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敞怀 新月高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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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18 12:36:40 【来源:】 点击:
中外学者探究大学习巷清真寺创建时间

  公元1908年夏天的一个黄昏,陕西西安大学习巷内来了一个日本青年。他慢慢地踱在巷内窄窄的街道上,不时停下来,留意两边独特的、带有伊斯兰风格的建筑和来往的回族民众,似乎在寻找着什么。走到巷子北边的清真寺门前时,他的脸上显出一丝兴奋。原来,来中国之前,他拜读过俄国学者Palladius于公元1866年写的一篇介绍这座清真寺里一碑文的文章,此次,他正是为探寻这一方石碑而来。然而,由于当时天色已晚,清真寺内无人,青年只好遗憾地离开了。

  这个日本青年叫桑原骘藏,是日本东洋史京都学派学者。离开清真寺后,他并没有放弃对石碑的探寻。随后,他在西安城内得到另一位日本学者铃木赠予的大学习巷清真寺《创建清真寺碑》的拓本。

  拓本上这样写道:“赐进士及第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王鉷撰篆……西域圣人谟罕默德,生孔子之后,居天方之国,其去中国圣人之州地,不知其几也。……及隋开皇中,其教遂入于中华,流行散漫于天下。至我朝天宝陛下,因西域圣人之道有同于中国圣人之道,而立教于本正,遂命工部都工官罗天爵董理匠役,创设其寺,以处其城。”

  在桑原骘藏到来之前,在西安乃至西北回族的口传中,大学习巷清真寺始建于唐代。部分学者更是依据碑文记载,认为伊斯兰教是隋朝开皇年间传入中国的。但桑原骘藏的到来,让这一说法发生了改变。

  桑原骘藏从碑文记载中发现了几个细节:一、关于碑文中的“天方”。《旧唐书》、《新唐书》、《通典》等典籍中称呼阿拉伯为“大食”、“多氏”、“大石”等,这些称呼一直延续到宋代乃至元代初期。元代曾出现过“天堂”与“天房”的称谓,而“天方”的称谓始于明代。二、关于“谟罕默德”。唐代的《通典》、《四夷书》及《旧唐书》、《新唐书》中,一律称伊斯兰教创始者Mohammed为“摩诃末”,宋代赵汝适著的《诸蕃志》中称其为“麻霞勿”,唐宋两代对Mohammed的称谓都是3个字。到明代,《明史》、《明一统志》等史籍中才开始用4个字——“谟罕蓦德”,明代的马沙亦黑翻译《天方经》(即《古兰经》)的序及《四译馆考》时,出现了“穆罕默德”。三、关于伊斯兰教于隋朝开皇年间传入中国。桑原骘藏认为,碑文上写的伊斯兰教传入年代,竟然是穆罕默德创建伊斯兰教前二三十年——“如此乖舛,则此碑为后世假托,而非唐代所建,有明证矣。据中国正史,大食人第一次来朝,在唐高宗时。”他接着指出,伊斯兰教于隋朝时传入中国“是后人牵强误解之”,理由是明朝以前的中国史书中没有记载隋朝开皇年间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到明代才有此类记述——“足为明代假托之明证”。

  桑原骘藏就此认定,“据此明碑,可断创建清真寺碑,是明洪武十八年至嘉靖五年间所立。”

  1912年,桑原骘藏将自己的这个发现撰文刊发在日本的《艺文》杂志上。中国著名回族学者、国学大师白寿彝先生读后,认为他说得非常精确,嘱咐牟润孙先生将此文翻译成中文,刊登在《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11期上。在《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4期上,白寿彝撰文指出“《创建清真寺碑》之伪,桑原骘藏论之甚明”。 1927年3月,北京大学教授陈垣在以《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为题的演讲中指出:“窃疑此碑或即是王鉷舍宅为观时所建。后此观入于回教人之手,乃就原碑磨改为回教寺碑,而仍用天宝元年户部员外郎兼御史王鉷衔名入石也!”当时的另一位国学大师顾颉刚更是从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证明该碑为伪做的证据——碑文底部写着“王鉷撰篆书”,全部碑文正文却没有一个篆书,由此可见,撰写碑文的是一个人,书写者却是另一个人。

  清真寺掌教哈三曾与郑和同下西洋

  回族学者胡振华在他的《中国回族》一书中这样写道:“陕西著名的清真寺现有明建西安化觉巷和元建大学习巷清真寺,前者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者则以建寺较早与郑和曾聘该寺掌教哈三为第四次远航船队阿訇和翻译而著名。”从中我们可以回顾大学习巷清真寺的另一段故事。

  公元1404年的一天,明成祖朱棣召见郑和,给他一年的准备时间,让他带队出使“西洋”,亦即今印度洋地区。

  关于朱棣让郑和下西洋的心理动机,一直以来,学术界说法各异。有人说是明代朱棣政权为了向那一片海域的诸国推行非经济目的的怀柔政策;有人说是朱棣想了解陆路之外的海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更有人说朱棣想去阿拉伯地区寻找黄金。

  朱棣派有着穆斯林背景的郑和下西洋亦有其历史渊源:早在元代初期,元世祖忽必烈就曾有过和他一样的想法,于是,他派遣穆斯林航海家亦黑迷失出使僧伽罗国(今斯里兰卡)、马八儿国(今印度东南)、南巫里(今苏门答腊岛西)、速木都剌(今苏门答腊)等岛,数次远航东南亚各国,使之成为一位熟悉东南亚海上航路的著名航海家,这也是元代第一位穆斯林航海家。

  有了元代穆斯林航海家的出海经历,加上郑和的穆斯林身份,以及其常年在宫中显露的“有智略,知兵习战、姿貌才知,内侍中无与比者,察其气色诚可任。”使得郑和被选中担当起下西洋的“正使”重任。

  在下西洋的过程中,向各地的穆斯林招募翻译、信使是郑和非常重视的事情。尤其在经历前3次下西洋后,郑和更加深知一个学术精深的翻译对他的团队的重要性。公元1413年,他第四次下西洋前夕,闻听西安城内大学习巷清真寺的掌教哈三不仅刚刚从麦加朝觐回来,熟悉最新的海路情况,而且阿拉伯语说得非常流利。于是,郑和便亲自前往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以明朝官员的身份,礼请哈三协助他完成远航使命。哈三接受邀请,不久就随着郑和踏上了航程。

  郑和第四次远航用了1年零10个月,横穿印度洋,抵达非洲东海岸诸国。航程中,哈三不孚厚望,在与沿途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友好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年后,当陪同郑和下西洋的哈三完成自己的使命,返回西安城,再次出现在大学习巷清真寺时,人们才知道当年匆忙而神秘离去的哈三去了哪里,做了一件怎样艰难而光荣的事情。

  1992年6月22日,福建长乐县漳港镇仙岐村村民在新房边的大沙丘上挖沙时发现彩绘塑像群。当时共挖掘出40多尊彩绘塑像,其中一组为“巡海大臣”群像。“巡海大臣”群像中有一坐姿塑像,高100厘米,身穿红色圆领袍服,胸前、两袖均有贴金纹饰,脚穿一双皂色靴子。塑像面如满月,表情慈祥,优雅端庄,与刻于明万历年间的罗懋登的《西洋记》中有关郑和衣着装扮的描绘基本相符。另一站立的塑像高鼻深目,可以认定为“蕃人”,综合史料记载,一些史学家认为,其极有可能是信使兼翻译、向导者,或许就是哈三。



实习编辑:小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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