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暴力的根源
暴力的根源
■兰波
整个欧洲，从2015年起充满不安感：《查理周刊》遭受法国50年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比利时警方击毙两名恐怖嫌犯，避免警察大楼险遭血洗；德国反伊斯兰游行收到来自“伊斯兰国”的死亡威胁……1月19日，欧盟28个成员国外长齐聚布鲁塞尔总部，共商反恐事宜。
2015年是美国历史学家、社会批评家拉塞尔·雅各比诞辰70周年，在这样的背景下阅读他的著作《杀戮欲：西方文化中的暴力根源》，以及辅读美国国际政治理论家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身份与暴力》、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和国际学术明星斯拉沃热·齐泽克的《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别有现实意义。在此，我想引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的经典之言：“思考就是幸福，即便在它所界定不幸之处也是如此。”在思考恶的过程之中，我们努力争取善。
暴力的主要形式是兄弟相残
在人类发展历程中，暴力可谓无处不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时都可能与暴力照面。据统计，全球每年至少有150万人死于暴力。雅各比在《杀戮欲》中认为，尽管有关暴力的论述数不胜数，但都没有认识到一个基本真相：“暴力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存在于熟人们、邻居们或者诸民族内部有亲属关系的社区之间的暴力——那些显然夸大或者缩小了的内战。从袭击到种族灭绝，从暗杀到屠杀，暴力通常都从具有共同志趣的人们内部冒出来。”
接下来，雅各比回溯了西方历史上那些惨烈的暴力冲突：在罗马建城时代，罗慕路斯杀害弟弟瑞摩斯是《圣经》“该隐杀亚伯”案在罗马史上的翻版；1572年“圣巴托罗缪日之夜”中，一场皇家婚礼最终演变成了天主教徒对胡格诺教徒的屠杀；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对拜占庭的攻击；法国大革命中革命派与外省反抗军之间的互相屠杀；巴尔干半岛上塞尔维亚人、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戕伐，都是历史上“兄弟阋墙”的确凿证据，他还将我们时代的种族灭绝和恐怖主义的分析结合起来，为我们提供了对几个世纪以来的暴力冲突极具颠覆性的解释。
回到我们的现实，也印证了雅各比之说——暴力从具有共同志趣的人们内部冒了出来：一个印度民族主义者暗杀了非暴力政治先驱、印度之父甘地；一个埃及穆斯林教徒暗杀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及总统萨达特；一个以色列犹太人暗杀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以色列总理拉宾。真相更加令人不安。
恐怖分子“欧洲本土制造”
在牧师传导的观念中，“自我”对“他者”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与排斥，恐惧“他者”——危险的陌生人。然后，《杀戮欲》警示人们的是——兄弟相残的转喻已经危险地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中，随之杀戮降临——并非遥远而陌生的“他者”，反倒是熟悉的邻居、友人成为施暴或被施暴的人。
事实呢？据资料显示，近期，20支恐怖分子突击队已瞄准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荷兰准备开展恐怖袭击。更为严峻的现实是，这些恐怖分子竟然是土生土长的欧洲人或新移民——名副其实的邻居、友人。
最早领教这种来自内部的震惊的是英国人。早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许多拥有英国籍在英国出生或受教育的穆斯林，经过巴基斯坦到阿富汗，与阿富汗人一起决战派驻当地的英军，出现了所谓“英国人”打“英国人”的怪现象。
2005年的伦敦大爆炸更将这种震惊带给了全世界。人们又一次发现：这些冷血的“人弹”袭击者并非来自境外，而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
自2011年初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典等欧洲国家陆续有穆斯林青年出境参与该国战事。2013年6月，IS首领巴格达迪宣布建立“伊斯兰国”，欧洲青年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圣战”人数已超3000，其中法、英、比三国分别达900、500和200多人。令人担忧的是，“伊斯兰国”以夷制夷，将大量欧洲籍“战士”遣送回国并制造恐怖活动。
为何要兄弟相残？
