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个本不足取信的数字，却得到教内外、国内外的广泛承认。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主要原因是在搞不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当年的穆斯林上层大都沿用此说。除了上边提到的王浩然、马松亭两位宗教大师外，诸如王静斋、唐柯三、王曾善、马坚、庞士谦、白寿彝、纳忠、薛文波、马天英……等穆斯林学者，在他们的文章，讲话中也毫不例外。这些穆斯林精英德高望重，他们的一言一行不仅能够取信于中国的广大穆斯林群众，而且在整个中国社会，乃至在国外都会产生影响。其中以出版严谨而闻名于世的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演绎出“4800万”；1931年颇有影响的埃及《金字塔报》沿用“5000万”之说就是例子。总之，受教内外、国内外舆论的误导，长期以来，这个本不足取信的数字却成了“定论”。当然，造成这个流行错误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年的中国政府对穆斯林人数未曾、也不可能进行全国范围的统计。另外一个原因是历史上曾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加上穆斯林分布地区很广，在全国所有省份均有穆斯林居住，“几乎没有一个县没有，可靠的说法是三分之二县都有”[5]，这就容易给人一个穆斯林人口众多的错觉。在这种情况下，穆斯林人口即使被夸张到“5000万”也容易被人们接受。

　　　　穆斯林人口被夸张的缘由

　　为了解释穆斯林人口被夸张的缘由，1980年，以科威特《阿拉伯人》杂志编辑主任身份前来我国访问的埃及学者法赫米·胡威迪说：“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少数民族，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一般都作为‘隐私’而被隐瞒。因此，有的国家根本不进行人口统计，有的国家虽进行统计，但却隐瞒全部或部分统计结果。还有的国家缩小少数民族的人口数目。凡此等等都会导致少数民族夸张自己的人口数目。”法赫米先生谈的少数民族人口被隐瞒的情况在其他国家不能说没有，但这种情况在中国并不存在（不存在的原因，本文下面会提到）。不过法赫米·胡威迪先生所说“少数民族夸张自己的人口数目”这一点是普遍现象。因为中国穆斯林作为一个少数群体，希望自己人多势众是人之常情。

　　无可讳言，在没有精确统计数字的情况下，穆斯林人口的被夸张反映出：为了争取民族地位，当年的穆斯林希望自己人丁兴旺，这种思想倾向可以从纳忠教授与法赫米先生的谈话中得以证实。他说：“以前，中国穆斯林人口多有夸张。这是事出有因的。30年代，我在埃及留学时也曾夸张过（穆斯林）人口。当时我们受国民党的压迫。在国外，为了把我们的呼声传给伊斯兰世界，并得到伊斯兰世界的救助，我们就宣称中国有5000万穆斯林，有时还说有6000万穆斯林；在国内，我们希望得到与这个数目相称的职位和席位。”纳忠教授接着说：“以我的家乡云南为例，过去认为有200万穆斯林。其实当时远没有这样多。现在也还不到50万”[6]。至于李谦先生的“9000万”之说则距离事实更远。但它同样反映出当时的穆斯林希望自己“人丁兴旺”的倾向。

　　尽管李谦先生的“9000万”说更能迎合当时穆斯林的心理，但却从来无人青睐。之所以是这种情况，当然是“9000万”这说太邪乎，以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另外，如果我们简单了解一下李谦其人其事，就可知道其言不足取信了。据穆斯林学者庞士谦先生介绍，李谦（回族穆斯林）本来是民国总统袁世凯卫队里的无名小卒，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当上了新疆回部驻京代表。“但他自从获得这个名义之后，就大事活动，以五族共和为号召，向各方请愿，要求议员应按全国九千万回教人之数目，平均分给我们，蒙藏部应改为‘蒙藏回部’，李对教内外皆如此呼号，但是无人响应。当时在北京的官员，如马龙彪、马邻翼、马福祥等，皆认为这位不学无术的人胡乱讲话，躲避之尚且不暇，如何能来帮他说话。一般回民就更谈不到了”。[7]

　　穆斯林的人口虽被夸张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但这种倾向并未在国人中引起争议。究其原因，一是这是个既无法肯定又无法否定的棘手问题，同时也反映出20世纪前半叶，中国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尽管当年中国究竟有多少穆斯林，一直是个未知数，但穆斯林中对已形成气候的“5000万”之说提出置疑者已不乏其人。就连当年的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也从来没有相信过中国有5000万穆斯林。在1939年，他曾说：“过去有些人说过，回教的教胞人数五千万，其实此数确实与否，谁也不敢肯定。不仅我们回教教胞确实人数没有确切的统计，就以全国的人口而论，虽然大家都说是四万万五千万，可是也没有经过缜密的统计。”[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