苏州也可能是唐时已传入伊斯兰教的一个城市。南京按此道理推论,也当有唐时传入可能。 可能是南唐。理由亦有二。一是宋代陆游著《南唐书》卷十七“杂艺方士节义列传第十四”及清代钱塘吴仕臣撰《十国春秋》卷三十四“南唐二十”均有“耿先生”(为一女道士)一节,内有耿用“大食国进龙脑油”、“烧麦粒成圆珠”或“调酒服,香气连日”的内容。二是《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第13页云:1950年在南京城南郊祖堂山发掘南唐两代国主李、李 两座陵墓时,出土有深目、长须的俑奴这些俑奴“从形状看不像长江流域的汉人,却同西域地区的‘胡人’相类。更有意思是在发现的一些男俑中,有一种头戴小帽,脸上有皱纹,颔下有长须,穿长 袍,双手露出袖外叠置胸前,乍看下去,简直如正在礼拜的穆斯林”。可能是宋。理由亦有二。一是按民国年间石觉民的调查,南京大丰富巷清真寺“创建于宋朝。后被火焚”。今为“新建”,“宋代古松仍在”[1](此寺有“一棵松礼拜寺”之称)。二是宋,特别是南宋,随着江宁成为宋之“陪京”,商船往来、市场繁荣,不太可能不吸引一些穆斯林随宋室南渡而来。可能是金。理由有一。即《洪武京城图志》之 “聚宝山”条云:“聚宝山,在聚宝门外,雨花台侧,上多细玛瑙石,因名聚宝山。金置钦天回回监于此。然这四种可能,证据都欠有力。尚需进一步探求。说伊斯兰教元时传入南京,却有充分根据。根据之一是:按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回回沙碛”条有“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的说法推论, 集庆路(即今南京)作为二级政区---路的治所和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等多个元朝廷派出机关官署所在地,不可能没有一定数量的回回即穆斯林。根据之二是:元至正三年(1343年)集庆路医学教谕陕西张铉撰有《至正金陵新志》,内有两组材料确切说明集庆路在元时已有一定数量的穆斯林。

　　第一组材料为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建康路(即后之集庆路)抄籍户口色目户(或色目人户)、特 别是回回人户。即在城录事司(即路治所所在地区)北人户中色目户一百四十九,口二千九百一十九;上元县北人户中色目户一十七,其中回回人户一;句容县北人户中色目户一十一,其中回回人户二;溧水州北人户中色目户六;溧阳州北人户中色目户一十九[2]。鉴于色目人户中当有一定比例的回回即穆斯林,此组材料则表明有一定数量穆斯林无疑。

　　第二组材料为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至至正三年(1343年)行御史台等官署官员题名。在这上千数的题名中,阿老瓦丁、阿里马、马合麻、亦剌里、海鲁都、沙的、高克恭等7位在《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之“元代建康(集庆)路主要色目回回官员”表中有列,萨都剌则多位学者(如陈垣、林松、白崇仁)肯定其为“回回人”,亦思马因、忽都鲁列、忽辛、马哈麻、兀马儿等5位因已注明系“回回人”或“回回氏”当无疑是回回人。而沙班、买住丁、穆八剌沙、捏古伯、道剌沙、伯口、沙不丁、八十、答失蛮等9位注明是“阿鲁温氏”(或“阿里温氏”),黑邸儿、俺都剌蛮、上都3位注明“哈儿鲁氏”(或“阿儿鲁氏”),也当是回回[2]。这样就有25位系回回。如果按《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的“元朝南京回回官员”表,或按白寿彝《回族人物志》(元代)附卷之三“姓名录”,那就更多了(最多被说成有84位)。鉴于这已说明元代南京已有一定数量的回回官员,多计算几位少计算几位就无关紧要了。然南京元时估计有多少穆斯林,却也有必要尽可能涉及一下。以在城录事司范围色目户中有一半左右系穆斯林也即回回计算,这里当有穆斯林数十户,上千人。不算少了。

　　上述一个推论、两组实证数字合在一起,当可说明南京元代已属有伊斯兰教传入的城市。然像不承认伊斯兰教元之前传入南京有些说不过去一样,仅凭有一定穆斯林定居民来标志伊斯兰教的传入终究也有点勉强。不过我们也只能尊重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