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安内玛丽·席默尔 著
王立秋 译

[秋按]关于伊斯兰研究的回顾，《伊斯兰评论》第一期有过（不完全的）整理，提及中国（李林）和日本（铃木规夫）的情况。Azim Nanji所编的《图绘伊斯兰研究：谱系、持续性与变革》(Mapping Islamic Studies: Genealogy, Continuity and Chang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7)是一本很好的回顾与综述文集（中文可见《中国穆斯林》上的连载），但在时间上止于八九十年代，未能涵盖新近的研究状况。关于当代的研究状况，可参阅《伊斯兰评论》第一期录过导论的《圣哲伊斯兰研究手册》(The SAGE Handbook of Islamic Studies, eds. Akbar S. Ahmed and Tamara Sonn, SAGE Publications, 2010)和《布鲁姆斯伯利伊斯兰研究指南》(The Bloomsbury Companion to Islamic Studies, ed. Clinton Bennett,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这两本书都是按主题和研究领域做的综述。关于美国的研究情况的文章较多，拟下次整理推送，暂不赘述。席默尔的这篇文章也出自于九十年代，可与《图绘伊斯兰研究》中Jacques Waardenburg的章节对照阅读。下文原文无注释，以下脚注都是我加的，原文有的一些拼写错误，在翻译时也做了相应的更正。

[原编者按]1996年12月，著名的德国学者安内玛丽·席默尔[1]访问了伊斯兰堡的伊斯兰研究中心，并做了一次关于德国的伊斯兰研究的讲座。考虑到席默尔这次讲座之出色，《伊斯兰研究》决定刊发她的讲稿。在这里我们在不触及实质内容的情况下，在编辑上对讲稿作了一些小的变动，使口语的表达书面化，以便阅读。讲稿由穆罕默德·阿克拉姆(Muhammad)博士誊写。

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关于伊斯兰及伊斯兰文化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可以把这段历史追溯到1143年，当神圣的古兰的第一个拉丁译本在西班牙问世的时候。这个译本在一位与德国改革家马丁·路德(于1546年去世)同样重要的人物的提议下，于瑞士的巴塞尔首印。在接下来的四百年里，欧洲一直在使用这个译本。然而，在那以后，古兰也有过好几个拉丁译本，这些译本作为底本又被重新翻译为德语和其他欧洲语言。在十八世纪，德国出现了两个平庸的古兰译本，它们也很重要，因为伟大的德国诗人和思想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于1832年去世)注意到了它们，并在他自己的与伊斯兰研究相关的作品中使用了它们。

德国对阿拉伯语的学术研究始于十六世纪，当时海德堡的图书馆收了一些手稿，由许多叙利亚裔的基督徒来研究。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伊斯兰研究的真正的中心，是荷兰，特别是莱顿大学，那里有雅各布·戈尔[2]和托马斯·厄珀[3]那样的大学者。作为学者们对阿拉伯语的专业兴趣的结果，一些阿文著作也被翻译为了拉丁语，包括伊本·图斐利(Ibn Tufayl)的《哈伊·本·叶格赞》(Hayy Ibn Yaqzan)。这本书启发了著名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德国的小孩们大多读过这部小说，并激动于这个孤独的人在他的岛上的冒险——在这个岛上，他慢慢地发现了人类生活的全部可能性，包括哲学和宗教。

但我们必须记住，在这时，人们一般还只是认为，阿拉伯研究有益于希伯来研究。对那些需要理解旧约的人来说，阿拉伯语可以说是神学研究的一把钥匙。换言之，人们是因为要研究别的东西，才必须研究阿拉伯，而不是为研究阿拉伯而研究阿拉伯。欧洲第一个为研究阿拉伯而研究阿拉伯的人是一个名叫约翰·雅各布·莱斯克[4]的德国人，他的职业生涯很是悲剧，因为他的荷兰与德国同行都不喜欢他做东方研究的进路，因为他不愿意让阿拉伯研究从属于希伯来研究。对他来说，阿拉伯和伊斯兰的历史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而他也试图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并做出了最早的，为比以前更好地理解伊斯兰的历史（尽管只好了一点儿）的努力。莱斯克在1774年去世时被誉为阿拉伯文学的大师，事实上，也正是他，把阿拉伯研究从神学事业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一直纪念他的名字。他妻子在他死后帮他编辑出版的他的自传，依然是伊斯兰研究的一大标杆，特别是在德国。

