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真相】谁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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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12 11:02:43 【来源:】 点击:
      按:大家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大屠杀都有自己的解释。在1970年代、1980年代,这被认为是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的示威,今天的许多人则把这解释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本文中,多国政府顾问Thierry Meyssan先生回顾了漫长的四百年历史,分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真正的野心,并确定谁是敌人。

      在巴勒斯坦,战争已经持续不间断达66年。现在在进行的以色列行动是个新转折,被称为“我们兄弟的守护者”,接着是“坚定的岩石”(被西方媒体奇怪地翻译成“保护边界”)。

      显然,特拉维夫选择三名以色列青年的失踪作为工具,发动这些行动,“铲除哈马斯”,以开发加沙的天然气(计划在2007年就由现任国防部长制定出[1]),但遭到抵抗组织激烈反抗。哈马斯发射火箭弹,伊斯兰杰哈德组织发射了中程火箭弹——这是很难拦截的。

      一系列的暴力已造成1900多巴勒斯坦人、64名以色列人丧生(由于以军的军事审查制度,此数据可能偏小),并引发全球的抗议浪潮。7月22日,除了15个成员国,安理会还对40个其他国家大开大门,这些国家要对特拉维夫和它的“逍遥法外文化”表达自己的愤慨。通常进行2小时的会议,持续了9个小时。[2]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玻利维亚宣布以色列为“恐怖主义国家”,并废除与以的自由贸易协定。通常,抗议声明之后没有军事援助,除了伊朗和叙利亚。这两个国家通过哈马斯的军事派别(而不是政治派别,穆兄会成员)伊斯兰杰哈德、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PFLP-GC)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不像过去(2008年的“铸铅”行动和2012年的“云柱”行动),在安理会会议上保护以色列的两个国家(美国,英国)促使安理会主席发表声明,强调以色列[3]的人道主义义务。事实上,除了自1948年以来的巴以冲突的基本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共识:至少谴责以色列过度使用武力。

      然而,这个显而易见的共识上却蒙着非常不同的分析:一些作者将冲突解释为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冲突;还有些作者认为这是经典的殖民模式政治战争。我们该怎么思考呢?

什么是犹太复国主义?

      17世纪中叶,英国加尔文主义者聚集在奥利弗·克伦威尔周围,质疑政权的信仰和教士政治。推翻圣公会君主制后,“护国主”设想,让英国人经历7年患难,获得道德纯洁,来迎接基督再临,与他一起和平生活千年。为此,根据他对圣经的解释,犹太人要被分散到天涯海角,然后重聚巴勒斯坦,建设所罗门神殿。以此为基础,他建立了一个清教徒政权,解除了1656禁止犹太人在英国定居的禁令,宣布他的国家致力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4]

      在“第一次英国内战”结束时,克伦威尔派也被推翻,他的支持者遭杀害或被流放,圣公会君主制恢复。犹太复国主义(即,建立犹太人国家)被放弃。18世纪“第二次英国内战”(英国学校历史教科书用语,外界叫做“美国独立战争”<1775-83>)时,犹太复国主义再次出现。与流行的看法相反,美国独立战争并非代表启蒙思想,激励了几年后的法国革命;而是由法国国王资助、以宗教理由为基础进行的,高呼“我们的王耶稣!”

      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等,将自己作为被流放的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支持者的接班人。美国逻辑上又恢复了犹太复国主义计划。

      1868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任命犹太人Benjamin Disraeli为首相。他建议授予克伦威尔支持者的后代以民主,以便能够依靠所有民众,在世界各地拓展女王的力量。首先,他提出与离散犹太人结盟,使之作为前锋,领导帝国主义政策。1878年,他将“恢复以色列”置于重新划分世界的柏林会议议程上。

      基于此,犹太复国主义英国恢复了与前殖民地的良好关系,后者在“第三次英国内战”(美国叫做“美国内战”,欧洲大陆叫做“南北战争”<1861-1865>)后成为美国,见证了克伦威尔支持者接班人白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WASP)的胜利。[5]这里注意,将双方冲突定义为反对奴隶制斗争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北方有五个州也实行奴隶制。

      直到19世纪快结束,犹太复国主义还完全是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的计划,只有犹太精英追随。将讨拉特解释为象征而非政治计划的拉比们坚决谴责这一计划。

      在这些历史事实所带来的当前后果中,我们必须承认,如果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犹太国家,那么这也是美国的基础。因此,政策是在华盛顿还是在特拉维夫制定只是相对的。两个国家是同一意识形态掌权的。此外,犹太复国主义已经使伦敦和华盛顿间和解,最具挑战的就是应对这个联盟——世界上最强大的联盟。

