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限穿越:行走在多重世界之间(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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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16 21:22:00 【来源:】 点击:

北大博士陈志红

作为一个在中国官方正统教育体制下长大的中原汉族人,我当初对于中国主流社会之外的其他民族及其文化信仰,感觉十分淡漠和遥远。那些能歌善舞、花花绿绿的少数民族,在我对于“中国”的非常单一的想象里,不过是装饰性的花边,宛如灰旧棉袄上几块鲜艳的补丁,夺目却不协调。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论的线性链条上,那些少数民族被“锁定”在不同的低级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就像很多其他汉族人一样,我对于少数民族始终抱着一种有容乃大屈尊俯就的优越感。我无从了解这些所谓的“少数民族”的称号被创造的历史,也无法想象另外一种生活,一种与官方考试和学位制度相脱离、游离于国家“单位”体系之外的生活。
然而我在现代国家的庞大机器上吞咽它灌输给每个人的知识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吸收了它的沉重、垃圾和腐朽。现代的中国历史没有教人对于社会及其他人的信任感,反复无常的政治运动留给人的教训是老成、机巧和世故。于是人们承受不了真诚,甚至难以相信真诚。人们也看惯了萁豆相煎的悲剧,默认了它的必要性。人们学会了沉默、冷漠、和淡漠。大家都在现存体系之内亦步亦趋、小心翼翼地养家糊口、安身立命。
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大学校园,花样繁多却又失了灵魂。舞会和托福、GRE培训班一同盛行。组织部集满了涉世未深的单纯灵魂,以及社交技巧的操练者和机会主义者。女生们忙着学习使用“雅芳”,男生们想方设法自我推销。毕竟,“市场经济”的狂潮迫使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知识、关系、甚至姿色变成商品。当然也不乏理想主义者,以“举世皆睡我独醒”的激越,引吭高歌,但他们愈发显得形只影单,一不留神,就会“啪”地被打击到现实的土壤上。
当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沿海城市疯狂生长的同时,中国的知识界似乎是病了。有些勇敢的知识界弄潮儿,已经学会了和经济效益挂钩,从而在有声有色地展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还有的人像是忽然开了窍,暴发户般地贩卖、炫耀和搬弄新名词、新概念。余下的,或者愤慨,或者彷徨,或者沉浸于小粉裙子式的细碎和感伤。似乎没有人在意街头上那脸色黧黑的送蜂窝煤的苦工,或者建筑工地上肩负着一家人衣食的被役使的乡村劳力。
我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中,突兀地遭遇了伊斯兰教。几个来往于北大各教室之间的怪异的旁听生偶然地闯入了我的世界。他们不隶属于学校的任何一个科系,却奇怪地出现在不同科系的课堂里。他们认真听讲,却并不企图获得任何毕业证书或学位。我不解:没有一纸证书,那学习的终点是什么呢?若非为着谋求现世的某个职位,那知识还能有什么目的呢?更让我讶异的是:当很多处于社会主义中国边缘的少数民族,被迫以出卖和表演自己民族的古老仪式来换取游客的廉价钞票用以维持基本生存的时候,这些同样是从边缘世界里来的人,却不仅虔诚地履行每一种仪式,而且坚称他们那些仪式背后蕴涵着一种普世信仰,一种关乎中国社会、关乎每一个人的信仰。
我对于他们的观念感到不解,可是我难以释怀。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需要任何宗教。教科书上不是说宗教是“颠倒的世界观”吗?况且,伊斯兰教似乎只是回族人或阿拉伯人的事情,它和我当下的世界全然无关。与此同时,我对于中国主流文化中的诸种病象,以及主流社会中道德基础的缺失,感到不满和焦虑。我禁不住地想:难道,还有哪个地方真诚不会被嘲笑为“不成熟”、善举不会被讥笑为“傻帽儿”、朴素者不必自卑、穷困者不必丢弃尊严吗?难道,坚持理想和追求美德,还会在哪个群体里不再如此艰难,不再被仅仅视为书生气的一时狷狂吗?难道他们所信仰的那个伊斯兰的神,真的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吗?我努力地在拓展自己已经被长久窒息了的想象力。