历史地说，欧洲人对伊斯兰世界的态度有过几次变化。一方面，欧洲人一开始是打算从古兰来理解伊斯兰的，就像我们在十五世纪的德国，在著名学者库萨的尼古拉[5]那里看到的那样，他是第一个尝试仔细研究古兰的人。后来，当1529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围攻维也纳并因此而震撼西方世界的时候，在西方，特别是在奥地利和德国，便出现了一波新的，针对伊斯兰世界的仇恨的浪潮。在1683年以前的差不多一个半世纪里，我们发现，西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伊斯兰的，也即，反土耳其的著作。这显然是因为，看起来，土耳其人对欧洲文明构成了威胁。事实上，有时，人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即这种恐惧，就算在今天也一直在欧洲人的潜意识里徘徊。另一方面，在当时的西方，也存在一种对伊斯兰文化，特别是伊朗和印度的伊斯兰文化的兴趣。这种兴趣源于那些到印度旅行过，并在他们的著作中大力描写东方的财富和伊斯兰国家的巨大文化成就的商人。也是在这时，来自波斯的书第一次被翻译为欧洲语言（包括德语）。这里，我们需要提一下，对德国人对伊斯兰世界特别是波斯世界的理解影响巨大的一本书。这本书就是谢赫萨迪(Shaykh Sa’di)的《蔷薇园》(Gulistan)的第一个德译本，这本书于1654年在德国出版，并深刻地影响了诸如约翰·哥特弗里德·冯·赫尔德（于1803年去世）和歌德此类的，我们伟大的古典作家。萨迪的美妙作品，《蔷薇园》和《果园》(Bustan)，对德国文学的影响在整个十九世纪都是明显的。此后，在像加尔各答的威廉堡大学的英国东方学家的翻译那样的其他翻译作品的帮助下，慢慢地，人们开始对伊斯兰文化有了更好的理解，尽管当然了，当时在批判地编辑出版的文献方面还是有着很大的不足。我们可以说，欧洲对东方的学术研究始于1800年左右，也即，在阿拉伯文学大师莱斯克去世后不久。一方面，我们在德国看到了像赫尔德和歌德那样的人对伊斯兰文化的兴趣的增长。在你读到赫尔德对人类哲学史的研究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关于伊斯兰文化与文学的非常有趣的评论。这些评论在进路上现代得令人吃惊，不过现在很少会有人去阅读它们了。我一直觉得赫尔德研究穆斯林世界的进路很神奇。歌德也受他的影响——你们也知道，很可能是通过阿拉玛·伊克巴尔（这个中介）。歌德在年轻的时候尝试写作一部关于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戏剧，却一直没有完成，但其断章之一，我们德语里所说的Mahammadsgesang（穆罕默德之歌）被阿拉玛·伊克巴尔以非常自由的方式译为了波斯语，收录在他的《来自东方的信息》(Payam-I Mashriq)里。据我所知，也正是阿拉玛·伊克巴尔，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用诗，来对歌德的《西东诗集》(West-ostlicher Divan)做出回应，并使他在印巴的同胞能够触及歌德的作品和歌德理解伊斯兰文化的方式。歌德当然是一位诗人和一位明智的哲学家，他理解伊斯兰的文学与文化的方式也是奇妙的。你可能还记得，他在读了奥地利东方学家约瑟夫·冯·哈默尔-普尔戈什塔尔[6]翻译的，德文本的《哈菲兹诗集》(Diwan-e Hafiz，这本书出版于1812年到1813年间)后，受启发而写了自己的诗集。也正是这本书，引燃了他对东方的兴趣。而今天，在你读到歌德为补充他的诗作而写的，我们称之为Abhandlungen（论文）的那些笔记的时候，你也会惊叹于，他对伊斯兰文化的许多特征的分析，是如此地明智而绝妙。在他之后，像弗里德里希·吕克尔特[7]那样的人把一切可用的阿拉伯文学、波斯文学以及伊斯兰世界的科学文献译入了德国诗歌，因此而积累了一座东方学识的宝库，可惜他的同胞一直没有充分理解其作品的意义。在那时，东方也是童话之地。在十八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安托万·加朗[8]把《阿拉伯之夜》（《一千零一夜》）译成了法文，这是迈向对东方的不同理解的新的一步。这时，阿拉伯世界被视作一个充满精灵、鬼魂和奇迹的国度。而欧洲文学、音乐和绘画的很大一部分，也受到了这些关于东方的童话意象的启发，顺便说一句，这种意象，也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像伟大的拉美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于1986年去世）那样的人，也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一千零一夜》和德国诗歌中的（东方）形象。十九世纪的德国音乐也有许多对《一千零一夜》这部绝妙作品的反思。但我要说的是，从十九世纪早期开始，研究东方的学术进路与诗学进路分开了。弗里德里希·吕克尔特翻译的哈利利(al-Hariri，于1122年归真)的《麦嘎玛特》(Maqamat)和其他阿拉伯文学巨著是不可超越的且也将一直是不可超越的。然而，他既不是狭义的历史学家，也不是狭义的文献学家。但同时，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学者们也开始研究东方文化的资源。这一波研究以一位法国学者编写的一部出色的阿拉伯语法为始。在上个世纪的少量的阿语-拉丁语作品成功售罄之后，第一次地，人们开始编纂大辞典。最终，在德国，来自波恩大学的格奥尔格·威尔海姆·弗里德里希·弗雷塔格[9]编纂了一部大部头的阿语-拉丁语词典，这部词典在随后的多年、数十年里，一直是德国东方学家的标准之作。逐渐地，越来越多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文献可为欧洲学者所用了，而他们也带着极大的兴趣来编辑手稿，并试图追溯伊斯兰文化的历史发展。在那个时代之前，人们是很少使用历史文献的，而且，我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大约1835年开始，在欧洲学者那里，就一直存在一股编辑出版伊斯兰语言，特别是阿拉伯语以及后来的波斯语写作的经典作品的潮流。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在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也是这种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和文献学的进路。

