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风起兮云飞扬

（文\君悦）

（一）

    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骄躁满溢、浮华丛生的夏天，我会如此向往那片草原——祁连托莱——库库淖尔（蒙语：青海湖）以北的草原。

    原因到底是什么？

    唯一能确定，“喂马劈柴”海子式的浪漫，或“采篱南山”式薇式的逸兴，与我的向往无关。

    当七月，骄炙的日光开始熨烫大地的时候，托莱草原迎来了一年中的黄金季节，我也决定启程了。

    天边奔泻而来的草的绿，邈邈浩浩的天的蓝，掀波翻浪的云的白，草原毫不吝啬地将最鲜澄的色彩泼洒在了我的眼前。

    这里实在是阒静极了，安谧极了，旷阔极了——

    天穹苍苍、四野茫茫、群岫遥遥，感官上过分的疏朗，一种恍惚感遽然而生：那一排四方四正的瓦房里，真的生活着张承志先生所指的、神秘的“元代活化石”、蒙古后裔托茂人吗？一个区区两千人的族群，有什么魅力能让先生久久伫足、久久凝视、久久沉思呢？

    但我清楚地感觉，草原和我之间确确实实横着一道无从跨越的渊壑。我只能这样，和草原互投着陌生的目光，彼此缄默。

    突然，一只矫健的雄鹰闯入了视野。此刻，这只勇搏九霄的斗士，一定正引着某个逝者的灵魂，挣脱尘世的繁缧，奋力飞向自由美好的腾格里（蒙语：天）吧？孤独的草原、孤独的苍鹰、孤独的逝者，孤独的是这个世界，还是我们的个体感受。

    一阵肃冷后，又是一阵温煦。

   广袤的草原虽拒绝了我近距离的揣摩，但却大度地包容了我无边际的忖想——无论是腾格里，还是天园，有信仰的人在走向最终的归宿时，是不会有恐惧、不会有忧愁，更不会感到孤独的。敬畏和顺从铺就而成的路，永远都春暖花开。

    日影在逐渐拉长，时间在悄然流逝。太阳疲惫地倚在祁连山脉的峰峦上，薄薄的烟岚在草间漾漾荡开。祁连大大家（大大：青海方言，伯伯的意思。祁连大大是一位相熟的长者。一直以来，我都误认为他是个生活在藏区的回族。后来才知道，他是托莱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的蒙古托茂回回。据说，总是爽然一笑、却言少语秃的他在草原上极具威望。无论蒙古人、藏人还是回回，都会尊他一声“王爷”。可在我感觉，他就是个信仰笃诚、重诺守信、可亲可敬的邻家大大）的炊烟在岑寂的草原，袅出几缕人间的气息。牛羊该归圈了吧？炉上的奶茶该炖好了吧？喷香的手抓该煮熟了吧？

    一种古怪的想法兀自闪过，在温热的大泥炕上，在牛粪炕烟的蒸熏中，今晚飙在草原的夜风，能否向我咽诉，浸冷了七个世纪的托茂人的悲怆秘史？

    再一次，我面朝暮色渐浓的草原，满怀期待……

    七百多年时空的跨度，三千八百米的海拔高度，几千公里草海的宽度。生活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所属的海晏、祁连两县的托茂人的一切，都迷一样的深、迷一样的广。古今民族史学界对谜底的唯一共识显而易见的偏于浅薄，又暧昧难明——“托茂原为蒙古族中信仰伊斯兰教的一支”。但他们为何被称为托茂？何时皈依了伊斯兰教？对此，民族史学界至今各持己见，噪聒个没完——

    一说，“托茂”是俄罗斯境内一个叫“托合乃”地名的变音。托茂家人的祖先原是俄罗斯草原上，讲蒙古语的游牧民族。因不堪沙俄统治者的暴虐，他们族中的一部分人从俄罗斯的托合乃徙到了中国青海；

    一说，清同治年间，爆发于陕、甘、宁、青的回族起义，遭到残酷的镇压后，陕西白彦虎部经西宁走往河西走廊、新疆。在经过青海境内时，前有当地蒙古王爷部队的猛阻，后有左宗棠部队的穷追。求存是唯一能做的选择——精壮士丁走险新疆，老弱妇孺迫降可鲁沟贝子。后蒙古托茂公王爷几经交涉，将部分人要回，逐步与当地蒙古人通婚，血脉相沿。正因为托茂人既有蒙古族血统，又有回族血统，并长期生活在蒙古族中，系蒙古王爷部。所以风俗习惯同于蒙古族，宗教信仰却属伊斯兰教。因此学者习惯地称他们为“蒙古回回”，即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

    一说，“托茂”均为“土麻”、“秃满”、“秃马”的汉文不同异译。他们原为蒙古草原突厥语部落。1206年，成吉思汗在哈拉和林组建他庞大的“大蒙古帝国”之后，这支突厥语部落由斡亦刺（即瓦刺）部首领所降服，秃马女首领即嫁给斡亦刺部首领。合并之后还是由斡亦刺首领统领，成为初期卫拉特联盟成员之一，游牧于中国西北部草原。元初，蒙古帝国内部的信仰结构趋向了多元。伊斯兰教的墨绿新月旗下，聚拢了多达三分之二的蒙古人。尽管史学界对这一数字三缄其口。但历史的真实，不容许任何包藏祸心的规避，和傲慢无礼的隐晦。
当然，这股飙劲的皈依风也刮到了斡亦刺各部，他们中有部分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因秃马部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最众，斡亦刺各部的穆斯林均被称为“秃马回”，久而久之，简化为“秃满”、“土蛮”、“秃麻”。在时间湍急的冲淘下，在多民族语音的辗转中，“秃满”音转为