2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身体和灵魂都在漫游。我第一次走出了平坦得让人觉得单调的华北平原,来到了中国的大西北。这里的人文风貌和自然景观一样变幻多端。我见识了哈萨克姑娘的豪爽和东乡族后生的英俊,品尝了临夏人的盖碗茶和新疆人的拉条子。我学会了辨识清真寺穹形的圆顶,熟悉了女人们纱巾飘动时的秀美和庄重。我肃然地抚摩着宁夏同心大寺里硕大的门钉,听着一位洁净的阿爷絮叨地讲述着教门的故事。
渐渐地,我原先脑海中对于中国的十分单一的想象破碎了。我发现了一个“另类中国”,一个与主流叙事中以汉族为文明中心、其他“落后民族”依次等级罗列的图画所不一样的中国。原来,文明不必栖居于钢筋丛林;原来,知识不必仅仅为了功名。这些不同民族、不同支派的穆斯林们,似乎并不敬仰世俗的学位,也并不逢迎如我一般从“先进”的汉民族来的人。他们讲述着教科书里见不到的故事,记忆着与主流叙事不同的历史。他们对于地理空间有着特殊的感知。他们对于自己的生存之道展现着一种不卑不亢的自信。
伊斯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体系,一次又一次地冲击、拍打着我。我从许许多多穆斯林的脸上,读出了一种深深的从容。那是一种知道生何处来、死何处去的从容,一种对世人不抱最后期望的放手后的洒脱。他们时时刻刻想着死亡——这个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极不吉祥并试图规避的概念。他们活在今世,犹如明天就要死去。他们为后世而活着,仿佛今世将会永生。穆斯林人人都懂这种哲学,不用理论,不用言词。
于是,一念一想、一行一动都有了意义。胸中有了归依,踏在现世的双脚也有了准绳和力量。岁月不再蹉跎,生命不再沉重不堪。柴米油盐里蕴涵着机密,未见世界里隐藏着甘美。穆斯林的背影谦逊而刚直。他们每天数次左右祝福着“和平”,一年一度地斋戒,接连不断地施舍,并不是为了有求于人,而只是渴求真主的喜悦。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真主诉说、祈求和忏悔,为的是能够更好地履行自己今世中应尽的社会义务和个人职责。
我忽然感到自己的世界又开了一道门。以前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的世界不完满。象很多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一样,我在批评中国现代激进革命传统的同时,却不知不觉地继承了它的哲学基础。我相信实证,相信科学能把人类引向万能的坦途。我怀疑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展现方式,却从来没有怀疑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优胜劣汰”的社会进化论和无神论。我只相信可见世界,并认为人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可是现在,我好像开始意识到人作为有限个体(或者人类作为有限群体)的不自足性。我想起自己曾经不止一次因为对某些现象不满而陷入歇斯底里般的苦闷和绝望。我无助地看着自己的精神象只困兽在痛苦的漩涡中东突西撞、难以自拔。当它折腾累了的时候,自己再爬起来,继续赶路。然而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只不过是暂时地被压抑或搁置,等待下次爆发时的更深的苦闷和绝望。现在,我在品尝着临夏风味独特的“杂面馍”的同时,好像也品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人生体验。为什么不可以把那日复一日的奋斗、那复杂纠结的生存的沉重,至少是暂时放下呢?——就像穆斯林们在礼拜中抬手时那样,卸掉所有俗世的武装和负担,全然放松地面对真主;或者,就像穆斯林们在作小净时那样,专注地洗净自己的肢体,并随上一个好念头、一个祈愿。把人的一些焦虑和负担托付给真主,人并没有损失什么;相信未见世界里有幽玄,也并没有限制或缩小人在今世生活里的能量和自由……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原有的一些词汇似乎不够用,我不知道如何叙说和表达自己。我无法把自己的感受容纳到我原来的对于世界的认知框架当中。我似乎身不由己地在认同某种原先离我十分遥远的东西。我似乎第一次完全放任和听任了直觉。
3
学者们在研究中国穆斯林时对于“族”的重视,也并不是没有理由。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的确一想起中国穆斯林,就把他们与“回族”(在某些地区则是“维吾尔族”等)联系起来。如果说半个多世纪以前“回族”这个概念的应用,从中国穆斯林的善意的角度来理解,是为了从法定地位上保障自己的宗教和社会生活权利的话,那么在全球化和资讯化的今天,中国穆斯林已经越来越感到“回族”这个标签的沉重和羁绊。把原本普世性的宗教信仰限定在某个落后的“少数民族”范围内,这对统治者来说不失是达到分化而治的一种巧妙策略。从此宗教就被看成是一种民族事务,一种与族外的大多数人没有任何关系的“奇风异俗”的一种,一种主流话语的知识分子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拿过来装点粉饰一番,而后就毫不顾惜地把它扔回角落里的文化统治工具。