至于德国东方学家，他们在这一发展中扮演着特别的角色。你们中的许多人一定读过萨义德的那本书，《东方学/东方主义》，在那本书中，他批评了法国和英国的东方学家，说他们的研究，不过是服务于帝国主义理念的工具。特别地，萨义德没有提到德国东方学家，因为德国没有殖民地。德国在政治领域对伊斯兰世界没有兴趣。对德国东方学家来说，对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的研究纯粹是学术性的，是以为真理而发现真理为目标的研究，因此，爱德华·萨义德对东方学家的裁决，与在各大学中工作的德国学者的学术作品无关。我必须要离题说一下，一些顶尖的德国东方学家走的比较远，他们有时还会跑到英国那边去，因为在那里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来继续他们的研究。其中之一就是第一个认真研究我们今天所谓的巴基斯坦语言学的人，那就是厄内斯特·特朗普[10]，他写过一本信德语语法巨著，还写过一部普什图语语法，这两本书都出版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也对俾路支语和布拉灰语感兴趣，更不用说其他语言了。但他的伟业，还是他在英国政府的赞助下搞的，信德语和普什图语语法，以及他在拉合尔期间翻译的《阿底格兰特》(Adi Grants, 或Adi-grant’ha)。但厄内斯特·特朗普是一个例外。总的来说，德国学者专注于阿拉伯语和对早期伊斯兰发展的研究。古阿拉伯语和古波斯语是德国学者擅长的领域。这里，应该提一提泰奥多尔·诺尔戴克(Theodor Noldeke, 1836-1930)的名字。他是第一个敢于去写一部关于神圣古兰的历史的人，这一事业后来被其他学者延续了下去。诺尔戴克试图展示古兰的章(surahs, 苏拉)中体现的历史发展——当然，利用的是古兰中对麦加降示的经文与麦地那降示的经文的分类。他试图展示，如何在古兰的历史中查出思想的发展。他是第一个处理这个问题的学者，后来许多人也跟随他继续做这个工作。还有一些德国和英国学者在做这样的工作，其中的一位学者还试图按历史顺序来编排他的古兰译文，当然，还有更多的学者也在做类似的工作。同时——对穆斯林听众来说，这点是很难解释的——第一部“真正的”，用欧洲语言来翻译的古兰，也开始翻译了；于是现在我们有了大量古兰的欧洲语言的特别是德语的译本。最近，一位出身于德国的著名的穆斯林艾哈迈德·冯·邓费[11]又翻出了一个新的译本，邓费在慕尼黑生活，他翻译的德语古兰脚注很少。说实话，我不觉得这个译本很好，但它毕竟出来了，而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遇到了那个经常给西方学者、以及穆斯林学者制造诸多困难的那个问题。你们都知道，古兰是不应该，也不能被翻译的，因为真主用阿拉伯语说的话，是不可翻译为其他语言的。你可以像穆罕默德·马默杜克·皮克索尔[12]那样，做一个整体平移的翻译，来展示古兰的内容（你也只能做到这点）。但在翻译中总会无可挽回地失去古兰的一个面向，那就是语言的优美与动情——能在人们不理解字词意思的情况下使他们感动的声音，和古兰不同部分之间的（在语言上的）复杂联系。学术性的翻译当然会留下很多让人渴望但译文中却没有的东西，在这方面，甚至古兰最学术的德译本，也就是在此大约二十年后出版的，鲁迪·帕雷特[13]的译本也如此，它也许从内容的角度来看是有趣的，但却没有原文文字的半分美妙，而这恰恰是使我们对东方学家的担忧。

