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60年是民主党主导政坛的时代，1960—1980年系共和人民党与正义党平分秋色的时代。相比之下，在第三次军人政变后的20世纪80年代，祖国党在土耳其政坛独领风骚，取得1983年和1987年两次大选的胜利，成为继20世纪50年代的民主党和60年代的正义党之后第三个在大国民议会占据多数席位的政党和单独组阁的政党。

　　进入20世纪90年代，政党政治出现明显的变化，诸多小党在议会选举中的政治空间呈扩大的趋势，获得议会席位的政党数量明显增加，在1991年、1995年和1999年三次大选中，正确道路党、繁荣党和民主左翼党尽管先后成为议会下院第一大党，然而累计得票率分别仅为27.1%、21.4%和22.2%，议会非多数党的联合组阁再次成为土耳其政坛的突出现象。与此同时，伊斯兰复兴运动日渐高涨，伊斯兰政党异军突起，进而挑战世俗政党在土耳其政坛的主导地位。

　　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兴起，根源于厄扎尔执政期间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历史环境。祖国党政府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和失业率上升。1980—1988年，失业率从16.4%上升为22.9%，失业人口总数从280万人上升为480万人。1987—1994年，占总人口80%的中下层群体的收入呈下降的趋势，占总人口20%的富裕阶层的收入呈上升的趋势，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贫富差距的扩大。据统计，占总人口20%的富裕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87年为49.9%，1994年上升为54.9%。相比之下，占总人口20%的贫困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87年为5.2%，1994年下降为4.9%。与此同时，中东部内陆地区与西部沿海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也进一步扩大。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出口外向型经济政策的实施和出口贸易的扩大，被誉为安纳托利亚之虎的内陆中小私营企业开始挑战大公司的垄断地位。1990年5月，内陆中小私营企业成立具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行业组织，名为独立企业家和商人联合会，旨在抗衡代表大公司利益的土耳其企业家和商人联合会。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独立企业家和商人联合会拥有约2000家企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1994年4月，伊斯坦布尔市议会举行首次会议，会议召开伊始，全体议员举行祷告，随后通过的第一批法规包括禁止在议会大厦服务区出售酒精类饮品的法令，体现出伊斯兰的宗教色彩。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导致政治生活的相应变化，进而加剧伊斯兰政党与世俗政党之间的角逐，伊斯兰模式开始成为下层民众寻求改善生活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新出路。

　　繁荣党(WelfareParty)始建于1984年大选前夕，与民族秩序党和救国党具有明显的政治渊源，均为内切梅廷·埃尔巴坎一手创建，持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和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倾向。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先后作为3个伊斯兰政党即民族秩序党、救国党和繁荣党的核心人物，被誉为“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之父”，可谓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灵魂，长期活跃于土耳其的政治舞台，20世纪70年代作为救国党主席加入3届联合政府，出任内阁副总理，致力于现行国家体制内与世俗政党的政治合作。

　　相比于救国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相对落后地区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繁荣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支持者包括农民、蓝领工人、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其他中低收入者，分支遍布土耳其各地，触角延伸至土耳其社会的各个角落。“繁荣党的组织建立在投票站的基础上，每个投票站范围内的每条街甚至每栋楼都会派出专人监督，旨在保证选举期间所有的选民踊跃参加投票”。繁荣党的外围组织包括分布在全国的诸多基金会、文化协会和青年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全国青年基金会。该组织系1975年由救国党创建，是土耳其最大的青年组织，20世纪90年代初有1500余个分支，为成千上万的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

　　繁荣党强调土耳其人的民族独立、民族意识和民族利益，强调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则。“解放、民主意识和民族跃进”，是繁荣党倡导的基本纲领。繁荣党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强调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反对教俗分离，抨击贫富分化，主张恢复伊斯兰教法，完善民族经济，建立福利性的经济制度、公正的社会秩序和自由的政治环境，保护劳动者的福利和权益，缩小贫富差距，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实现不同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捍卫土耳其的民族利益，谋求民众的最大利益。繁荣党反对国家控制宗教的政治原则，主张修改1982年宪法的第24款，即任何人不得以宗教规范作为国家之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基础，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实现政治目的。

