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与沃尔特在其著作《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的介绍，以色列早在建国时就进行过种族清洗，“包括犹太人所进行的处决、大屠杀和强奸行为”。在巴勒斯坦人分别于1987-1991年及2000-2005年间发动的两次起义期间，以色列展开了血腥的镇压，包括枪杀儿童。此外，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让黎巴嫩基督教民兵进入巴勒斯坦难民营展开屠杀，导致七百到两千人丧生。在2006年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以色列向黎巴嫩村镇投下数以百万计的集束炸弹，造成巨大的灾难。

这些暴力行为，可视为英国统治下发生的犹太激进组织恐怖袭击策略的延续。早在1937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就实施了无差别恐怖主义袭击：将炸弹安放在超市与人群中。在获得国家地位后，暴力得到了合法化。相反，巴勒斯坦人的激烈反抗、他们自认的“殉道之路”，则被视为恐怖主义。阿拉伯人明白。那种源于看不到尽头的暴力、羞辱、折磨，导致了巴人对以色列不择手段的复仇；同时，巴人及其同情者宣称，采取不公政策的美国要为此埋单！这成为针对美国的一系列恐怖主义袭击的直接起因。

然而，美国失败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其政策的不公。美国的真正失败在于，它丧失了对以色列的控制：以色列可以随意违背对美国的承诺，阻碍美国的和平努力，公然违反国际法的一般准则。

整个世界都在为美国的失败而付出代价：

中东的现代史已然表明，强权政治是造成人间苦难的根本原因。权力若未得到有效平衡与控制，那么暴力——源于个体与国家，尤其源于后者——就无法得到驯服。把这种暴力简化为“恐怖主义”，无非是一种自我欺瞒，一种新的政治神话。

原文如下：

我们都是中东现场的当事者

“主题阅读”是澎湃新闻“翻书党”的一个栏目：专业读者，有主题地读书，不怕读“旧书”，也不怕在碎片化的时代用长文章来深入地介绍一本书。在世界再次聚焦中东的日子，我们选读的是《中东现场》。

中东政治复杂，尤以巴勒斯坦问题为最。美国中东史专家在开始叙述这一历史时写道：“我们现在所称的阿以冲突，此后将成为现代外交中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美国新闻工作者I.F.斯敦讽刺道，如果上帝死了，那么他死于解决阿以冲突的努力。”（戈尔德施密特等：《中东史》，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300页）显然，引文中的上帝云云不过是文学性修辞，而非人类免责的借口。在中东问题上，人类的自我救助还只是刚刚开始；大国，尤其是美国，更是责无旁贷。对于这种看法，有人可能会感到不快：美国又不是世界警察，阿以冲突干美国何事！

世界与美国并未如此简单地看待问题，因为人们对“美国是世界警察”的这一神话有不同的理解。不消说，这种类似的神话正不断被生产出来，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但对于试图理解这个世界的人而言，它们无疑阻碍了思考，并“正在飞速地扼杀一些诚实的争论”（巴尼特：《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240页）。事实上，政治神话的后果远比想象的严重。从政治神话到政治神学、到政治神秘主义，再到暴力的滥用，最终造成生灵涂炭，正是这种人类行为令人震惊的连锁效果。本书提到的现场事例，可资为证。

自2011年初突尼斯发生革命以来，阿拉伯世界春风劲吹，许多同病相怜的国家一时间风声鹤唳。阿拉伯世界为何有此变局？一种声音很快传遍街头巷尾：“这是美国的阴谋！”于是，众多的评论家开始对美国阴谋进行绘声绘色的演绎，乐此不疲。然而，这种演绎只是不高明的，甚至是失控的智力游戏，因为他们刻意无视众所周知的基本事实。突尼斯这场民众运动的导火线，其实是极为日常化的一幕情境：一位可怜的小贩因遭受执法部门的暴力执法，愤而自焚。这导致民众在专制体制下压抑已久的不满情绪瞬间爆发；国王见状不妙，远走他乡。这种情绪随后在多个阿拉伯国家蔓延开来，几乎成星火燎原之势。