唯一一部能让你感受到古兰的修辞之美的德文译本，是吕克尔特的译本，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个人。不幸的是，他的译本并不完整，只包括大约整部古兰的四分之三。吕克尔特的本子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片段的形式出版的，接着，在1888年重新编辑出版，并附上了一篇由一位名叫奥古斯特·缪勒[14]的学者撰写的，相当愚蠢的导论，最后，又由哈特穆特·博布钦[15]重新编辑出版（博布钦是一名年轻学者，毕业于爱尔兰大学，也是研究古兰欧译的专家）。我很高兴这个译本现在可用了，印的也很好，这样，人们至少可以对古兰的内容与语言之美有所感触，我也要向所有希望更多地了解伊斯兰及其根本的人推荐这本书。

不管怎么说，随着古兰译本的出现，人们对欧洲学者所谓的，古兰的不同来源的兴趣也有所增长，大量的文章也试图展示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和（他们的）上帝所知的，古兰的来源和灵感。一些现代英国学者也试图展示，古兰是在先知归真后很久才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批判的进路，我们用这些进路来工作，也向我们的学生分享这些进路，以给他们提供概览或是他们对这个主题有更多的理解。

除却理解古兰的尝试外，人们也尝试理解伊斯兰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从十九世纪早期开始，我们就有大量的关于阿拉伯人的历史、阿拉伯人的文化史等的，主题广泛的著作。事实上，历史著作一直是德国东方研究的一大特征。直到今天，我我们都还有许多杰出的历史学家，当然了，他们不敢再去做全面的研究了，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伊斯兰历史中的特定事件之上。特别是在二战后，德国人对现代伊斯兰的兴趣一直在稳步增长。这种兴趣是相当自然的，因为现在我们有了新媒体和快速赴伊斯兰世界国家旅行的机会，这些对我们理解伊斯兰问题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已经看到，也还会继续看到，通过媒体，事件和（历史）发展以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这代现在已经五十多岁的东方学家，已经接过了写好书的责任，因为关于不同伊斯兰国家（不管是科威特还是埃及，苏丹还是摩洛哥）的现代史的研究的数量几乎每周都在增长。因此，历史学的进路依然非常强大，我也要很高兴地说，我们的年轻的东方学家们在这个领域也做了出色的工作。

另一个在过去时代中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忽视的方面，是伊斯兰教法。在过去几年间，关于伊斯兰教法系统的各个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在德国如此，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也如此），这是令人惊奇的。我们有一些已经出版成书的，关于伊斯兰教法的方方面面的、关于法特瓦的角色功能的、关于现代埃及的法特瓦的、关于诸如家计划此类的各种问题的出色的博士论文。这些作品对理解伊斯兰来说确实非常重要，因为总的来说，普通读者对伊斯兰教法所知甚少，他们也不知道沙里亚的复杂，和过去教法学把沙里亚的不同方面应用到日常生活特别是现代生活中的方式，而这也是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变得越来越重要的领域。我很高兴地说，许多年轻的德国学者正在这方面作者出色、坚实和公允的工作。为更好地理解德国东方学家的角色，这点也是应该加以考虑的。