于是“宗教”和“少数民族”,这两个马克思主义都并不太欣赏的名词,难分难解地搅和在一起,共同沐浴着人民共和国的风风雨雨。伊斯兰,一种天启,一种和平而又充满活力的精神和生活之道,就这样被囚禁在穷乡僻壤的回民山沟沟里。艰难的生存环境和痛苦的历史记忆激发起某些并不太健康的情绪。于是伊斯兰教在某些人的操纵和挑拨下被分化、被变异、被枝枝节节地错误地诠释和实践。久而久之,这个在历史上曾经几个世纪伴随着中亚商人从东到西和平地走遍“丝绸之路”、又曾为西方的文艺复兴保种传薪的信仰和文明,在媒体的渲染下,渐渐地在教外一般人的心目中变了样:它变得固执、狭隘、难以理解,变得粗砺、异质、不可驯化。
然而除了媒体的经常有目的的歪曲宣传外,还有另外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腐蚀剂:知识界普遍流行的文化相对主义。经历了“惟我独尊”的文化独一论以及种族优越论所导致的残酷历史,如今知识分子已经学会承认和欣赏“多元”。这无疑是一件好事。然而,由于近代“神圣价值”的消解和“意义”的流失,这种对于“多元”的欣赏往往沦为一种无根的、肤浅的、甚至玩世不恭的文化相对主义。你和我不同吗?OK,那是你的“文化”。似乎把对方置于 “某某文化”的标签下,就可以不去理睬,就可以拒绝介入,就可以冠冕堂皇、彬彬有礼地保持距离。其结果,对话无从展开,歧见难以消除。“伊斯兰教”就是在这样的习惯思维之下,被简单地贴上“回族文化”或“阿拉伯文化”的标签。看似尊重,而实际上隐藏的是更深的一种漠视,是用“文化”标签对于普世性宗教信仰的一种“阉割”。
更重要的是,文化相对主义并没有导致更多的“自由”选择和思考。人们在庆贺自己摆脱了某种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控制的同时,却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陷入了更隐形的对于思想的控制。文化相对主义和“全球化”所做的只不过是把各种民族、各种文化都推向了一场严重不平衡、不平等的竞争。在一片众说纷纭或者自话自说中,谁的喧嚣声最大,谁就容易获得更多的认可和接受。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优势最大。殖民时期的资本积累保证了他们有能力运作强大的宣传媒体,无孔不入地渗透着人们的思想。那些刚刚在殖民主义的废墟上爬起来、或者仍然挣扎在新殖民主义手下的国家、民族或地区,根本没有能力在这方面与前者一争短长。因此,一般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就往往不自觉地被主流话语牵着鼻子走,并且跟着起哄,而自己还以为挺“自由”。
误解也不光是来自外界。回族内部对于伊斯兰信仰的误解同样难以忽视。许多回族家庭只顾了维护“族”,而忽视了对于“教”的理解。不少人局限于因循某些风俗习惯,对于伊斯兰教义了解甚少。更多的人对信仰有着朴素的感情和虔诚的坚持,但是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当自己的孩子从国家官方教育体系毕业,带着满脑子“无神论”思想回来的时候,父母没有能力与之对话和沟通。当“落后” ——这顶社会进化论给少数民族和宗教思想“馈赠”的帽子——真实地出现在父辈头上的时候,难怪一些不甘“落后”的新一代人要脱离和反叛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机会了解的“伊斯兰教”。他们羞于承认自己是“回族”,更反感伊斯兰信仰。他们对于伊斯兰的偏见和鄙视比起教外人更加严重和难以消除。
“回族”,这个伊斯兰教在中国曾经赖为依托的载体,在内外交攻下,已经变得满目疮痍、遍体鳞伤。她的精神之子能否健康和壮大,只能看新一代中国穆斯林的作为。
4
道路虽然曲折,然而并不是不可能。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方式。
这是一个伊斯兰教被围攻的时代。面对宣传媒体铺天盖地劈头盖脸的指责和诬陷,穆斯林们一直在忙于辨白自己“不是”什么,而少有机会解释自己“是”什么。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或者出于证明自己纯洁高尚的心理需要,人们往往乐意维持对于伊斯兰教的单面的“妖魔化”形象,他们并不愿意去探究细部和真实。这在那些习惯于“非我不可”的简单思维的人们当中尤其明显。
