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希望伊斯兰学者以全球视野写一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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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15 16:30:43 【来源:】 点击:

 
       《财经》杂志近日刊登了专访易中天的对话内容。在采访中,易中天坦陈要“补充汤因比,挑战亨廷顿。”

        在“百家讲坛”成名的易中天近年来一直在“闭关”写作,目标是写出一套由他“一个人完成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史诗”。在写作中华史的过程中,易中天自己的意志也得到了贯彻,他沿用了“百家讲坛体”的形式,为读者解读“只有3700年”的中华文明历史。

        在易中天看来,汤因比对中华问题看不明白,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则是一个伪命题。
        易中天在专访中说:“我的中华史,可以跟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互补。他是站在西方立场上的全球视野,我是站在中国立场上的全球视野。他缺这个东西。
  
      希望将来还能有一位伊斯兰学者站在伊斯兰立场上以全球视野写一部著作。三大文明加起来才是一部真实完整的世界史。”

         易中天还认为文明是液态的:“文明是液态的,可以交融、可以混杂、可以流动蔓延。文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如犹太文明一样,井水不犯河水,像油一样。犹太人就像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油珠子。其他的文明,奶、酒、水,都是可以交融的,怎么叫冲突呢?”

        易中天:“我要补充汤因比,挑战亨廷顿!”

以下为《财经》杂志对话易中天的专访内容。

      “文明不冲突,野蛮才冲突”

       《财经》:与西方现代文明比起来,中华文明似乎很特别。如果放在世界文明的背景下来考察,中华文明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有哪些独特性呢?

       易中天:中华文明是世界主要文明中的一种,也是最特殊的一种。就好比是一个妈生了一群孩子,但长得跟谁都不像。为什么?问上帝。看完36卷就知道了。

       从原始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或者从氏族部落过渡到国家,中国没有像希腊人那样炸毁氏族部落模式,而是把氏族部落的模式放大为国家。还不要紧,在西周封建时代没什么问题,那是个好时代。但西周封建制度不能维持。所以到了春秋,就礼坏乐崩了,这是三级封建制度里,最低级的大夫首先开始膨胀了。这个轨迹可以形容为“小鱼吃大鱼”,大夫架空了诸侯。晋国一开始是六家,然后自己兼并为三家,然后三家分晋。

         我发明了一个词,“逆发展”。本应是周天下最大,然后是诸侯的国,再后是大夫的家,这秩序就井然了。但下面的大了,把中层干掉了,然后中层又把上面的干掉了。层层取代,然后就成了战国了。变成战国以后就要打出一个老大来,就变成一统天下、家国一体了。

      《财经》:在人类文明混沌的初期,各大文明都很相似。可是中华文明在形成国家以后,就和其他文明分道扬镳了。原因是什么?

      易中天:分道扬镳可以理解为原因,也可以理解为状态。图腾,在埃及变成神,在罗马变成法,在我们中国变成祖宗,形成了家国一体的体制。巫术,在印度变成了宗教,在希腊变成了科学。但在中国,巫术既没有变成科学,也没有变成宗教,变成了礼乐。

      巫术在中国为什么变成了礼乐?现在回答不了。如果要说的话,是文明的意志,是上帝做的试验。当然可以从某些角度讲我们是大陆农耕文明。但是不好讲。因为埃及也是。为什么图腾在埃及变成神,在中国变成祖宗了呢?

         但正因为在中国,巫术变成了礼乐,图腾变成了祖宗,所以才有了周代人的家国一体的一整套东西,才有了今天中国的一整套东西,以及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至少这个关系链是明确的。

        《财经》: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把世界分为26种不同的文明。你对此有何看法?

         易中天:汤因比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不再把世界史看作国别史而是世界史,这是他的创见。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写了40年,后面的东西和前面不一致,因为在后面研究过程中会发生变化。这是自然的、正常情况。

         但汤因比的问题是,他是“西方中心论”者。他尽量客观、公正地评价,但他这个观念与生俱来。这也不完全是骨子里的优越感,是上帝把他放在西方世界了。任何人看世界都以自己为中心画圆圈的,这不是问题,这是必然的。

         所以,在汤因比影响下的一批历史学家,对中华问题是看不明白的。中国人看西方世界反倒比西方人看中国更明白。就因为西方现代文明崛起之后,我们中华走下坡路,他们在上升。这种历史方向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乾隆皇帝感觉非常良好。1792年,就在奥斯曼帝国割让克里米亚的同一年,乾隆皇帝完成了他的“不朽著作”《十全记》,炫耀他的十全武功,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的甲午,打醒了。此时,我们才不得不认真研究西方。

         西方很先进,就不会认真研究中国。所以他们看我们看不明白,虽然我们也是站在我们的角度看世界,但我们看得更清楚。因此,要写一部全球视野的中华史,只有中国人才能完成,这是西方人不可能完成的。西方人对中国永远是有隔膜的,但不能说有偏见,说有偏见是不合适的,不一定有主观故意。

       《财经》:也就是说,你写作中华史,是受到了汤因比的启发?

        易中天:我的中华史,可以跟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互补。他是站在西方立场上的全球视野,我是站在中国立场上的全球视野。他缺这个东西。希望将来还能有一位伊斯兰学者站在伊斯兰立场上以全球视野写一部著作。三大文明加起来才是一部真实完整的世界史。

        《财经》:对于三大文明各自的核心特征,你有没有一个概括的看法?

        易中天:伊斯兰文明的秘密是政教合一,中华文明的秘密是家国一体,西方国家的秘密是主权在民。

       《财经》:你怎么看待文明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当今世界主流的三大文明: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关系?美国学者亨廷顿就主张“文明冲突论”。

        易中天:亨廷顿,我不太认同。文明就是文明,怎么会冲突呢?文明不冲突,野蛮才冲突。

        我认为文明是液态的,可以交融、可以混杂、可以流动蔓延。
      
        文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如犹太文明一样,井水不犯河水,像油一样。犹太人就像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油珠子。其他的文明,奶、酒、水,都是可以交融的,怎么叫冲突呢?