另一方面，东方研究的一些方面，在过去可能是重要的，如今多少是有些衰落，淡入背景中去了。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文学研究，特别是波斯文学的研究。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学者，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的吕克尔特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德国东方学家把他们的时间——有时是他们的整个生命——投入到阿拉伯、波斯和土耳其文学中去。特别是那些研究文学与苏菲之道(Tasawwuf)之间的关联的学者，他们生产了一些极为精妙的作品。这里我们只提一下这些伟大的德国学者中的一位，赫尔穆特·里特尔[16]。他是一名一流的文献学家。他常年在伊斯坦布尔工作，熟悉伊斯坦布尔图书馆所有的手稿（图书馆编目过的那些），他的主要兴趣是文学。法立德·丁·阿塔尔(Farid al-Din ‘Attar, d.c. 1220)是他最喜欢的苏菲。里特尔的书《灵魂之海》(Das Meer der Seele)就是一部对阿塔尔作品的不可超越的研究（里特尔既从文献学的角度，又从神秘主义的观点来看阿塔尔）。遗憾的是这本书还没有英译。我在哈佛的那些德语挫挫的学生都不知道有这本牛逼的书。里特尔也研究过土耳其和叙利亚的通俗文学。简言之，他的作品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座宝库，而他的学生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他的工作。

类似地，还有一位在瑞士出生，但受德国传统教育的学者，他就是巴塞尔的弗里茨·迈尔[17]，他写伟大苏菲们的书很可能是这方面有史以来最好的作品。他专注于研究设拉子的艾布·伊沙克·卡扎鲁尼(Abu Ishaq Kazaruni of Shiraz, d. 1035)。他写过一本关于马赫纳(Mahna)的大苏菲艾布·萨义德·伊本·阿比·赫依尔(Abu Sa’id ibn ‘Abi ‘l-Khayr, d. 1049)的大作，而他最著名的作品，很可能是关于在1221年蒙古入侵期间归真的纳吉姆丁·库布拉(Najm al-Din Kubra)的研究。他在作品中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结合了文献学的精微，与对库布拉及其学生的哲学理解。他也写过一本关于毛拉纳·贾拉尔丁·鲁米(Maulana Jalal-ud-Din Rumi)的父亲，巴哈·丁·瓦拉德(Baha’ al-Din Walad)的有趣的书，这本书从一个全然不同的视角来考察苏菲主义。后来他又出版了一本关于纳格什班底耶(Naqshbandiyyah)的书，在这本书中，他探索了纳格什班底耶对生命的精神教导和哲学进路。无疑，他是阿拉伯、波斯和土耳其神秘主义与哲学传统研究的大师。事实上，我们也很难再找到像弗里茨·迈尔这样博学的学者了，他是所有在东方和伊斯兰研究领域工作的人的伟大典范。现在他的一些作品的波斯语译本也出来了，但出于种种原因，还没有人敢把他的全集翻译成英语。很遗憾，读英语的朋友还看不到他的书。[18]如今，弗里茨·迈尔是最后一个代表古典东方研究的学者了，尽管他的学生和仰慕者也在尝试接续他的工作。他们对苏菲道团的兴趣，在几乎死掉了数十年后，又有了增长，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第一个研究（比如说）土耳其的拜克塔什道团的人是基尔大学的格奥尔格·雅各布[19]。后来的一些学生也专门写过土耳其的苏菲道团。在这方面，几年前一位年轻的东方学家也写过一部关于纳格什班底耶的政治角色的重要研究。[20]总的来说，这一脉学者或多或少是从人类学或哲学的角度来理解苏菲的。

至于阿拉伯诗歌（这一直是古典德国学术的主要领域之一），如今，它以两三位东方学家研究蒙昧时代(Jahiliyyah)的诗歌、阿巴斯王朝的诗歌等的东方学家为代表。然而，近来在现代发展的影响下，也有了一些对现代阿拉伯作家，特别是巴勒斯坦作家及其对恐惧与希望的表达的研究。我们还有一些关于马哈茂德·达维什(Mahmud Darwish, d. 2008)和法德瓦·图肯(Fadwa Tuqan, d. 2003)和其他阿拉伯作家的作品。