犹太人追随盎格鲁-撒克逊犹太复国主义

      在今天的官方历史中,习惯性忽略17-18世纪时期,而将西奥多·赫茨尔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然而,根据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内部出版物,这也是假的。

      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真正创始人不是犹太人,而是基督教时代论者。牧师William E. Blackstone是美国人,他认为真正的基督徒在末世不必接受考验。他教导说,他们将在最后一战中被带到天堂(英文叫做“the rapture”<狂喜>)。他认为,犹太人将打这一仗,最终,他们皈依基督教和取得胜利同时发生。

      Blackstone牧师的宗教理论是华盛顿坚定支持建立以色列的基础,这远在美以公共关系委员会(AIPAC,亲以色列游说团)建立并控制国会之前。事实上,并不像现在美国流行的意识形态所说,游说团的力量多因其金钱,有能力资助竞选活动。[6]

      “狂喜”神学虽愚蠢,但在美国很强大。它表现了图书馆里和电影院中的一种现象。(见今年10月份即将上映的电影《末日迷踪》,尼古拉斯·凯奇主演)

      西奥多·赫茨尔仰慕钻石大王塞西尔·罗德斯,后者是英帝国主义理论家,南非、罗德西亚(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赞比亚(过去的北罗德里亚)的建立者。赫茨尔并非宗教的犹太人,未给儿子施割礼。像同时代的许多欧洲资产阶级无神论者一样,他主张通过皈依基督教同化犹太人。然而,借着Benjamin Disraeli的理论,他得出结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今天的乌干达或阿根廷建立犹太国,让他们参与英国殖民统治。他模仿罗德斯,购买土地,建立犹太人代办处。

      Blackstone成功说服赫茨尔让那些殖民者关注时代论。这样就足以考虑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以圣经为参考。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他们为计划招募了大量欧洲犹太人。今天,赫茨尔被葬在以色列(赫茨尔山上),在他的棺材里放置着Blackstone送给他的一本带注释圣经。

      因此,犹太复国主义从未有这样的目标:“拯救犹太人民,给他们一个家园”,而是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成功地将犹太人与之关联。此外,犹太复国主义不仅不是犹太文化的产物,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来不是犹太人,大部分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是宗教的。以色列公众话语中的圣经故事,只反映了该国的一部分,主要是为了说服美国人。

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的盎格鲁-撒克逊协议

      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的决定是英美政府共同作出的。这一决定是由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位犹太法官Louis Brandeis协商,在Blackstone牧师的主持之下,得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和戴维·劳埃德·乔治总理批准,接着,英法赛克斯-皮特协议瓜分“中东”。这项协议是慢慢向公众公布的。

      未来的殖民地大臣LeoAmery与两名英国特工哈伊姆·魏茨曼、Ze’ev Jabotinsky一起,负责管理“锡安骡队”的长老们在英国军队中建立“犹太军团”。

      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向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发出公开信,承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1917年11月2日)。威尔逊总统将创建以色列列入他的正式战争目标(1918年1月8日提交国会的14点中的第12点)。[7]

      因此,建立以色列的决定与20年后二战期间的摧毁欧洲犹太人无关。

      巴黎和会期间,1919年1月3日,埃米尔费萨尔(麦加长官的儿子,后来成为英国伊拉克的国王)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签订协议,承诺继续支持盎格鲁-撒克逊决定。

      于是,违背巴勒斯坦人民意愿建立以色列国,也得到了阿拉伯统治者们的同意。此外,当时,麦加长官Hussein bin Ali没有像哈马斯那样解释古兰经。他不认为“穆斯林的土地不能由非穆斯林统治”。

以色列国的合法建立

      1942年5月,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纽约的Biltmore酒店举行会议。与会者决定把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家园”变为“犹太英联邦”(指克伦威尔短暂取代英国君主制的英联邦),允许犹太人大量移民巴勒斯坦。一份秘密文件明确了三个目标:“(1)犹太国拥有整个巴勒斯坦,可能还有外约旦;(2)转移伊拉克的阿拉伯人;(3)由犹太人掌握各领域的发展,控制整个中东的经济。”

      几乎所有与会者都不知道,“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die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已经在欧洲悄悄开始了。

      最终,英国不知道怎样既满足犹太人,又满足阿拉伯人,联合国(当时只有46个成员国)根据英国提出的指示,计划分治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另有一个管理圣地(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特别国际政权”。这个计划被联合国大会第181号决议采纳。[8]

      犹太人代办处没有等待协商的结果,大卫·本·古里安单方面宣布以色列建国,美国立即承认。以色列领土上的阿拉伯人被施以戒严令,行动受限,护照被没收。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予以干预。但由于没有组建好的军队,他们迅速被击败。战争期间,以色列进行了种族清洗,强迫至少70万阿拉伯人逃离。

