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估计数字

　　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里，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究竟有多少？解放初期，尽管国家对穆斯林人口也还没有进行过统计，但有关方面根据相关资料，曾提出了一个估计数字。如当时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包尔汉，于1952年10月18日，在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各国伊斯兰教代表招待会的讲话中说：“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有1000万左右，包括十个民族，即：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东乡族、撒拉族和保安族十个少数民族”。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权威人士首次在公众场合公布的穆斯林人数。现在看来这个估计数字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尽管这样，据参加招待会的伊拉克代表卡季姆·赛马威先生（著名诗人，1979-1980年与笔者同过事）说，这个数字曾在与会的穆斯林国家代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好在这些代表大都是支持新中国的和平友好人士，虽然他们中也有人对这个数字提出置疑，但经过说明，并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但当周恩来总理于1955年4月，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宣布“中国的穆斯林有1000万人左右”时，这个数字在与会者中间引起的反响更是强烈。以致一些仇视新中国的西方记者借机发难，极尽攻击新中国之能事。他们甚至造谣说：“中国穆斯林过去有5000万，被共产党杀掉4000万，现在只剩下1000万了。”由于受敌对势力反宣传的影响，加上“1000万”这个数字与过去某些被大大夸张的估计数字不成比例，许多国际友人对官方公布的这个数字抱怀疑态度，是正常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虽逐步有所改变，但穆斯林人口对相当一部分国际朋友来说，仍是个疑团。直到1980年，笔者随中国穆斯林代表团出访期间，仍有许多朋友与代表团探讨中国的穆斯林人口问题。在阿布扎比，当代表团团长沈遐熙介绍说“中国大约有1300万穆斯林（即原先说的1000万＋到1954年全国户口普查为止自然增长的300万，请参见第3表）时，阿联酋《伊斯兰灯塔》杂志记者阿卜杜·范塔哈先生感到非常惊讶。事后他在该刊1981年第1期发表评论说：对这个数字‘我们要打个大问号。革命前（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穆斯林已经超过4000万。现在中国人口已高达10亿，为什么穆斯林的人口下降到这个地步？”而另一些国际朋友基本上同意官方公布的数字，但仍有疑问。如1980法赫米·胡威迪先生访问中国时，曾与我国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探讨过中国穆斯林人口问题。这位在阿拉伯世界颇有影响的埃及学者，在其所著《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书中写道：“在北京的宗教事务局（即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本文作者注），我试图了解一下官方对（穆斯林人口的）估计数字。该局局长肖贤法（部长级）对我说：（中国）对各宗教信徒的人数，没有精确的统计。信仰藏在心里，是无法进行统计的。但在学术论文和宗教事务专家那里有个接近、肯定的估计数字。”他讲：“据我们估计，1980年中国穆斯林人口大约有1300万人。”尽管法赫米·胡威迪对解放初的“1000万左右”之说，没有像阿联酋记者阿卜杜·范塔哈先生那样提出置疑，但他对10多年后的“1300万左右”之说却有保留。理由是既然全国人口已从1954年的6亿多人，上升到1980年的9亿8千多万人，那么，按全国人口50%的增长比例增长，穆斯林人口应从1954年的1000万增长到1980年的1500万才对。如果说穆斯林人口到1980年只有1300万左右的话，他们的增长比例仅为30%而已。这就有了漏洞。一方面是全国人口的增长是一个比例，穆斯林人口增长是另一个比例。这是不合逻辑的。另一方面是穆斯林人口的繁殖率在世界范围内都高于非穆斯林。何况是中国的资料显示计划生育在穆斯林社会相对宽松或就没有执行呢。法赫米·胡威迪先生说：“从逻辑上讲，穆斯林人口即使不比全国人口的增长比例高，至少也应该与别人有同样的增长比例。那么，他们的人数无论如何也不应少于1500万。”国务院宗教局局长肖贤法说：“我对你的逻辑推理和结论没有异议，因为我们对宗教信徒的统计并不精确。只是个大概数字而已。”这时在座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原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张秉锋先生说：“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说‘中国穆斯林有1000万左右’，并没有说‘1000万整’，这就有可能是800万或900万。”张老含蓄地表明解放初期的统计数字可能有一、二百万人的误差。笔者认为张老的解释可以成立。因为1980年的穆斯林人口数据，比1954年全国登记的数据应当更接近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