说到伊朗最美的花——波斯语——大学里很少有人教，专门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就更少了。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位研究波斯语的学者，对以某种数据化的进路，来计算机化地理解像哈菲兹那样的伟大波斯诗人感兴趣，他的进路是纯粹学术性的核讹智识性的。看起来，心的情感，在眼下的德国东方学家那里并不流行。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中亚研究的发展。从传统的土耳其和波斯研究出来的许多年轻人开始从事对中亚诸语言和这些国家的政治与宗教状况的研究。在最近于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召开的会议上，我们有幸认识了一些从各种像社会人类学、语言学等那样的有利点来研究中亚伊斯兰史的学者。在我看来，这个领域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会有很大的发展，因为现在，中亚也正在对世界学者开放。在这方面我们已有大量的著作。看起来，从古典东方学向现代的、当代的研究进路的转变是明显的。对穆斯林土地的边界区域（不止中亚的，在北非和南非的也一样）的兴趣，看起来尤其兴盛。这些区域的伊斯兰遗产，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也很少有人去研究。

然而，在德国还有一个领域现在的表现是不行的，尽管它起源于这里。那就是伊斯兰艺术史。第一部关于伊斯兰艺术的重要出版物，是1910年慕尼黑伊斯兰名著展的展览画册。这是人们严肃对待伊斯兰艺术的起点，在此之前，伊斯兰艺术只吸引了少数艺术爱好者，并被认为与欧洲艺术相比的话，是二流或三流的货色。但多亏了恩斯特·屈奈尔[21]的努力，伊斯兰艺术变成了德国伊斯兰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不幸的是，在1933年后，屈奈尔最好的学生们纷纷离开德国而去了美国和英国，在那里建立了（新的）传统。

当下，德国还没有一个专为伊斯兰艺术设的教席。我知道在班贝格大学有创设这样一个教席的努力，但看起来，还没有人能胜任这个职位。这件事情的积极的一面是，如今，作为德国统一的结果，柏林的两个伊斯兰博物馆合二为一了，这对艺术爱好者来说当然是件顶好的事情，但它也创造了行政管理上的困难。我们还有大量的艺术品是从来没有展出过的。据我所知，单在柏林博物馆的杂志上，就有超过两万五千件陶制品、金属制品和其他伊斯兰艺术品没有好好地展出过。柏林博物馆馆长米夏尔·迈内克[22]的突然死亡，也制造了一个至今没有得到完全填补的空洞（迈内克是一位伟大的，研究马穆鲁克时期埃及和叙利亚建筑的专家）。所以，不幸地，这个我很牵挂的领域遭到了忽视。

在我看来——我也一直给我的学生分享这个看法——要更好地理解伊斯兰的方方面面（伊斯兰是多面的），至少懂一点儿伊斯兰艺术或书法是必要的。因为，在你不知道那时候的建筑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你又怎么可能真正在阅读关于中世纪伊斯兰思想的文字中获得享受呢？而不曾触摸过那样的抄本的话，你又怎么可能欣赏那些艺术杰作——比如说，一个写在羊皮纸上的美丽的古兰抄本，或一本绝妙的礼拜经，或某种类似的东西——呢？依赖书写的文字当然是必要的，但它不应该是进入伊斯兰文化的唯一方式。我很幸运曾在土耳其生活过五年，也去过巴基斯坦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去看过那些书上没有的东西，并因此而对那些不会以文字形式出现的东西有所感触。事实上，对青年学者来说，花一段时间来体验东方或者说从摩洛哥到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东方国家——不用怀着别的目的，只要去接触一下在伊斯兰文化中生活的人就够了——是极其重要的。幸运的是，现在，对年轻学生来说，这样的机会比以前更多了，而这样的机会，一定会带来有温度、对普遍而言的伊斯兰文化怀有同情的学术作品。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随着大量好学者的流失——要么因为战争，要么因为移民——德国的东方研究衰落了。我很高兴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对伊斯兰研究的不同方面感兴趣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德国会再次出现这个领域的顶尖学者，因沙安拉。我接触到的人，不管是同事还是学生，也给了我这样的希望和信念。我希望当我以后再来这里的时候——因沙安拉——我能给你们说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和二十一世纪初的情况。谢谢。