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自然早已卷入其中。本书作者注意到，“有人说，阿拉伯人终于起来推翻了亲美独裁政权，一如突尼斯和埃及；又有人说，反美独裁政权终于面临垮台的命运，一如利比亚与叙利亚。”阿拉伯国家与美国为何以如此极端的方式联系到了一起？其实，问题在于政权的独裁，而非反美或亲美，因为前者首先关系到那些国家民众的生活。关于此次阿拉伯世界的民众运动，“有人指这是关于贫穷、关于民主、关于自由，不过，正如阿拉伯老百姓自己说，真的原因其实是关于公平和尊严：重拾被剥夺了的关乎人的最基本的正义、尊严”（第14页）。此诚为作者源自现场观感的真知灼见。2004年埃及出现的“杰化雅运动”，诉诸的正是民众的生活感觉。“杰化雅”（Kefaya）在阿拉伯语中的含义非常浅显：“受够了”——谁受够了什么？对于埃及民众而言，这可能无需回答。

美国卷入阿拉伯政治事务中，乃是出于公然的既定政策，并无秘密可言：作为安全政策的一环，美国有意推动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进程。然而，这是一种狭隘的世界政策。阿拉伯世界的人们对此抱有反感与敌意，亦是人之常情——有谁愿意被他人视为工具呢？问题在于，专制者见猎心喜：他们利用民众朴素的乡土之情，高调指责美国，将各种严峻的现实问题——诸如政治的腐败与无能——悉数转换为过去乃至当下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造成的罪恶。这成为他们自我辩护的手段。在这种旨在维护专制的斗争中，社会固有的民主议题暗中遭到了替换：民权问题被转换为主权问题，甚至被转换为对国家忠诚与否的问题。简言之，真问题被转换为伪问题。

在分析美国在中东民主化过程中的角色时，评论家都注意到了“美国民主基金会”（NED）这个团体。该基金会早在2001年就卷入北非与中东国家的社会运动当中。这些国家包括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约旦、科威特、苏丹，甚至还包括以色列。在2003年11月格鲁吉亚发生的革命中，幕后的组织者选择的口号是“Kmara”，其含义正是“受够了”。这让人联想到了该基金会在埃及的“阴谋”。但事实还有另外一面，埃及民众表达了他们对“Kefaya”（杰化雅运动）的理解：“我们不想在电视画面上不停看到那些官员的嘴脸，所听到的是不断重复的官方立场。我们要新的脸孔，新的声音！”（第25-26页）这是一种对专制统治的厌倦。

“杰化雅运动”的正式称谓是“寻求埃及变革运动”，其诉求很简单：结束穆巴拉克的统治。年轻人充当了运动的主体，而这与交往技术的变革，尤其与互联网的广泛运用有直接的关联。它形成了一种去中心化的、松散的网状结构，不易遭到破坏。处于权力核心的那些老人家不知与时俱进，不知如何对付这种飘忽不定的抗争。这种源于厌倦感的行动，因夹杂着网络虚拟空间特有的游戏感，恐怕是历史上最不深刻的革命，甚至有一丝“谈笑间樯橹飞灰烟灭”的味道。美国审时度势，推波助澜。但埃及民众清楚，美国依旧在把自己本质上是生活诉求的民主诉求视为手段，因而怨恨依然。这是美国中东民主化政策的失败。

美国为其政策失败所付出的代价，并未得到恰当的认识与评估。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民众错愕不已：“为什么他们憎恨我们？”美国为政诸公似乎只能想到中东的穆斯林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故心怀怨恨。他们未能意识到自己作茧自缚，沉浸于“美国自由”的神话中而无法自拔。美国在中东的所作所为早已将这个神话摧毁。与埃及政策相比，美国在巴以冲突中扮演的角色，收获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怨恨。简要的历史回顾，有助于我们理解那种角色的后果。

阿拉伯国家的出现源于奥斯曼帝国的解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军攻占了巴勒斯坦地区，并于战后进行委任统治。然而，与其他委任统治不同，1922年，国际联盟授权英国执行有名的《贝尔福宣言》，要求英国无中生有，协助 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国。此后，英国比较公正地维持了族群平衡，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遭到了抑制。事实上，十九世纪末只有不到两万犹太人生活在巴勒斯坦，而该地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阿拉伯人；后者是最近一千三百年来巴勒斯坦绝大多数土地的真正所有者。不过，犹太复国主义者宣称，根据《圣经》记载，早在四千年前上帝就与亚伯拉罕订约，将土地许给了后者。二战后，犹太人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获得了同情；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巴以分治方案。翌年，英国结束委任统治，以色列趁机宣布独立，并随后踏上扩张之路：不但控制了整个巴勒斯坦，还占据了一部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

