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之问

     大约两个月后，我被调到了活动室（文化活动与图书阅览室）。估计管教方认为我在大班里，不但没有被洗脑，反而影响着其他人，所以最好将我与其他人分开。

文化活动室里的娱乐活动，也就是劳教人员晚饭后下个棋或打个牌，周末放个录像什么的；图书阅览室里只有十几本书，已经破损得没法看了。活动室实际上已变成了值班室。与我同住的有两个人，一回一汉，大家相安无事。

这一段时间里，省里大人物经常来视察劳教所。用同屋的话说，自从我来以后上面来检查的次数比以前频繁多了，中队里打架斗殴的现象少了，管教们基本上不打人了，中队因风气变好还被评上了“文明先进”的称号。这不难理解，任何一个群体，大到社会，小到监狱，只要大家相互尊重、互相理解，都按明规则办事，潜规则就不会有市场。

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觉得这里的管教们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可恶。毕竟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并非天生的冷血动物。其实，人性本善，而习相远。共产党员里面也有好人，即使有一些坏蛋，如果体制能够作为保障，促使其发扬人性中善的一面，那么整个监狱乃至全社会的风气也会正的，邪就自然压不了正。

有时候我在想，伊斯兰虽然提倡人类大同无国界的理想社会（稳麦），但也承认国家存在的合理性。监狱作为国家的附属品，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人类社会，就是反映人性的社会，如果人人能做到用信仰维护人性中善的一面，都自觉地用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那么这种社会就不需要制定法律，更无需设监狱，甚至连国家都不需要。

但是人性中也有恶的一面，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而品质恶劣，道德约束对他们不起作用。对这种不自觉的人，法律制裁是应该而且必要的，尤其是那些以恶为乐、故意伤害他人的害群之马，监狱确实是必须的，否则体现不了社会的公正性。这样一来，执法部门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执法人员真正做到秉公执法，那他就像维护森林健康的啄木鸟一样，是为社会驱虫治病的良医和卫士，甚至是正义的化身。从一个正直的警察身上，人们可以看到“啄木鸟精神”。素有“森林医生”之称的啄木鸟，造物主赋予它一种可贵的精神，值得人类学习。据说一只啄木鸟每天大约敲击树干上万次，能吃掉1500多条害虫。无论害虫潜藏在树木中有多深，它都能把它从树干中掏出来除掉，从不退缩，从不放弃。而且，它一般会把整株树的害虫彻底消灭干净后才转移到另一棵树上，若碰到虫害严重的树，它就会在这棵树上连续工作几天，直到害虫全部清除为止。可以这样形容啄木鸟：它忠于职守，爱岗敬业，视天赋使命为神圣，兢兢业业，是世界上最能吃苦的鸟。啄木鸟精神就是：生命不息，捉虫不止。

如果执法部门缺乏监督机制，任由执法人员凭自己的好恶感觉行事，那么作为国家暴力机器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尽管对一些恶人能起到威慑作用，但是稍一不慎，容易对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这就像具有双刃剑性质的杀伤性武器一样，一旦用错地方，对人的伤害是致命的。一个国家在对国民使用暴力机器时，如果抱着像慎用核武器一样的态度，那么这个国家必然是一个得民心的健康国家。

然而，具体到劳教制度，我总觉得我们所处的位置不伦不类。在劳教所里，管教与被管教者的关系，就像在看守所和一般的监狱里一样，双方永远处于猫与老鼠的对立状态，前者从不与后者握手。要说我们是罪犯，却没有经过法律的审判程序，要说不是罪犯，可我们实实在在过的是监狱生活。对此，我一直想不通，便向管教借来法律书看，看完宪法又看刑法，最后感觉劳教制度既违宪又不合法理。

首先，劳教制度违反了宪法保护的人身自由权。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而劳动教养制度不经正当的司法审判程序，就剥夺了公民的人身自由，甚至剥夺了被劳教者申请辩护律师的权利。而且判定劳教的过程极不严肃，没有合法公正的审判，仅凭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就草率地剥夺人身自由的做法，直接威胁到公民的人身权利。劳教制度在历史上曾造成过被劳教的“右派”大批饿死累死的惨剧，在现实中也致使许多公民蒙冤受辱，成为当权者压制人们正当利益表达和言论自由、维护既得利益的残忍工具，致使权力不受监督限制而得以恣意妄为，随意限制、剥夺公民权利，甚至连批评所在地区的领导人、因冤情上访都可能导致被劳教，有的握权者甚至看谁不顺眼，就可以对将其进行劳教……，从而使这种不公正制度成为制造冤假错案的温床，最终造成权力自身腐败、社会生态恶化的严重后果。

其次，劳教制度与立法法与行政处罚法等上位法明显冲突。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

从法的效力角度来看，上位法的效力应当高于下位法。劳教制度所依据的法律，系国务院、公安部所制订的一种行政法规，显然应当服从于宪法、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等上位法。否则，便是违背宪法和公平正义的原则，是对国家法治的破坏！在立法权限上，中国的《立法法》明确规定，只有国家法律有权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规范，行政立法没有这个权利。

何况，行政处罚法的处罚种类中并不包括劳动教养；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是行政拘留，拘留期限不得超过15天，可属于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却长达1至3年，有的因在里面犯规而被延期到5年。犯了罪判刑，被判1年的，有时还可以缓刑1年。但没犯罪的，却可以因为劳教制度的存在，被限制人身自由1到3年甚至更多。这完全是对法律权威的嘲弄。

其三，从政治管理角度而言，劳教制度是中国的一大弊政。劳教的存在严重损害了刑事法律的权威，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由公安机关完全主导的劳动教养是典型的“警察罚”，打破了公、检、法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由于劳教委的常设机构设在公安机关，日常事务也由其处理，这导致了公安机关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程序设置缺乏起码的公平，使得被劳教者很难获得足够公平的救济渠道。很显然，这明显地违背了法治所应有的精神。劳教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对剥夺人身自由的裁决权应该给予谁，法院还是警察？如果行政处罚规定可以任意剥夺人的几年自由，那就变成了法院以外的警察也有权可以长期单方决定关人，这显然是不合法理的。

其四，劳教制度与国际公约无法接轨。依据国际公约精神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解释，所有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决定，必须通过正当程序并由法院作出判决。劳教违反法治，按照法治的要求，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人未经逮捕、审判都不能定罪，罪行应由法定。剥夺公民的自由，不经过法院审判，被劳教者不能请律师为自己辩护，所谓申请复议，仍然由公安部门一手遮天，这样的制度是世界法制史上罕见的恶政。因此，劳教制度是非法的。

这一段时间里，我接到了北京市劳教委员会对我申请复议的复议结果：维持原决定。

我对此不服，遂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北京市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违法。没想到北京方面很快派人来青海劳教所成了一个特别法庭审理此案，这一举动令青海方面感到很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