　　在1995年的竞选纲领中，繁荣党抨击土耳其的现行制度存在瑕疵，是“欺骗民众的、假民主的和黑暗的统治”，宣称繁荣党致力于建设“多元的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繁荣党强调，选举是通向政治权力的唯一道路。繁荣党领导人内切梅廷·埃尔巴坎曾经表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皆存在诸多严重弊端，是代表着剥削和压迫的制度和秩序，繁荣党的目标是建立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第三者秩序即“公正的秩序”，而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伊斯兰社会则是“公正的秩序”的典范。此外，繁荣党反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土耳其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抨击西方模式的民主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特洛伊木马，落后于先知时代的伊斯兰民主，在外交方面持反对以色列的立场，反对加入欧盟。

　　在1984年举行的地方选举中，繁荣党首次亮相于土耳其政坛，获得78万张选票，支持率为4.4%，夺取凡城和乌尔法市的两个市长职位。在1987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繁荣党获得17万张选票，支持率为7.5%，低于选举法规定的“10%的门槛”，未能赢得议会席位。1989年，土耳其举行地方选举，繁荣党获得9.8%的选票。在1991年的议会选举中，繁荣党获得13%的选票和议会下院61个席位。

　　在1994年3月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正确道路党赢得21.4%的选票，祖国党赢得21%的选票，相比之下，繁荣党位居第三，赢得19.1%的选票，高于1991年大选时的16.9%的支持率。繁荣党在28个省议会占据优势，其中包括伊斯坦布尔、安卡拉、迪亚巴克尔、科尼亚和开塞利等重要城市。内切梅廷·埃尔巴坎随后在伊斯坦布尔的阿尤布清真寺向其支持者宣布：这是来自安拉的恩赐，繁荣党将会取得更大的胜利，公正的秩序是解决目前所面临的种种危机的唯一出路，繁荣党的胜利不会止步于此，繁荣党的下一个目标是建立世界伊斯兰联盟，伊斯坦布尔将会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政治首都。

　　1995年12月，繁荣党在大选中胜出，赢得21.4%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58个席位，伊斯兰政党首次成为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第一大党。持中右翼立场的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分别获得19.7%的选票及大国民议会下院132个席位和19.2%的选票及大国民议会下院135个席位，持中左翼立场的民主左翼党和共和人民党分别获得14.6%的选票及大国民议会下院76个席位和10.7%的选票及大国民议会下院49个席位，成为大国民议会中的少数党。

　　繁荣党尽管在大选中胜出，然而缺乏单独组阁所必需的议会席位。包括军方、司法机构在内的土耳其政坛的世俗阵营极力阻止繁荣党进入内阁，于1996年3月推动占据大国民议会135个席位的正确道路党和占据大国民议会132个席位的祖国党以及占据大国民议会76个席位的民主左翼党组成联合政府，繁荣党成为议会主要反对党。祖国党与正确道路党通过谈判协商，组成联合政府。双方约定，祖国党主席马苏德·耶尔马兹(MesutY?lmaz，又译梅苏特·耶尔马兹，1947—)首先出任内阁总理，至1997年1月由正确道路党主席塔恩苏·齐莱尔(Tansu?iller，又译坦苏·奇莱尔，1946—)接任总理职务。1996年6月，由于祖国党与正确道路党分歧不断，祖国党主席马苏德·耶尔马兹与正确道路党主席塔恩苏·齐莱尔之间相互攻击，联合政府解体，于是繁荣党与正确道路党组成联合政府，繁荣党主席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出任总理。

　　繁荣党作为执政党，在经济方面延续厄扎尔时代的基本框架，坚持市场经济体制，继续推进私有化的改革进程，致力于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在外交方面，繁荣党奉行疏远西方和亲伊斯兰世界的外交政策，与沙特阿拉伯、利比亚、伊朗交好。内切梅廷·埃尔巴坎打破土耳其历届总理以美国作为首次外访对象的惯例，出任总理后首先访问伊朗、巴基斯坦、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继而访问埃及、利比亚和尼日利亚。1996年8月，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在出任总理6周后，首次外访选择伊朗，签署为期22年和从伊朗进口230亿美元天然气的协议，倡议召开土耳其、伊朗、叙利亚、伊拉克四国首脑峰会，讨论地区合作。内切梅廷·埃尔巴坎还委派司法部长和教育部长访问伊拉克，重修土伊关系，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重新开通两国之间的石油管道。

　　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在出任总理后，邀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IslamicResistanceMovement，Hamas)、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代表出席繁荣党会议。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访问土耳其期间，就埃尔巴坎邀请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举动，对于埃尔巴坎干涉埃及内政表示关切。