      联合国派出调解员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他是一位瑞典外交官,战争期间曾挽救数千犹太人性命。他发现英国当局提供的人口数据是假的,要求全面落实巴勒斯坦分治计划。然而,181号决议要求70万被驱逐的阿拉伯人回家,建立阿拉伯人国家,耶路撒冷实现国际化。

      1948年9月17日,在未来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令下,联合国特使被杀害。
愤怒之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194号决议,重申181号决议原则,并且宣布巴勒斯坦人民的回家权不可剥夺,刚刚受到的伤害要得到补偿。[9]

      然而,以色列逮捕了杀害贝纳多特的众凶手,并进行了审判和定罪。在承诺兑现各项决议之后,以色列被接纳进入联合国。然而这一切都是谎言。很快凶手们就被赦免,开枪者成了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的贴身侍卫。

      自从加入联合国,以色列一直违反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各项决议。两个常任理事国与之保持有机联系,使用否决权将其置于国际法之外。以色列成了美国和英国的离岸国,两国一面假装尊重国际法,一面违反国际法。

      以为以色列引起的问题只与中东有关是绝对错误的。今天,以色列在世界任何地方都采取军事行动,为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作掩护。在拉美,以色列特工在反对查韦斯的政变中(2002)、在推翻曼努埃拉·塞拉亚(2009)时组织镇压。在非洲,在大湖区战争中,遍地都是以色列人;他们还组织了对卡扎菲的逮捕。在亚洲,他们领导对泰米尔猛虎组织的袭击和杀戮(2009)等。每一次,伦敦和华盛顿都发誓,他们没有参与。此外,以色列控制着许多媒体和金融机构(比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反帝国主义斗争

      直到苏联解体,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以色列问题来自反帝国主义斗争。巴勒斯坦人得到所有反帝国主义世界的支持——包括日本赤军成员,他们来到巴勒斯坦与之并肩作战。

      如今,消费社会全球化、价值观缺失,随之而来的是丧失对犹太国家殖民性质的意识。只有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感到担忧。他们表现出对巴勒斯坦人苦境的同情,却忽略了以色列在世界各地的罪行,不对其他帝国主义罪行作出回应。

      然而,1979年,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向他的伊朗信仰者们解释道,以色列是帝国主义的傀儡,惟一真正的敌人是美英同盟。因为说明了这个简单的道理,霍梅尼遭到西方的丑化,什叶派被描绘成东方的异端。今天,伊朗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这样的国家:输出大量武器和顾问,帮助巴勒斯坦人民抵抗。而在海湾安全理事会会议上,犹太复国主义的阿拉伯诸政权则通过视频会议与以色列总统亲切讨论。[10]

      作者:曦蕤

      来源:http://www.voltairenet.org/中国伊斯兰在线

注释:

[1] “Extension of the Gas War to the Levant”, byThierry Meyssan, Translation Roger Lagassé, Al-Watan/Voltaire Network, 21 July2014.

[2] “Meeting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on the Middle Eastand the Israeli offensive in Gaza”, Voltaire Network, 22 July 2014.

[3]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on Gaza”, Voltaire Network, 28 July 2014.

[4] Sur l’histoire du sionisme, on se reportera auchapitre correspondant (« Israël et les Anglo-Saxons ») de mon livreL’Effroyable imposture 2, Manipulations et désinformations, Edition Alphée,2007. Les lecteurs y trouveront de nombreuses références bibliographiques.

[5] The Cousins’ Wars : Religion, Politics, CivilWarfare and the Triumph of Anglo-America, by Kevin Phillips, Basic Books(1999).

[6] American Theocracy (2006) by Kevin Phillips.

[7] La formulation du point 12 est particulièrementsibylline. Ainsi, lors de la conférence de paix de Paris, en 1919, l’émirFayçal l’évoqua pour revendiquer le droit des peuples anciennement sous le jougottoman à disposer d’eux-mêmes. Il s’entendit répondre qu’il avait le choixentre une Syrie placée sous un ou sous plusieurs mandats. La délégationsioniste fit valoir que Wilson s’y était engagé à soutenir le Commonwealth juifà la grande surprise de la délégation états-unienne. En définitive, Wilsonconfirma par écrit qu’il fallait entendre le point 12 comme un engagement deWashington pour la création d’Israël et à la restauration de l’Arménie.

[8] « Résolution181 de l’Assemblée générale de l’Onu », Réseau Voltaire, 29 novembre 1947.

[9] « Résolution194 de l’Assemblée générale de l’ONU », Réseau Voltaire, 11 décembre 1948.

[10] “Shimon Peresaddressed Gulf Security Council, end November”, Translation Alizée Ville,Voltaire Network, 5 Dec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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