如果说过去历史的沉重已经使得中国穆斯林习惯了隐忍,习惯了掩护,习惯了在汉文化之外不事声张地固守自己的生存之道,那么,在资本全球扩张和众声喧哗的今天,他们越来越发现自己难逃在国家资本调控下的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不仅他们脚下的石油和稀有金属,就连他们的日常生活,就连他们的思想。
然而当他们试图发言,试图辩解,试图“讨个说法”,他们忽然发现自己并没有必需的工具。已往对于汉文化教育的忽视,使得他们对于汉语写作感到陌生;他们缺乏国家官方高等教育的文凭,因而也无缘进入学者们的各种“学术”场合;他们到处感到被误解,可是他们没有解释的渠道;他们对于教外人在出版物中对于自己的嘲笑和侮蔑,除了通过一时的冒风险的游行示威来表达抗议外,找不到任何长久的对付之策。就象回族作家张承志所说的,“他们练就了铁打的基础,但是又缺着启蒙的入门。看着他们难得出手的作品中,充斥着的不可挽回的遗憾。他们思路混沌,抓不住潜在的绳头;他们汉语薄弱,写不出肚子里的感受。”
新一代的中国穆斯林当中,有不少人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试图敞开,试图对话,试图使伊斯兰在中国登上汉语学术界的“大雅之堂”,以抵消主流知识分子们对于伊斯兰的偏见和忽视。然而,他们又时时感觉到自己文化结构上的“先天不足”,感觉到缺乏支持的孤独和疲倦。毕竟,人才的培养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拼着一点一滴的努力,希望后来人能够在此基础上有所作为。“了解我们,研究我们吧,哪怕是批评。”他们许多人的眼睛里流露出这样的殷切。这既表现了他们对于伊斯兰信仰价值体系的绝对自信,也透露着一丝力不从心的无奈。
转机也许并不太难,关键在于调整思路。穆斯林从来都重视“教育”,但他们需要拓宽对于“教育”的理解;他们也一向尊崇“知识”,只不过他们的“知识”范围过于狭窄。他们需要掌握现世里的各种理性工具,即使只是为了自卫。要想使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自己得训练有素。
5
伊斯兰绝对有能力做到不狭隘,这一点毫无疑问。与一般人们的理解相反,伊斯兰从没有要求完全同一。它承认民族和文化的多元性,承认差异和不同是真主的一种恩惠。在确立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严以及与真主直接沟通的原则的同时,它也指出信仰有不同的品级和层次。人没有权力去要求任何他人,也不担负任何其他人的罪过。它在激励人们信主独一的同时,又赋予人自由选择的意志和权利,以及许多补过和重新开始的机会。它并没有要求人们解决每一个冲突和争端,而是强调人们在承认既定差别的情况下不失尊重地和平共存。
伊斯兰也并不欣赏暴力。“杀一生如杀众生”,这是《古兰经》里明确强调的基本原则。穆斯林们把对于“和平”的祝福贯穿在每一番礼拜中、每一次见面的问候语里。有无数的《古兰经》节文和使者穆罕默德的圣训提醒人们在真主的大地上要“和平”而行。穆斯林们乐意看到不同的民族和部族在没有压迫的情况下和平共处,也乐于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所爱之物。他们每天的生活开始于赞美,既非诅咒,亦非怨恨。
伊斯兰变得狭隘,只有当人们以狭隘的心态去诠释它的时候。伊斯兰显得暴力,只有当人们以暴力的方式去利用它或压制它的时候。它神秘吗?男女老幼、各色人等,皆可以自己的方式展现信仰;它落后吗?从东方到西方,世界的各个角落每天都有人在自愿地选择它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
当今世界,恐怕没有哪个宗教象伊斯兰教这样,因为重视性灵、坚持美德、并拒绝谄媚西方社会当中的垃圾文化而受到如此多的诬陷和攻击。
并且,在当今各国的穆斯林当中,也没有几个国家的穆斯林像中国穆斯林那样有着如此曲折的历史和特殊的遭遇:他们至今难以完全走出清末对于穆斯林灭绝式屠杀的痛苦阴影;他们对于汉文化曾经的拒斥今天成为他们继续发展的绊脚石;他们由一个信仰群体被变成了几个“少数民族”,而今天却被窒息在这些“少数民族”的外壳中,欲“出”不能;他们艰难地坚持着伊斯兰信仰,而世界其他各地的穆斯林们有很多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是处于双重边缘的一个群体:既是中国社会的边缘,又是伊斯兰世界的边缘。
然而也正是因为中国穆斯林的这种双重边缘的处境,才使得他们对于伊斯兰信仰有着其他地方的穆斯林难以相比的危机感以及深度思考。当中东很多国家的穆斯林躺在石油窝窝里饱食终日的时候,中国的穆斯林在艰难的处境里思索着人的生存的重大命题;当一些地区的穆斯林因为自己是多数,从而对信仰不再思考的时候,中国穆斯林却已开始严肃的自我审视和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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