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敞怀 新月高悬 （上）
唐荣尧
2012年8月，笔者沿着传统的陆路丝绸之路来到了陕西西安，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笔者伊斯兰文明之旅从帕米尔高原一路行来的终点。在这里,笔者将探索伊斯兰文明与古老长安文化的相遇与融合——
阿拉伯帝国39次遣使来唐
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史籍《旧唐书》中记载：“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国始遣使朝献。”这里说的大食，指的是阿拉伯帝国伍麦叶王朝，由于其民众衣色尚白，我国史书中一般称为“白衣大食”。后来，伍麦叶王朝被阿拔斯王朝所替代。阿拔斯王朝民众衣色尚黑，被我国史书记载为“黑衣大食”。
《旧唐书》里记载的大食遣使来唐活动，拉开了大食对唐朝的进贡序幕。同时，《旧唐书》亦记载：公元651年至公元798年，大食39次遣使来唐，其中更多的是来自波斯高原上的“黑衣大食”。
来到唐朝的大食使节，不一定都是哈里发（伊斯兰政治、宗教领袖的称谓）派遣的，他们中也有阿拉伯商人，借使节进贡之名为其商业活动寻找方便。因为当时的所谓进贡，实际是一种做买卖的方式。大食使节把礼物奉献给中国的皇帝，皇帝照例要回赐许多礼物，这些回赐礼物的价值，有时还要超过贡礼的价值。有的进贡“方物”的使节，不仅能得到国赐，而且还会获得“郎将”、“左金吾卫将军”等官衔。同时，进贡的礼物可以免纳沿途的商税，有时连进贡人私带的货物，也可以只纳半税。进贡人可以得到沿途地方官的招待，食宿免费。阿拉伯商人常常以进贡的方式把自己的货物、珠玉、香料、犀象之类带到中国贩卖，再把回赐的礼物运回阿拉伯，以此谋利。
盛唐时期的长安（今陕西西安），是当时世界上的国际大都市，人口逾百万，城市格局犹如棋盘，唐代诗人白居易就以“千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形容长安的城市气势。
大唐王朝有着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唐太宗李世民就曾经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开放的国度以及唐朝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和经商环境，引得万方来朝。唐朝法典《唐六典》中记载，自唐初至盛唐（公元766年），来到长安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300多个。其中，东罗马帝国先后派遣使者7次来唐，日本的遣唐使15次抵达长安，而阿拉伯帝国39次遣使来唐。
来到唐朝的这些阿拉伯国家、西域地区的商人，开始在长安居住，有的甚至开始在唐朝的政府机关中任职。他们被称为蕃客。“蕃”指国外，“客”指这些人并不长期居住在中国，只是来往于中国和他们所在的国家之间。
初唐时期，阿拉伯人安居长安城内
宋代人编写的史书《太平广记》中记载，唐初的长安城内已经有阿拉伯人旅居、做生意。在《资治通鉴·唐记四八》中亦有这样的记载：唐初，河西陇右被吐蕃攻陷，自天宝以后，安西、北庭来廷奏事及在长安城的西域使人归乡之路被断绝，他们的给养全依靠鸿胪礼宾（即鸿胪礼宾院，指唐朝专门接待入朝蕃客的住所）。唐德宗时的宰相李泌派人调查后，知道他们留居长安，时间长的达41年，都娶了长安城内的汉族人为妻子，并购买了田地、房屋。李泌说：“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没想到，最终这些阿拉伯人没有一个愿意回家的。
公元756年，安禄山发动兵变，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应唐朝的请授，派遣军队来到中国，和唐朝军队组成一支数量达20万的“联合国军”，帮助唐肃宗平定内乱，收复长安和洛阳。战争结束后，这批阿拉伯军人留在中国安家落户。唐代诗人杜甫的《留花门》所描述的“沙苑临清渭，泉香草丰洁。渡河不用船，千骑常撇烈”，就是平定安禄山的“联合国军”进驻沙苑(今陕西大荔南)的情形。
然而，初唐来长安的阿拉伯商人也好，平定安禄山兵变的阿拉伯士兵也好，还没有在大唐的土地上传播伊斯兰教。上世纪50年代，日本人丸山静雄曾在越南采访，与当地越南人进行笔谈，留下《支那印度物语》一书，其中就提到初唐时“无一中国人皈依回教者。回教徒似享信仰自由，而无布教自由。”到唐代宗时期，长安城内有摩尼教、景教、袄教的“三夷寺”，没有清真寺。而到唐武宗时期，武宗笃信道教，严禁道教之外的其他教派传教。公元843年，唐朝政府还下令摩尼、袄教、景教等宗教信徒还俗，未曾提及伊斯兰教。由此可证明，此时的长安城内，要么伊斯兰教并未在社会上传播，要么没有引起政府关注的清真寺等伊斯兰教标志性建筑。
西安城内的清真寺建筑
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云：“一切清真寺，都是真主的，故你们应当祈祷真主，不要祈祷任何物。”这就对清真寺的基本功能有了一个界定：祈祷之地。因此，清真寺一直被穆斯林视为神圣之地。他们围寺而居，形如群星捧月。清真寺的出现，是长安城内伊斯兰教正式亮相的重要标志。
伊斯兰教初兴时，并没有清真寺这样专门礼拜的场所，穆斯林往往选择一个洁净之处供叩拜之用。公元622年9月，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迁徙麦地那时，在城东南3公里处的库巴，修建了第一座简易的礼拜场所——“麦斯吉德”（阿拉伯语，即叩拜之处），这就是中国人称的库巴清真寺。到达麦地那后，穆罕默德带领众信徒建造了一座正式的“麦斯吉德”，这就是后来的著名的圣寺。建成后，穆罕默德常常率众在寺内礼拜。公元637年，阿拉伯帝国伍麦叶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下令，远征将领凡开拓一个新地区，首先要在该地兴建“麦斯吉德”，作为传播伊斯兰教的阵地以及为信徒们提供礼拜的场所。
早期穆斯林的宗教礼拜建筑大多简朴无华，麦地那的圣寺主要由围墙圈成院落供礼拜，房顶供唤拜，再设一简单讲台供宣教即可。这种简约的风格同样在伊斯兰教刚进入中国新疆的西部地区时得以保留。后来，随着穆斯林建筑艺术的发展及信教者人数增多，以及经济实力增强，促使布局严谨、雄伟壮丽且带有装饰艺术的宗教礼拜建筑群相继出现。
慢慢地，这种建筑特色也传入了中国。这种建筑风格在清华大学教授楼庆西先生的《中国古建筑二十讲》中得到体现——“西安化觉巷清真寺是西北地区很重要的一座清真寺，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伊斯兰教礼拜寺所必须有的礼拜堂、邦克楼、水房、经堂等建筑，加上中国传统的牌坊、石碑等小品组成了这座规模很大的清真寺……殿堂屋顶用的是琉璃屋脊与正吻、脊兽；几座砖筑的碑楼则在屋顶、梁枋、挂落、券面、字牌各处布满了砖雕纹饰……内地清真寺从外观形式到室内外装饰都表现了汉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结合，但这二者之间似乎还没有达到十分融合的程度，还没有形成一种成熟的新形式。”
如今，化觉巷清真寺、大学习巷清真寺、小学习巷清真寺、小皮院清真寺、大皮院清真寺、营里清真寺、洒金桥清真寺、北广济街清真寺、南城清真寺以及建国巷清真东寺、西新街清真西寺、北门外道北清真寺、纺织城东郊清真寺、小东门外回民新村清真寺等，构成了西安城内的清真寺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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