       文明的冲突背后是利益冲突,以及文化心理的冲突。比如,伊斯兰文明曾经很牛过,当年很强大。我们走下坡路的时候,他们新月东升。西方上升的时候,伊斯兰是失落的。和西方比硬实力、软实力都比不过,还被西方欺负,就引起反弹,伊斯兰极端分子、人肉炸弹都是逼出来的。所以“文明的冲突”是个伪命题。我要补充汤因比,挑战亨廷顿。 

如何重建文化的自信?

        《财经》:对比西方文明,现在有一些说法经常被提到,比如中国人“信仰缺失”“没有宗教、没有信仰”。宗教和信仰究竟意义何在?

        易中天:宗教是以信仰为中心的一整套价值系统、观念体系和行为准则。信仰则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地相信”,比如上帝或真主。这样的存在,不属于自然界,不能靠科学实验来证明;也不属于人类社会,不能靠日常经验来证明。没办法,只能“信仰”。所以德尔图良大主教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

        中华文明的确与众不同,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但宗教和信仰非常重要。人类为什么要发明国家,创造文明?目的无非是:安全、自由、身份认同。宗教和信仰,恰恰就能实现这些需求,甚至比国家做得还好。神的保佑和庇护,给人安全感;心灵与上帝或安拉同在,给人自由感;基督徒或佛教徒的名义和名分,实现身份认同。难怪全世界的穆斯林都要誓死捍卫“唯一的真神”和“最后的先知”。非如此,他们不能安身立命;非如此,他们不知此身何属。

        《财经》:几千年来中华文明持续演变,其中是否有清晰的轨迹可循?

         易中天:从政治制度的角度讲,周分权、秦集权、明专制、清独裁。当中汉唐宋元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它们是集权还不专制,是逐渐从集权走向专制。到明朝就彻底专制了,标志就是皇权至上,完全没有制衡。汉唐宋元宰相是可以驳回皇帝的意见的。明朝就皇帝一个人讲了算,董事长兼总经理。

       文化精神方面,商周用眼睛看世界,春秋用脑袋思考世界,汉唐用心胸,宋元是有心无胸,明在裤裆,清在膝盖。时代精神是等而下之,每况愈下。但是有起伏跌宕的,有起伏反弹的,有波动下降的。先秦和汉唐是两个高峰。清代康雍乾盛世,回光返照向上升了一下,然后就下落得更厉害。

      《财经》:你所描述的文化精神的变迁,说明了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一代不如一代”。尤其是作为精华的部分士人风骨,似乎“一路下跌”。

       易中天:在西周分权制度下,有一个名义的天下共主叫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实周天子没有产权,产权只在周国那一小圈。天子以下,诸侯大夫都有自己的领地。对他们名下的土地有产权,对土地上的人们有治权。只有士没有。士就变成了毛,需要附在皮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那时候皮多,可选择的余地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是自由的、独立的,也是平等的。

        到了秦汉以后,皮剩下了一张。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只能依附在那一张皮上,就开始丧失独立性了。大一统之后,是开始丧失独立性,但是还有一个过程。科举制度是个拐点,但也还没有完全丧失。明代就斯文扫地了。明代的士大夫是可以被拖到午门外公然脱掉衣服打屁股的,叫廷杖,非常惨。

       唐代宰相是坐着的,是三公坐而论道;宋代是站着的;清代就是跪着的。当中波澜壮阔、起伏跌宕,士人风骨就是在此过程中一点一点地丢掉的。

      《财经》:现在有两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中华文明开始就是优越的,只是中间出了点小差错而已;另一个是中华文明从源头就埋下了落后的基因,和西方现代文明比是劣等文明。前者提倡文化复古主义,后者则被称为“历史虚无主义”。

        易中天:这两种说法,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第一种号称有国学、自己很牛,但你为什么落后挨打呢?儒家伦理那一套,孔夫子时代2000多年前都没实现的东西,今天说能实现,那是胡扯。第二种,如果说中华文明一开始就是劣等文明,那怎么会有先秦诸子和汉唐盛世呢?解释不通。

        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中华文明也确实与众不同,它有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既是优点也是缺点。当年出现先秦诸子和汉唐盛世,是优点起作用的结果。后来走下坡路、落后挨打是缺点起作用的结果。这是个事实。

        所以我们需要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中华文明的特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前期是优点突出,后期成了缺点突出。这就是我现在要做的事情了。这真的是研究完成之后才能看清楚。

       《财经》: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作为两种极端,表现相反,但共通之处却都是对自己的文化、历史没有正确的认识,可以说都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今天的中国应该如何重建自信?

        易中天:如果很自信的话,就没必要拿出来说了。真正有钱的人都不摆阔,摆阔的都是暴发户。比方说,北京什么时候自称过“大北京”?但谁敢小看呢?但日本从来都自称“大日本”。自信的人是不需要,不必说自己阔多了,也不会说自己一塌糊涂。这确实是文化不自信。

        如何重建呢?只有从头到尾捋一遍,弄清楚来龙去脉。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回顾、探寻、梳理和重新讲述,任何一种自信都叫做盲目自信。这就是一个照镜子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看作另外一个人,然后完全超功利地、客观地、冷静地去看待,是即是,非即非,该否定的否定,该存疑的存疑,该反思的反思。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立的自信才是真正的自信。有此自信心,我们便可以坦然面对世界、坦然面对未来、坦然面对自己。



责任编辑: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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