　　1996年12月，内切梅廷·埃尔巴坎领导的内阁试图与伊朗签署军事合作协议，遭到土耳其军方的抵制，未果。在内政方面，埃尔巴坎内阁试图取消禁止在大学校园和政府机构的女性披戴头巾的法令，建议在伊斯坦布尔象征凯末尔主义的塔克西姆广场建造清真寺，呼吁重建司法体制和实行包括伊斯兰教法在内的多元法律体系，引起世俗势力和军方的强烈不满。

　　1997年1月，埃尔巴坎邀请多名苏非教团领袖在总理府共进斋月晚餐。随后，内阁通过法令，调整斋月期间的工作时间，以便于穆斯林履行斋戒的宗教义务。同月，时任安卡拉市辛坎区长的繁荣党成员贝吉尔·伊尔迪兹组织集会，要求实施伊斯兰教法，张贴巴勒斯坦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画像。随后，土耳其军方出面干涉，拘捕贝吉尔·伊尔迪兹。

　　1996年10月，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伊斯兰国家会议上，内切梅廷·埃尔巴坎提出组建“穆斯林八国集团”的设想，呼吁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孟加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埃及、尼日利亚八国之间进一步密切经济协作，强化伊斯兰世界的团结，抗衡西方七国集团。同年11月，“八国集团”宣布成立，秘书处设在伊斯坦布尔。1997年6月，尽管面对世俗主义的巨大压力，八国集团峰会在伊斯坦布尔如期召开。内切梅廷·埃塔克西姆广场共和国纪念碑尔巴坎表示，西方国家在苏联解体后延续冷战思维，将伊斯兰教视为新的对立面，而不是致力于实现世界和平，八国集团的宗旨则是消除冷战思维和推动和平进程。八国集团的目标是：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对话，不要冲突;要公平正义，不要双重标准;要平等，不要特权;要合作，不要剥削;要人权、自由和民主，不要压迫和颠覆。

　　长期以来，军方扮演着左右土耳其政治舞台的重要力量，恪守凯末尔主义的基本原则。1960年、1971年和1980年的3次军事政变，体现出军方干预政治生活的巨大影响力。军方操纵下制定的1982年宪法，规定了军方享有的特权地位，提供了军方干预政府和发挥政治影响的法理依据。退役将领出任总统成为惯例，总统主持的国家安全会议和总统任命的宪法法院，是维护军方特权地位、制约多党制议会和民选政府、监督社会的重要国家权力机构。此外，在正式国务活动的礼宾排序中，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通常排在总统、议长、总理之后，位居第四，军方地位由此可见。国家安全会议是1980年军方政变的产物，根据1982年宪法的相关条款设立，成员包括5名文职人员即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外交部长和5名军方将领即总参谋长、陆军司令、空军司令、海军司令、宪兵司令。1982年宪法规定，内阁会议应优先考虑国家安全会议的事关国家安全、领土主权和社会稳定的相关决议。

　　在繁荣党于1996年10月召开的执政后第一次党务大会上，内切梅廷·埃尔巴坎表示，繁荣党作为土耳其政坛主流的组成部分，强调继承凯末尔主义的传统，关注与世俗势力的妥协，努力保持与军方的良好合作关系，体现出繁荣党之温和、务实和理性的政治倾向。繁荣党副主席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Gül)表示：我们是一个民主的政党，我们将从民众的支持中获得执政的合法性。我们不能强迫民众违背自己的意愿而接受伊斯兰主义的实践，民众享有自行选择的自由。

　　尽管如此，埃尔巴坎内阁推行的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施政举措，引发世俗主义阵营和军方的不满。祖国党主席马苏德·耶尔马兹指责繁荣党是土耳其的纳粹党，试图通过民主的方式掌握政权，进而在土耳其建立独裁统治。民主左翼党主席布伦特·埃切维特告诫民众，繁荣党在军官中传播伊斯兰主义思想，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则与许多伊斯兰国家的非法武装保持密切联系。军方宣布，19家报纸、110家杂志、51家电台、20家电视台从事非法的伊斯兰主义宣传，伊斯兰主义者成立了2500个协会、500个基金会、1000家公司和超过800所学校。海军司令古芬·埃尔卡亚认为，伊斯兰化已经成为土耳其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斯梅尔·卡达拉耶声称，繁荣党正在将土耳其带回到中世纪。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也加入反对繁荣党的阵营，呼吁保卫土耳其的世俗民主体制。然而，德米雷尔认为，军事政变并非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政变不能解决土耳其的任何问题……正是1980年的军事政变造成了土耳其当前的复杂局面。应当通过政党从事政治活动”。

