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现代土耳其的去伊斯兰化与去阿拉伯化运动就不得不提其主导者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凯末尔是土耳其军官、改革家、作家和领导人，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被土耳其人誉为土耳其人之父及现代土耳其的肇建者。生于萨洛尼卡（今希腊境内），木商家庭出身。曾因批评奥斯曼帝国政治而被捕，后被放逐军营服役，其在一战中屡立战功，成为上校师长，并在一战中著名的加里波利之战中，率部击退了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印度和纽芬兰军队的登陆进攻。1916年8月，因保卫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获得“伊斯坦布尔的救星”和“帕夏”的称号，名扬全国和欧洲。后被任命为第二军团司令，晋升为将军。

一战末期奥斯曼土耳其战局急转直下，被迫与协约国媾和，土耳其全境被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军队占领，土耳其面临被瓜分的命运，而凯末尔则利用第9军督察使的身份则前往萨姆松组建国民军建立抵抗力量，1920年的色佛尔条约正式确立了土耳其即将被瓜分，凯末尔在安卡拉召开大国民议会，拒绝承认这一条约。1921年8月凯末尔率国民军击败希腊军队，之后又通过土亚战争及法土战争迫使协约国放弃《色佛尔条约》，于1923年7月订立《洛桑条约》，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在1923年10月于安那托利亚及色雷斯东部成立。而在就任土耳其领导人的时候，凯末尔进行一连串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变革，启蒙土耳其并让土耳其成为现代化和世俗主义的国家，凯末尔带领土耳其现代化的作为被称为凯末尔主义，特别是在文化上及政治上凯末尔进行了削弱和摆脱伊斯兰与阿拉伯文化的运动，转而强调突厥(ps：主要是强调西迁的西突厥支部乌古斯，及乌古斯的后裔塞尔柱突厥的历史与文化，但与泛突厥主义不同的是，突厥主义是种族中心主义而凯末尔主义是多中心的。凯末尔主义想与主流世界文明接轨。泛突厥则强高突厥人的优越性，欲联合所有突厥人。凯末尔主义追求平等，目的不是要联合其他突厥国家里的土耳其人。凯末尔主义对泛突厥对不感兴趣，并在1923年至1950年间作出强硬的反对。)的历史与文化和学习欧美文化，以凸显土耳其自身的民族意识。使得现代土耳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伊斯兰与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如今的土耳其人身上虽然突厥血统很少但却普遍仍认为自己突厥人或者是突厥人后裔，也是拜凯末尔主义所赐，现代土耳其也是中东地区去伊斯兰与阿拉伯化最成功的一个。

宗教标志以及医学

凯末尔主义者将不文明的人（不科学的人、不具实证主义精神的人）定义为在迷信的界限内运作的人。伊斯兰学者并非是科学组织，他们行动是根据几个世纪以来发展的传统。他们被凯末尔称作"Gerici"（反动者）。1925年2月25日国会通过法案，宣称宗教不可在政治中被用作工具。问题是在一个学界被伊斯兰学者宰制的国家中，法案如何会起作用。凯末尔主义意识形态向迷信开战，禁止伊斯兰学者的业务继续进行，并且和新生的律师、教师、医生阶层一起，鼓吹西化文明之道。对伊斯兰学者社会性存在的禁止体现在“服装法令”中。法令的战略目标是通过从社会舞台上移除伊斯兰学者阶级来遏制他们对政治的重大影响。然而，这种措施的危险性在于他会被看作反宗教行为。凯末尔主义者辩称“伊斯兰将任何种类的迷信视为非宗教的”。伊斯兰学者的权力基于“世俗的机构全都的附属于宗教”这一观念，建立于奥斯曼时期。伊斯兰学者是宗教虔诚的象征，行使宗教权利，并凌驾于政权之上。[5] 凯末尔主义者宣称：“国家将会被实证主义统治，而不是被迷信统治。”一个例子是医术的实行。凯末尔主义者试图去除草药、药水和精神病宗教疗法的迷信成份（这些都是伊斯兰学者医术的一部分），驳斥那些用草药、药水、和药膏来行医的人，并且处罚那些自认为对健康和医学有研究的人。1925年9月1日，第一届土耳其医学大会召开，这仅是凯末尔在8月30日关于医学问题发表卡斯塔莫努演讲的一日之后。