    “托茂”被载进了汉文史籍；
对史学界的不同声音，我们是否该宽容些去听呢？蜉蝣一生的人，能瞻窥的历史毕竟有限。但

    我们的宽容拒绝任何形式的恶意杜撰和蓄意隐瞒。

    史料拼出的托茂人的地图留有太多太大的空白。

    正当我怅然若失的时候，手臂上，被托莱草原的骄日灼烫过的皮肤，突然隐隐作痛。这痛有些突兀，真实可感。那是一种无法解释、也解释不了的冥冥。一切都豁朗起来、澄亮起来。是的，能诱人深沉的，不是枯槁死僵的史料，而是如镂如刻的体悟。

    风吹，草低，托茂人的历史图景豁然铺呈。

    他们，是蒙古突厥人，偏偏选择了伊斯兰教作信仰的根；他们，是伊斯兰教徒，偏偏固执着策马啸风的游牧秉性。这样一个特殊的族群，势必被视为异端，挣扎在大中国、大传统、大民族的边缘。

    暴露易招灾难，迁徙只为求存。托茂人都清楚地明白，且恪守这属于异类的生存法则。
几方牛毛毡房，几头羸瘦的牦牛，几辆锈旧的牛车，身躯佝偻的老妪、父亲大袍里酣梦的幼儿、吆着牛赶着羊的少妇……从天山牧场到苏勒草原；从阿拉善草原到托莱草原，崇山峻岭的奔徙，餐风饮雪的颠沛，只为寻得一个生存的罅隙。这片雪地埋葬了饿死的母亲；那片草海掩埋了罹病的儿子。没竖一块石碑、没做一个标记，但怎能遗忘得了呢？亲人的坟茔是筑在记忆里的、是垒在心头的。继续走，朝着下一个牧场，向着下一片草原，继续走。没有悲、没有怨，有的是更加坚挺的脊梁、更加桀骜的性情。什么？放弃信仰就可以居留？信仰是什么？是淙淙在体内的热血，血冷了，血枯了，血浊了，人还能活吗？况且，后世的长久和今世的苟安，哪个贵重，哪个微薄？仰天一笑后，坦然领受养主安拉的前定，径直朝前走，留给世人一个岿然的背影。

    这背影为何似曾相识过？我极力在历史的记忆里搜索——

    是明成化时期，斡亦刺部分离出来的“土满”部千户土司满四吗？因不满地方官的横征暴敛，率部掀起了石城抗暴斗争。明王朝震惊了，五万明军倾扎在石城城下。半年后，因满四亲信杨忽里的倒戈，轰轰烈烈的石城起义才被镇压。满四被押解京师，部众被残酷缴屠。幸存的“土满人”四处避难，最终融在了周边的回族里。

    是清光绪年间响应河湟回民起义的首领茶根吗？清政府命青海蒙古军镇压河湟起义。而青海蒙古军的主力是精火器、善骑射、矫勇的托茂人。托茂人断然抗拒了这一同根相煎、手足相残的命令。同时也抵制了蒙古王公“放下武器，不参加起义”，“改变宗教信仰，信奉喇嘛教”的“善意规劝”。聚族迁出柴达木盆地，摆脱蒙古王爷的控制。在其首领茶根的率领下，举族汇聚到河湟穆斯林反清起义的大潮中，与回族、撒拉族并肩奋勇战斗。最后，为了保护入新疆的一万余名起义军，茶根和回族起义军同赴清军兵营自首，要求不要伤害义军，茶根和起义军首领全部被害，起义军就地流放穷乡僻壤。

    濡满鲜血的背影也许不尽相同，或魁伟、或羸弱；或肥臃、或消瘦。背影下包裹的魂魄，是出其不意的相同——强权当道，从无媚颜奴骨；浊世面前，绝不同流合污。也难怪，草原青青朗朗的一方天地，肯盛纳的只有罡罡正正、清清白白的民族魂魄。

    其实，在青藏高原东部、在中国的西北角，这样特殊的族群又何止托茂人一族——

    西域高昌回鹘王朝的余晖蒙回冶上司人；西夏王朝的残烬藏回卡力岗人；中亚突厥人、成吉思汗后裔阿勒坛部族和山东反金起义的义军等多民族汇融的蒙回红毛人……这些被史学界称为“历史活化石”的族群，不管他们操何种语言，不管他们遗何种血统，不管他们秉何种习性；不管他们是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扒犁一粒生的苗种，还是在草原四季的更替中追逐一片盎然的绿，还是将“拉面文化”撒播到了中国的大江和南北。但，于十三亿拥拥搡搡的人潮中，他们依然能认同彼此——都是“回回”，没有丝毫的犹豫、没有丝毫的惑疑。
为什么？

    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文学家勒南畀予了解答：“一个民族是一个灵魂、一种精神原则；共同受苦、共同欢乐、共同希望——这些就是造成民族的东西”。

    这些生活在中国西北角的特殊族群，始终朝着同一个方向礼拜叩头；听从同一个声音“安朗乎艾克拜勒（安拉至大）”的召唤；为着同一个归宿而努力播耕不同的人生。他们承受过同样的不公，抒张过同样的血性，萌生过同样的希冀……他们都是走散在历史长河里的回回亲戚。
而且，如果我们逆他们的历史河流而上，会惊愕，它们居然都指向同一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