[注]译自Anneemarie Schimmel, “Islamic Studies in Germany: A Historical Overview”, in Islamic Studies, Vol. 49, No. 3 (Autumn: 2010), pp. 401-410, tran. Liqiu Wang。译文仅供学术交流，原载http://www.reviewofislam.com/archives/3404，转载请标明译者出处。

注释：
[1] 安内玛丽·席默尔(Annemarie Schimmel, 1922-2003)，德国东方学家，对伊斯兰特别是苏菲研究颇深。
[2] 雅各布·戈尔(Jacob Golius, Jacob van Gool, Jacob Gohl, Iacobo Golio, 1596-1667)，荷兰东方学家、数学家，编写过著名的《阿拉伯语-拉丁语词典》(Lexicon Arabico-Latinum, 1653)。
[3] 托马斯·厄珀(Thomas van Erpe, Thomas Erpenius, 1584-1624)，荷兰东方学家。著有《阿拉伯语语法》(Grammatica Arabica, 1613)。
[4] 约翰·雅各布·莱斯克(Johann Jakub Reiske, 1716-1774)，德国学者、医生。是阿拉伯、拜占庭文献学和伊斯兰钱币学的先驱。
[5] 库萨的尼古拉(Nicolaus Cusanus, Nicholas of Cusa, 1401-1464)，德国神学家、哲学家。
[6] 约瑟夫·弗莱赫尔·冯·哈默尔-普尔戈什塔尔(Joseph Freiherr von Hammer-Purgstall, 1774-1856)，奥地利东方学家。
[7] 弗里德里希·吕克尔特(Friedrich Ruckert, 1788-1866)，德国诗人、翻译家，东方语言教授。
[8] 安托万·加朗(Antoine Galland, 1646-1715)，法国东方学家、考古学家，以翻译《一千零一夜》而著称。
[9] 格奥尔格•威尔海姆•弗里德里希•弗雷塔格(Georg Wilhelm Friedrich Freytag, 1788-1861)，德国文献学家。
[10] 厄内斯特·特朗普(Ernest Trumpp, 1828-1885)，德国文献学家，曾到英属印度下属的信德省、旁遮普省和白沙瓦传教。写过关于信德语、普什图语语法的著作，还翻译过大量锡克教经典和经文。
[11] 艾哈迈德·冯·邓费(Ahmad von Denfer, 1949- )，德国记者、翻译家，也是一个伊斯兰教职人员。
[12] 穆罕默德·马默杜克·皮克索尔(Muhammad Marmaduke Pickthall, Marmaduke William Pickthall, 1875-1936)，英国伊斯兰学者，以翻译古兰而著称，他也是一个评价很高的小说家和记者、政治和宗教领袖。
[13] 鲁迪·帕雷特(Rudi Paret, 1901-1983)，德国文献学家，伊斯兰学者。
[14] 奥古斯特·缪勒(August Mulleer, 1848-1892)，德国东方学家。
[15] 哈特穆特·博布钦(Hartmut Bobzin, 1946- )，德国东方学家。
[16] 赫尔穆特·里特尔(Hellmut Ritter, 1892-1971)，德国东方学家，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是苏菲仪式与神秘信仰研究方面的权威。
[17] 弗里茨·迈尔(Fritz Meier, 1912-1998)，瑞士伊斯兰学者，主要研究苏菲。
[18] 迈尔的书现在已经有了英译本，见弗里茨·迈尔(Fritz Meier)：《伊斯兰之虔信与神秘主义论集》(Essays on Islamic Piety and Mysticism), tran. John O’Kane, Islamic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Leiden: Brill, 1999, 750 pps.以后将陆续选译发布。
[19] 格奥尔格·雅各布(Georg Jacob, 1862-1937)，德国伊斯兰学者、著名东方学家。
[20] 待查。
[21] 恩斯特·屈奈尔(Ernst Kuhnel, 1882-1964)，德国艺术史家。
[22] 米夏尔•迈内克(Michael Meinecke, 1941-1995)，德国艺术史家，建筑家和伊斯兰学者，从1988年起担任柏林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