《圣经》记载下第一桩谋杀：哥哥该隐杀死了弟弟亚伯。这个原罪的故事推演了千年，仍然保留了许多疑问，该隐为何要杀死自己的亲弟弟亚伯？杀戮发生时发生了什么？该隐是嫉妒上帝看重亚伯吗？某种程度上，这桩动机不明的人类伊始的杀戮成为了一种原罪，之后人类所有的宗教杀戮、战争杀戮、纳粹与大屠杀都与此相关。
众所周知，欧洲文明主要源头之一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而今天欧洲各国的穆斯林主要来自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移民及其后裔。尽管已历数代，但其仍自视及被视为客居者，与欧洲土著民族不仅没有天然亲近感，还传承下来历史疤痕。缺乏传统友谊也使得当代穆斯林融入欧洲存在先天不足。
首先是宗教冲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着诸多差异甚至是根本分歧。比如，到13世纪左右，基督教已培养出一批逻辑论证和口头辩论能力俱佳的方济各会修士。他们在与穆斯林的辩论中发现，穆斯林既不进行任何反驳，又拒绝皈依基督教，这令修士们异常沮丧，于是动用强权和暴力，强迫其接受基督教。如此，两教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日益加宽加深，以至于英国诗人吉卜林感慨：“西方是西方，东方是东方，它们永远不能共叙一堂。”
在近代以前，占据上风的大多是穆斯林。632年阿拉伯帝国崛起，直到1492年才被完全逐出欧洲。11-13世纪，基督教世界趁阿拉伯人内乱纷争之时发动反攻，接连八次发动十字军东征，陆续占领近东、中东部分区域。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随即兴起并灭亡拜占庭帝国，在15-19世纪再成欧洲人的梦魇。
近代，随着欧洲工业文明崛起并成为全球霸主，双方力量对比迅速倒向欧洲。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法国等殖民列强成为大批穆斯林国家的宗主国，不顾中东原本的民族、宗教等文化传统，人为划分行政区域，给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巴勒斯坦等穆斯林国家埋下一干地缘政治地雷，之后一一被踩爆。
欧洲国家政府也未找到解决庞大穆斯林移民症结的最佳方式，穆斯林后裔被边缘化，失业率高企，生活艰难，埋下长期被忽视乃至受歧视的怨恨，与本土欧洲之间的矛盾加剧。纵使是那些成功融入欧洲主流社会的穆斯林移民及后裔——如法国足坛巨擘齐达内、本泽马，在代表国家队出战时从不唱《马赛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和“他们”在空间上越来越近，但在心灵上却渐行渐远。
寻找文明冲突的原因
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将国家或民族间的暴力冲突，归于不同文明在文化和宗教上冲突的结果。因此，才有今日“伊斯兰国”恐怖活动在欧洲一再发生的事实。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身份与暴力》是反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他认为把世界简单地分为东方和西方，这个文明和那个文明，然后赋予人们单一的身份认同，是一种罔顾事实而且十分危险的做法。事实上一个人有多种身份认同，宗教的、政治的、文化的、性别的、经济的等，而且互相重叠，漂移变换。该书副题是“命运的幻觉”，森认为人生的意义是理性思考和自由选择，身份认同上的这种误区，正是社会暴力的根源。
其实，身份认同固然是一种内在的本质诉求，但是在生存意义上的利益冲突未必不比身份问题更重要。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所著《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则论述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的产物，而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自古如此。民族主义在针对殖民主义的民族反抗与独立运动中居功至伟，但是也让世界上产生了更多的暴力冲突，乃至造成两次世界大战那样巨大的灾难。如今全球化的交往并没有削弱民族国家体系，反而有所加强。
国际学术明星斯拉沃热·齐泽克在《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中对暴力的思考又深入了一步。他认为，当全球化成为一种趋势，传统中赤裸裸战争暴力已经丧失了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暴力再也不是简单的杀戮，而是具有了更加隐秘的形式。
齐泽克以一部小说的故事和一句带有智者风格的话结束了他对暴力的反思：在某个民主国家的选举中，70%的投票是弃权票；重新投票后更糟，有80%的票弃权。政府认定有反政府的阴谋，因此开始秘密逮捕和审讯，却一无所获。这导致政府将应对手段不断升级，直至宣布首都进入紧急状态、炮制阴谋……最终政府自己制造出恐怖分子。然而，首都却一直继续近乎正常地运作，民众以无法理解的和谐与非暴力的抵抗阻挡了政府每一波攻击。因此，“有时，什么都不做就是最暴力的行动。”