官方逐步采取措施消除穿戴宗教服饰（以及其他表示宗教从属标志）。自1923年起，一套法令逐渐增加对特定传统服饰的限制。凯末尔首先规定公务员必须戴礼帽[6]，（在国有公共场所）学生和政府雇员的穿着准则也在凯莫尔生前得以实行。在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公务员戴上了礼帽之后，凯末尔又更进一步地实行了礼帽法案，规定任命使用西式礼帽，而不是菲斯帽。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妇女穿面纱或者头巾，而是聚焦于禁止男性菲斯帽和包头。凯末尔利用1925年大国民议会授与政府的特别权力，以激烈的手段完成了颇具象征意义的土耳其服饰革命。他颁布命令，强制所有政府人员必须穿戴西装与礼帽，同时颁布一项禁令，禁止非神职人员穿着宗教袍服或宗教徽记；11月25日，又颁布新的法律，强制所有男子必须戴礼帽，凡戴土耳其帽者将依律治罪。他并带头脱下军服，换上西服，以为国民表率。

1934年，另一项限制服装的法律获得通过，关于穿着“禁止服装”的法令。法令禁止任何基于宗教的服饰，譬如面纱和包头，并同时积极推动西式服装的普及。

宗教革命

1924年3月，凯末尔废除了源自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后人的哈里发制度，将奥斯曼王室成员全部驱逐出境，并进行政治改革。他废除了历史悠久的伊斯兰教长（Shaykh al Islam）制、撤消沙里亚（Seriat）（即伊斯兰法）部、停办独立的宗教学校和经院、关闭宗教法庭（特别沙里亚法庭）以及废除被奉为神圣法典的沙里亚法、制订和采用依据西欧国家法律为摹本的新民法等等，从而为土耳其的世俗化扫清了障碍。

女修道院和苦行僧道堂

社会变化也包括历经数百年、深深扎根于社会之中的的伊斯兰宗教社会结构。有些寺院是奥斯曼帝国国家机关的一部分。哈里发职位的废除消灭了政府中最高等的宗教社会身份，但没有消灭兄弟会性质的穆斯林会社（这种会社因为各种不同目而设立、作为信徒之间的一种协会）。这些会社已在女修道院和德尔维希道堂组织之下制度化了，在没有政治组织的情况下作为寺院政治权利的一种延伸。1925年，凯末尔通过《关于女修道院和德尔维希道堂的法律》，这样的组织被宣布为完全非法。

女权

土耳其民法典的改革，包括关于女性选举权的改革，"不仅是伊斯兰世界的突破，也是西方世界的突破"。

凯末尔推动了一系列提高土耳其妇女地位的改革。包括在法律中明文强制不准妇女戴面纱、废除一夫多妻、确立离婚制度、保障妇女在教育就业参政及财产继承的平等权利。
着一系列制度与规定的改变，两性平等的法律权利在1926到1934之间落实。1934年 凯末尔修改宪法，妇女21岁拥有选举权，30岁则拥有被选举权，这项举措甚至比许多欧洲国家更早，如法国和瑞士。

土耳其女权运动者与他国的女权运动者不同，她们认识到自己最好的机会在于维护与宣扬鼓吹世俗价值和男女平权的凯末尔主义改革，而不需要直接去争取基本权利和平等。
在共和国初年的一次会议中，凯末尔宣称：对女同胞: 为我们赢得教育之战的胜利，你们将会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会比我们以前所能取得的的成就都大。这就是我向你们呼吁的。对男同胞: 如若从今天起女性不再分担这个国家的社会生活，我们将永远无法达成我国的全面发展，我们将会不可弥补地落后，无法无法与西方文明并驾齐驱。

司法改革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宗教帝国，各个宗教社群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参见米利特）。每一个米利特内部的统治都是基于宗教法，如伊斯兰教法，天主教法典，或者犹太教哈拉卡。