　　伊斯坦布尔大巴扎

　　1997年2月28日，军方主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政治伊斯兰是土耳其共和国面临的头号威胁，进而通过决议，要求埃尔巴坎内阁采取有效的行动，阻止正在各地蔓延的伊斯兰主义活动，遏制伊斯兰主义势力向国家机构的渗透，强化国家对于宗教活动的控制。不同于1960年、1971年和1980年的军方政变，此次的政治干预，军方并未接管政府、解散政党和实行军事管制，军人也未走出军营，所有的一切均未超出法律的基本框架，时人称之为“军方的温柔介入”。军方领导人深知，军事政变的时代已经远去。

　　1997年5月，总检察长乌拉尔·萨瓦什以“繁荣党已经成为反对世俗主义的核心”为由，向宪法法院提起公诉，要求取缔繁荣党。乌拉尔·萨瓦什指责繁荣党倡导允许女性在大学校园和政府机构披戴头巾、试图在土耳其建立伊斯兰政体、繁荣党领导人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在斋月期间宴请苏非教团首领，声称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实践正在将国家带入内战的边缘，誓言将竭尽所能地致力于取缔伊斯兰主义、分离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1997年6月，繁荣党被宪法法院取缔，内切梅廷·埃尔巴坎领导的联合政府垮台。宪法法院裁定，禁止内切梅廷·埃尔巴坎以及另外6名繁荣党领导人5年内从事政治活动。

　　面对世俗势力的指控，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强调繁荣党致力于捍卫世俗主义原则，否认繁荣党利用宗教从事政治活动，要求重新界定世俗主义原则，认为世俗主义与伊斯兰教并非存在根本的对立，声称繁荣党是土耳其最大的民主政党，如果繁荣党遭到取缔，新的政党将会马上继承繁荣党的事业。1997年12月，在内切梅廷·埃尔巴坎的授意下，伊斯梅尔·阿尔帕特金创建贤德党(VirtueParty)，成为继繁荣党之后土耳其政坛最重要的伊斯兰主义政党。

　　贤德党继承了繁荣党的伊斯兰主义倾向，其成员中近半数来自被取缔的繁荣党，加之部分祖国党议员由于对党主席耶尔马兹心存不满也转向加入贤德党，贤德党因此在大国民议会下院拥有144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1998年5月，雷杰·库坦取代伊斯梅尔·阿尔帕特金出任贤德党主席。雷杰·库坦在随后发表的电视讲话中宣称，尊重人权、自由、民主和法治是贤德党的政治准则，强调完善民主是保障人权的首要条件。在外交方面，贤德党不同于繁荣党的立场，突破狭隘的宗教界限，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强调加入欧盟符合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将加入欧盟视为提升土耳其民主政治的重要外部力量。

　　在1999年大选前夕，贤德党的竞选口号是：土耳其伟大、建设发达的民主国家、实现独立公正的司法，强调民主国家、廉洁政府和自由社会作为三项基本原则。贤德党在竞选纲领中呼吁修改1982年宪法的相关条款、关闭国家安全法庭、按照民主政治的原则重组国家安全会议、削减国家安全会议的权力、压缩中央政府的权力、扩大地方自治、促进公民社会组织、加速私有化进程、推动欧洲式的民主化政治改革、改善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主张强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联系、降低国民的税收负担、提高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与此前的繁荣党相比，贤德党的竞选纲领表现出明显的世俗色彩。

　　在1999年4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贤德党获得15.4%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11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在1999年大选期间，贤德党提名的议员候选人中包括17名女性，其中3人进入大国民议会。在随后举行的地方选举中，贤德党在包括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在内的多数省份胜出。

　　2000年5月，贤德党举行大会，选举党内领导人，埃尔巴坎支持的雷杰·库坦以633票对521票的微弱优势，击败阿卜杜拉·居尔，连任贤德党主席。2001年6月，贤德党被宪法法院宣布取缔，成为自1971年以来继民族行动党、救国党、繁荣党之后第四个被宪法法院取缔的伊斯兰主义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