杀戮与暴力：
人类本性中的恶基因
至此，我们应该正视这样一种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种族、民族和宗教自相残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最常见的暴力形式应该是集体暴力，零散的个体暴力被体制收编，被某种思想洗脑，政府收买，被公司雇佣，被金钱收购了——换句话说，个体暴力屈从于集体暴力的正当性。
而这种集体暴力在以往历史中，我们已经将其戴上了正当性的面具，合法化的修辞，乌托邦的愿景，譬如“杀戮与暴力是我们文明化的一部分”。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考察纳粹大屠杀与我们现代性之间密切的关系一样，杀戮与暴力使我们的文明化程度日益变得精致而优雅。
http://d6.sina.com.cn/pfpghc/1e6ee7ad52c94b79babdfb8e47a677bc.jpg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做的是正视真相，杀戮与暴力是人类本性中的恶基因。二十世纪以来的杀戮与暴力，大都以乌托邦和幸福未来的名义，这样的政治性杀戮提供了一个未来的幸福愿景，以此激励同类相残。让-保罗·萨特在给后殖民理论思潮代表人物弗朗兹·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写的前言中，歌颂了暴力：“必须杀人：杀死一个欧洲人，这是一举两得，即同时清除一个压迫者和受压迫者，剩下一个自由人和死人。”暴力成为了哲学的最佳辩词。这样说来，你或许也开始思索，“伊斯兰国”对参加“圣战”的欧洲青年施以了怎样的“法术”。
《论语》有箴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敬人，我尊重你的选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爱人，我协助你达成你的目标。
国际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只要大家都放弃傲慢与偏见，用“仁”宽容和理解对待信仰、种族、价值观等问题，多一些尊重和包容，多一些敬畏与接纳，少一些挑衅和指责，少一些对抗和攻击，恐怖和暴力才能真正远离我们。（作者系文化学者、先锋戏剧评论家）
■兰波
整个欧洲，从2015年起充满不安感：《查理周刊》遭受法国50年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比利时警方击毙两名恐怖嫌犯，避免警察大楼险遭血洗；德国反伊斯兰游行收到来自“伊斯兰国”的死亡威胁……1月19日，欧盟28个成员国外长齐聚布鲁塞尔总部，共商反恐事宜。
2015年是美国历史学家、社会批评家拉塞尔·雅各比诞辰70周年，在这样的背景下阅读他的著作《杀戮欲：西方文化中的暴力根源》，以及辅读美国国际政治理论家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身份与暴力》、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和国际学术明星斯拉沃热·齐泽克的《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别有现实意义。在此，我想引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的经典之言：“思考就是幸福，即便在它所界定不幸之处也是如此。”在思考恶的过程之中，我们努力争取善。
暴力的主要形式是兄弟相残
在人类发展历程中，暴力可谓无处不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时都可能与暴力照面。据统计，全球每年至少有150万人死于暴力。雅各比在《杀戮欲》中认为，尽管有关暴力的论述数不胜数，但都没有认识到一个基本真相：“暴力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存在于熟人们、邻居们或者诸民族内部有亲属关系的社区之间的暴力——那些显然夸大或者缩小了的内战。从袭击到种族灭绝，从暗杀到屠杀，暴力通常都从具有共同志趣的人们内部冒出来。”
接下来，雅各比回溯了西方历史上那些惨烈的暴力冲突：在罗马建城时代，罗慕路斯杀害弟弟瑞摩斯是《圣经》“该隐杀亚伯”案在罗马史上的翻版；1572年“圣巴托罗缪日之夜”中，一场皇家婚礼最终演变成了天主教徒对胡格诺教徒的屠杀；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对拜占庭的攻击；法国大革命中革命派与外省反抗军之间的互相屠杀；巴尔干半岛上塞尔维亚人、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戕伐，都是历史上“兄弟阋墙”的确凿证据，他还将我们时代的种族灭绝和恐怖主义的分析结合起来，为我们提供了对几个世纪以来的暴力冲突极具颠覆性的解释。