凯末尔最先着手的司法改革包括一步世俗的土耳其宪法(基于法国式的世俗主义laïcité)，达成了完全的政教分离，用基于《瑞士民法典》的世俗民法和基于意大利刑法的刑法典来代替伊斯兰法庭和伊斯兰教法。改革也建立了并且于1934年12月5日在许多欧洲国家之前实现了两性法律平等完全政治权利，伊斯兰教法一直不包含管理人们在政治机构和商业交易关系的条款。[11]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解体不只是因为他的制度过时，而且是因为他的传统无法适用于当时的要求。例如，伊斯兰教法影响下关于"刑事案例"的规则无法充分防止犯罪。[11] 到了十九世纪初，奥斯曼伊斯兰法典在处理概念更宽的社会系统时，法律条文总体上没有实用性。非穆斯林米利特受启蒙时代现代化的基督教法律影响。伊斯兰教法与基督教法[12]尽管奥斯曼法典Megelle盘根错节，一夫多妻在凯末尔改革之后就不能合法实行了。[13] 因为法条的不实用性，有成千上万的Megelle条款实际上废弃不用。

凯末尔的司法改革可以看成是奥斯曼帝国失败的现代化史的最后一步。 在1839年，通过“帝国敕令”（en:Hatt-i Sharif），帝国推行改革，试图将法典现代化。通过将司法平等扩展至全民，改革试图结束司法系统的混乱局面。1841年，一部新的刑法编写完成。但是一直到帝国解体，家庭与婚姻关系还无法可依。[11]关于家庭和婚姻关系的立法是全新的，这应该要归功于凯末尔。

育改革

教育改革和全国新开的人民之家结合起来，通过凯末尔本人数度亲自下乡教授的新字母。

支持识字改革的还有：通过新的著作权法以及讨论著作权、公共教育以及科学出版的新会社，来增进私营出版业界。

教育统一

教育统一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民主化、二是教育领域活跃的世俗主义。统一与《国民教育统一法》相伴而来，该法有三项规定：[14] 其一，所有伊斯兰学校以及其他由私人基金会或宗教事务管理局管辖下的学校都归国民教育部管辖。其二，拨给宗教事务管理局的预算经费现在转拨给教育经费。其三，教育部需新开一间宗教学院来在高等教育体系内训练高等宗教专业人才，并另设学校以训练“伊玛目”与“呼图白讲师”。

教育统一与旧式大学关闭之后，政府开始了把科学从欧洲转移到土耳其的庞大计划。教育机构基石之一的伊斯坦布尔大学接受了许多纳粹党政权因为种族和政治原因驱逐的德国与奥地利裔科学家。土耳其接受这种安排，并成为土耳其现代科学制度的核心[1]。这种改革试图打破自奥斯曼帝国时期起依赖外国专家来接收科技知识的惯例[1]。

语言改革

1928年9月1日，新的土耳其语字母由凯末尔提议成立的语言委员会推行，替代了沿用数百年的波斯-阿拉伯字母系统。拉丁字母的采用和外文借词的肃清是凯末尔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

废除阿拉伯语字母的原因是该字母不适合于表现土耳其语音韵学，因此需要新的一套文字来正确表现它。奥斯曼帝国采用的波斯-阿拉伯字母系统是辅音音素文字，此种文字对土耳其语来说就太过含糊，因为土耳其语中元音字母更为重要。阿拉伯语字母的不足充分表现在这样一个例子上：محمد پاشا اولدو这一词既可以表示Mehmet Paşa oldu(穆罕默德成了一名帕夏)，也可以表示Mehmet Paşa öldü(穆罕默德帕夏死了)。奥斯曼帝国作家需要加入波斯语或阿拉伯语来源的赘词才能避免这些错误。

因为阿拉伯语字母只有少数伊斯兰学者才能读懂，废除它断绝了与奥斯曼伊斯兰文献的联系，表现了共和国的世俗主义精神。更重要的是，拉丁字母更使得学习读写更容易，最终提升识字率。