随着冷战的展开，为平衡苏联对埃及的支持，美国开始全力支持以色列，并最终在1967年左右接替了此前英国扮演的监护人角色。这是悲剧的开始，因为以色列早已显示出桀骜不驯的姿态：为实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大以色列”计划而展开征服事业。依据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与沃尔特在其著作《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的介绍，以色列早在建国时就进行过种族清洗，“包括犹太人所进行的处决、大屠杀和强奸行为”。在巴勒斯坦人分别于1987-1991年及2000-2005年间发动的两次起义期间，以色列展开了血腥的镇压，包括枪杀儿童。此外，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让黎巴嫩基督教民兵进入巴勒斯坦难民营展开屠杀，导致七百到两千人丧生。在2006年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以色列向黎巴嫩村镇投下数以百万计的集束炸弹，造成巨大的灾难。

这些暴力行为，可视为英国统治下发生的犹太激进组织恐怖袭击策略的延续。早在1937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就实施了无差别恐怖主义袭击：将炸弹安放在超市与人群中。在获得国家地位后，暴力得到了合法化。相反，巴勒斯坦人的激烈反抗、他们自认的“殉道之路”，则被视为恐怖主义。当《中东现场》的著者略微表达不解时，哈马斯领导人直接回答：“我们不需要你明白……”（第164页）局外者诚然感到困惑，但阿拉伯人明白。那种源于看不到尽头的暴力、羞辱、折磨，导致了巴人对以色列不择手段的复仇；同时，巴人及其同情者宣称，采取不公政策的美国要为此埋单！这成为针对美国的一系列恐怖主义袭击的直接起因。

然而，美国失败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其政策的不公。事实上，1970年代后期的卡特政府、1990年代的克林顿政府，都为中东和平进程做出了堪称真诚的努力，先后促成了以色列与埃及、约旦的和解，甚至还一度让人看见巴以问题解决的曙光。尽管这些进程中有着对以色列过度的偏袒，美国仍可获得属于它的那一份敬意。美国的真正失败在于，它丧失了对以色列的控制：以色列可以随意违背对美国的承诺，阻碍美国的和平努力，公然违反国际法的一般准则。

在前面提到的米尔斯海默与沃尔特的著作中，两位作者以长达五百余页（中译本）、近一千四百条的注释，极其详实地分析了美国中东政策失败的制度根源：美国的“以色列游说集团”是影响华盛顿的第二大利益集团，对美国政策制定发挥着非比寻常的影响。美国前总统卡特的一席话表达了这一集团的巨大力量：“对于任何想寻求连任的国会议员来说，采取一种可能被解读为反对保守的以色列政府的政策立场……在政治上就无异于自杀。”（第231页）在该集团的影响下，任何对以色列的批评都可能被冠以臭名昭著的“反犹主义”标签。这种反犹主义的指控，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最强有力的侮辱性”言辞，成为进行人格抹黑、钳制人口的利器。事实上，卡特这位被视为“道德上毫无瑕疵”的人，就因其对以色列的批评而一再被指责为“反犹分子”。

整个世界都在为美国的失败而付出代价：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遭到质疑，以色列犹太人正在耗尽其苦难史引发的同情，并被迫生活在不安与恐惧当中，而巴勒斯坦人则更是生活于悲惨的状况当中；更有甚者，学者的耸人听闻的“文明冲突”的妄言，正在被错误的政策建构为现实。他们都忘记了：罪恶源于人手。

这是人类为实现正义而必然付出的代价吗？肯定的回答会带来安慰，但无法令人满足。因为，倘若人类坚定地动用自己的知性，代价就会得到控制。动用自己的知性，这首先要求我们知道事实是什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中东现场》堪称是一部出色的中东当代史，尤因其对庶民声音的倾听与记录，将为各种强权所忽视、无视乃至蔑视的事实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使得本书显现出令人敬佩的高贵品质。

中东的现代史已然表明，强权政治是造成人间苦难的根本原因。权力若未得到有效平衡与控制，那么暴力——源于个体与国家，尤其源于后者——就无法得到驯服。把这种暴力简化为“恐怖主义”，无非是一种自我欺瞒，一种新的政治神话。其实，控制权力、保障人类尊严的现代政治制度，在民族国家（或曰“国民国家”）内部的相对有效性已经得到了证明；美国正是这种国家之翘楚。然而在世界政治上，源于人类自身的暴力尚未得到有效驯服。若想真正实现人人的自由与平等，珍爱人类的“良心的自由”，那么可以说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这里要求美国走的路，因其正是人类文明进程自身，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人都是中东现场的当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