回到我们的现实，也印证了雅各比之说——暴力从具有共同志趣的人们内部冒了出来：一个印度民族主义者暗杀了非暴力政治先驱、印度之父甘地；一个埃及穆斯林教徒暗杀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及总统萨达特；一个以色列犹太人暗杀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以色列总理拉宾。真相更加令人不安。
恐怖分子“欧洲本土制造”
在牧师传导的观念中，“自我”对“他者”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与排斥，恐惧“他者”——危险的陌生人。然后，《杀戮欲》警示人们的是——兄弟相残的转喻已经危险地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中，随之杀戮降临——并非遥远而陌生的“他者”，反倒是熟悉的邻居、友人成为施暴或被施暴的人。
事实呢？据资料显示，近期，20支恐怖分子突击队已瞄准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荷兰准备开展恐怖袭击。更为严峻的现实是，这些恐怖分子竟然是土生土长的欧洲人或新移民——名副其实的邻居、友人。
最早领教这种来自内部的震惊的是英国人。早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许多拥有英国籍在英国出生或受教育的穆斯林，经过巴基斯坦到阿富汗，与阿富汗人一起决战派驻当地的英军，出现了所谓“英国人”打“英国人”的怪现象。
2005年的伦敦大爆炸更将这种震惊带给了全世界。人们又一次发现：这些冷血的“人弹”袭击者并非来自境外，而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
自2011年初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典等欧洲国家陆续有穆斯林青年出境参与该国战事。2013年6月，IS首领巴格达迪宣布建立“伊斯兰国”，欧洲青年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圣战”人数已超3000，其中法、英、比三国分别达900、500和200多人。令人担忧的是，“伊斯兰国”以夷制夷，将大量欧洲籍“战士”遣送回国并制造恐怖活动。
为何要兄弟相残？
《圣经》记载下第一桩谋杀：哥哥该隐杀死了弟弟亚伯。这个原罪的故事推演了千年，仍然保留了许多疑问，该隐为何要杀死自己的亲弟弟亚伯？杀戮发生时发生了什么？该隐是嫉妒上帝看重亚伯吗？某种程度上，这桩动机不明的人类伊始的杀戮成为了一种原罪，之后人类所有的宗教杀戮、战争杀戮、纳粹与大屠杀都与此相关。
众所周知，欧洲文明主要源头之一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而今天欧洲各国的穆斯林主要来自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移民及其后裔。尽管已历数代，但其仍自视及被视为客居者，与欧洲土著民族不仅没有天然亲近感，还传承下来历史疤痕。缺乏传统友谊也使得当代穆斯林融入欧洲存在先天不足。
首先是宗教冲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着诸多差异甚至是根本分歧。比如，到13世纪左右，基督教已培养出一批逻辑论证和口头辩论能力俱佳的方济各会修士。他们在与穆斯林的辩论中发现，穆斯林既不进行任何反驳，又拒绝皈依基督教，这令修士们异常沮丧，于是动用强权和暴力，强迫其接受基督教。如此，两教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日益加宽加深，以至于英国诗人吉卜林感慨：“西方是西方，东方是东方，它们永远不能共叙一堂。”
在近代以前，占据上风的大多是穆斯林。632年阿拉伯帝国崛起，直到1492年才被完全逐出欧洲。11-13世纪，基督教世界趁阿拉伯人内乱纷争之时发动反攻，接连八次发动十字军东征，陆续占领近东、中东部分区域。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随即兴起并灭亡拜占庭帝国，在15-19世纪再成欧洲人的梦魇。
近代，随着欧洲工业文明崛起并成为全球霸主，双方力量对比迅速倒向欧洲。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法国等殖民列强成为大批穆斯林国家的宗主国，不顾中东原本的民族、宗教等文化传统，人为划分行政区域，给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巴勒斯坦等穆斯林国家埋下一干地缘政治地雷，之后一一被踩爆。
欧洲国家政府也未找到解决庞大穆斯林移民症结的最佳方式，穆斯林后裔被边缘化，失业率高企，生活艰难，埋下长期被忽视乃至受歧视的怨恨，与本土欧洲之间的矛盾加剧。纵使是那些成功融入欧洲主流社会的穆斯林移民及后裔——如法国足坛巨擘齐达内、本泽马，在代表国家队出战时从不唱《马赛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和“他们”在空间上越来越近，但在心灵上却渐行渐远。