现代化的另一步是技术词汇的采用，这也被彻底实行了。土耳其语中与技术无关的部分被口语化与简化，这样土耳其人民就可以理解人民的语言。举一个例子：土耳其语词“Bilgisayar”（“bilgi”=“信息”，“sayar”=“柜台”），合起来之后就组成“电脑”一词。

凯末尔通过以“国际”拉丁字母取代以前使用的阿拉伯字母。在共和人民党举行的一个有党的许多重要人物参加的游园会上，凯末尔宣布实行文字改革。他号召“把这件事（指推广新字母）看成是一种爱国行为和国民义务”，要求土耳其人民把“自己从多少世纪以来像铁箍似的束缚着我们思想的那些令人无法理解的符号中解放出来”。而只有这样，土耳其民族才能“以它的文字和它的思想，表明自己在文明世界中的地位”。他前往全国各地，亲自教人们学习新字母。11月3日，大国民议会通过一项立法，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确定了土耳其新字母，并规定翌年起不再公开使用旧的阿拉伯字母。

凯末尔声称，与阿拉伯字母相比，新字母清楚、简洁又适合土耳其语发音，在土耳其提高成人识字率及发展文教事业方面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如其实行的一切变革一样，凯末尔将这一切都视为政治行动，是他改造土耳其国家和社会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要削弱与割裂同奥斯曼帝国历史和伊斯兰的联系。凯末尔从另一方面否定了伊斯兰文化的本体特征，反过来强调了突厥史和前安纳托利亚历史的重要性

凯末尔改革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包含了他对土耳其历史与语言的重视。因为这种重视，1931年到1932年间凯末尔提议成立了土耳其语言协会（en:Turkish Language Association）和土耳其历史协会（en:Turkish Historical Society）来研究土耳其语言和土耳其历史。

遗产和影响

末尔执政期间实施一系列社会政治与经济改革措施，并逐步形成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体系凯末尔主义。

当今土耳其国内最大机场——伊斯坦布尔的阿塔蒂尔克国际机场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评价

凯末尔在各方面试图使土耳其走向西方、走向现代，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目标。土耳其民族通过他的努力，摆脱了内部和外来的束缚，开始走向工业化、现代化迈进[8]。仅凭这一点，“现代土耳其之父”的名号是当之无愧的。

凯末尔虽然使得土耳其人从君主制封建体制走向了民主共和，但是也走向了其个人强权与独裁的另一个极端。他试图摆脱了阿拉伯与波斯文化的影响，却一味地向欧美文化靠拢。

凯末尔认为，当时伊斯兰社会有许多的生活方式，太过宗教化且不够进步，与共和制度与现代进步是对立的，与现代民主制度是矛盾的，所以，要实行土耳其的现代化，必需倡导世俗化和全面西化的这样一个假设为前提，实行了与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决裂，将土耳其融入“唯一”的文明—— “欧洲文明”的一系列措施。凯末尔本人拥有的民族英雄光环和一支对其绝对服从的军队。在军事力量支持下，凯末尔依靠暴力和强权推行全盘西化政策，在社会各个方面，以西方为蓝本进行一系列强力的改革。

由于凯末尔的独裁指导思想，导致了土耳其政坛至今仍存在军官的长期干政。历史上，土耳其军队曾多次发动军事政变强迫民选政府下台。所有法律必须经过由军方控制的“宪法法庭”审查才能生效，民主变成了土耳其军人把持国家命运的美丽外衣，近年政府逐渐通过修宪限制军方权力，而军方对政府的影响力也开始下降。

改革的有效性

因为土耳其和其他中东地区的国家一样受伊斯兰文化影响太深，所以改革最具争议的地方就是宗教。国家坚持世俗主义（“活跃中立”）的政策受到很大阻力，而且直到今天此政策还会造成可观的社会政治紧张状态。不过，任何试图利用宗教情绪、损害土耳其世俗主义的的政治运动都会面对军方的反对，因为军方一直自视为世俗主义最主要最坚定的守护者。

1960年土耳其的阿德南·曼德列斯因为放松了对伊斯兰教的约束，结果被捍卫世俗主义及凯末尔主义的军方推翻，曼德列斯本人也被处以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