寻找文明冲突的原因
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将国家或民族间的暴力冲突，归于不同文明在文化和宗教上冲突的结果。因此，才有今日“伊斯兰国”恐怖活动在欧洲一再发生的事实。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身份与暴力》是反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他认为把世界简单地分为东方和西方，这个文明和那个文明，然后赋予人们单一的身份认同，是一种罔顾事实而且十分危险的做法。事实上一个人有多种身份认同，宗教的、政治的、文化的、性别的、经济的等，而且互相重叠，漂移变换。该书副题是“命运的幻觉”，森认为人生的意义是理性思考和自由选择，身份认同上的这种误区，正是社会暴力的根源。
其实，身份认同固然是一种内在的本质诉求，但是在生存意义上的利益冲突未必不比身份问题更重要。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所著《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则论述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的产物，而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自古如此。民族主义在针对殖民主义的民族反抗与独立运动中居功至伟，但是也让世界上产生了更多的暴力冲突，乃至造成两次世界大战那样巨大的灾难。如今全球化的交往并没有削弱民族国家体系，反而有所加强。
国际学术明星斯拉沃热·齐泽克在《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中对暴力的思考又深入了一步。他认为，当全球化成为一种趋势，传统中赤裸裸战争暴力已经丧失了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暴力再也不是简单的杀戮，而是具有了更加隐秘的形式。
齐泽克以一部小说的故事和一句带有智者风格的话结束了他对暴力的反思：在某个民主国家的选举中，70%的投票是弃权票；重新投票后更糟，有80%的票弃权。政府认定有反政府的阴谋，因此开始秘密逮捕和审讯，却一无所获。这导致政府将应对手段不断升级，直至宣布首都进入紧急状态、炮制阴谋……最终政府自己制造出恐怖分子。然而，首都却一直继续近乎正常地运作，民众以无法理解的和谐与非暴力的抵抗阻挡了政府每一波攻击。因此，“有时，什么都不做就是最暴力的行动。”
杀戮与暴力：
人类本性中的恶基因
至此，我们应该正视这样一种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种族、民族和宗教自相残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最常见的暴力形式应该是集体暴力，零散的个体暴力被体制收编，被某种思想洗脑，政府收买，被公司雇佣，被金钱收购了——换句话说，个体暴力屈从于集体暴力的正当性。
而这种集体暴力在以往历史中，我们已经将其戴上了正当性的面具，合法化的修辞，乌托邦的愿景，譬如“杀戮与暴力是我们文明化的一部分”。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考察纳粹大屠杀与我们现代性之间密切的关系一样，杀戮与暴力使我们的文明化程度日益变得精致而优雅。
http://d6.sina.com.cn/pfpghc/1e6ee7ad52c94b79babdfb8e47a677bc.jpg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做的是正视真相，杀戮与暴力是人类本性中的恶基因。二十世纪以来的杀戮与暴力，大都以乌托邦和幸福未来的名义，这样的政治性杀戮提供了一个未来的幸福愿景，以此激励同类相残。让-保罗·萨特在给后殖民理论思潮代表人物弗朗兹·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写的前言中，歌颂了暴力：“必须杀人：杀死一个欧洲人，这是一举两得，即同时清除一个压迫者和受压迫者，剩下一个自由人和死人。”暴力成为了哲学的最佳辩词。这样说来，你或许也开始思索，“伊斯兰国”对参加“圣战”的欧洲青年施以了怎样的“法术”。
《论语》有箴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敬人，我尊重你的选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爱人，我协助你达成你的目标。
国际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只要大家都放弃傲慢与偏见，用“仁”宽容和理解对待信仰、种族、价值观等问题，多一些尊重和包容，多一些敬畏与接纳，少一些挑衅和指责，少一些对抗和攻击，恐怖和暴力才能真正远离我们。（作者系文化学者、先锋戏剧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