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雪峰:宗教、教育与国家——一个回族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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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31 06:15:16 【来源:】 点击:



16世纪以来,型构人类社会的诸多事项中,有两项至为关键:其一,原来生活在各自传统中的各类人群,在各个层次上,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率相互遭遇、接触、交往;其二,源自欧洲的主权国家体系逐渐扩展至全球,以致今日几乎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国家”之中。这两个事项亦衍生出两个至今困扰人类社会的议题,即:(1)如何看待不同的文化,以及如何处理不同文化间的关系?(2)在主权国家体系的基本框架下,面对多元的社群与文化现实,如何实现国家的建构与整合?围绕这两个议题,人类社会生产出各类理论与意识形态: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

中国社会自19世纪后半叶大清朝与欧洲主权国家体系遭遇以来,建设一个现代的中国一直是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理想。现代中国的建设与型构过程中,亦面临前述诸议题的困扰:如何认知中国、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以及如何处理与西方、以及西方诸文化间的关系?如何看待国内各民族、各文化间的关系,并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整合、建设统一的现代国家?围绕上述诸议题,20世纪的中国学界聚讼纷纭。在“全盘西化”者看来,中国文化与传统,几无价值可言;在“复古”者眼里,“西方”与“现代”皆蕴含着巨大危险;在大民族主义者看来,少数民族及其文化总是落后且危险的;在地方民族主义者的经验框架中,大民族的文化常常伴随傲慢与霸权……如何超越各类界限,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找到接榫之处,正是整个20世纪中国学界一直面临的理论难题。然而,理论虽难产,实践实际上一直在进行。20世纪中国各族人民所取得的伟大的成就之一即是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合与存在。如何妥当性的总结其中有益的经验?诸多经验中,国家基本框架与关键性的政治制度的确立固然是首要的,除此而外,实践中的各族人民的心态、观念、认同等亦至关重要。



马坚是20世纪著名的回族学者,是流传最广的汉译《古兰经》的译者。马坚于1906年出生在云南东南部一个叫“沙甸”的村庄,1978年于北京去世,是完全属于20世纪的人。

马坚一生的经历较为单纯。其小学、中学时期的教育,分别在其家乡的鸡街小学,昆明的云南高等经书并授学校、成德中学完成。中学之后,马坚与其挚友马元卿一起,在其家乡沙甸的鱼峰小学服务两年。之后,两人曾短暂赴固原师从西北著名阿訇虎嵩山学习伊斯兰经学,因当地发生饥荒,半年之后,两人一起转入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学习。在上海学习两年后,1931年,25岁时,马坚被选派赴埃及学习,先后入爱资哈尔大学、开罗阿拉伯语学院。1939年学成回国,之后,马坚先后服务于昆明私立明德中学、《云南清真铎报》、中国回教学会、沙甸私立养正学校、北京大学等学校和机构。
马坚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有关中、阿、英典籍的翻译;其二,中国高校中阿拉伯语教育的开创;其三,是有关历史文献的考订。

马坚的最大学术成就,当属《古兰经》的汉译。马坚《古兰经》汉译本是目前为止传播最广的译本,亦是公认的目前为止最好的译本。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评价的那样:“在‘忠实、明白、流利’三者并举的要求下,我相信,这个译本是超过以前所有的译本的。”[1]除此而外,马坚还翻译了《回教哲学》、《回教真相》、《回教教育史》、《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伊斯兰哲学史》、《教典诠释》、《阿拉伯简史》、《阿拉伯通史》、《阿拉伯半岛》等涉及阿拉伯历史、文化,以及伊斯兰教传统的阿拉伯文、英文典籍。马坚在选择典籍的时候,其着眼点主要在于推进中国人民对阿拉伯历史、文化,以及伊斯兰教的妥当性理解。《马坚传》的作者李振中先生曾言及:
在北大东语系工作期间,马坚先生经常对我讲,他自幼学习阿拉伯语和后来到埃及留学的目的,是为了翻译《古兰经》,是为了让中国人民,无论是信仰伊斯兰教和不信仰伊斯兰教的,都能对这个宗教有个正确的认识,以消除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由民族偏见和宗教偏见造成的隔阂。[2]

马坚在其所译《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的“译者序”中亦说:回教传入中国,已有千余年的历史,而我国同胞对于回教的真相,直至现在,还未认识。各级学校所用得史地教材,依然以不公正的史地学家的著作为根据,所以对于回教的教旨和历史,颇多失实之处,这是我国教育界的一大缺陷,足以为国内各民族精诚团结的障碍。我译述穆罕默德·阿布笃先生的《回教哲学》即为弥补这个缺陷。[3]

值得注意的是,马坚所译典籍的作者,并不限于穆斯林,其语言亦不限于阿拉伯文。《回教教育史》、《阿拉伯简史》、《阿拉伯通史》都是以英文出版的,其作者讬太哈(Khali A. Totah)、希提(PhilipKhuri Hitti)都不是穆斯林。但很显然,马坚认为这些典籍的作者是严肃的,对这些典籍的阅读,有助于中国人民对阿拉伯历史、文化,以及伊斯兰传统的理解。在《回教教育史》的“译者序”中,其论及该书作者时说:
讬氏不是回教徒,所以对于回教教育的缺点,敢坦白的加以批评。但他每指出回教教育的一种缺点时,必举出同时代的基督教教育上同样或更大的一种缺点,以作对照;提及回教教育的功绩时,他能秉笔直书,毫不隐匿;其爱真理,不分畛域的精神,活跃纸上。但愿我国的学者们,都有这种忠于文化的诚挚的态度。[4]

马坚在翻译上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将一些汉文的重要典籍翻译成阿拉伯文并在埃及出版,如《河伯娶妻》、《茶神》、《中国格言》等,其中最为重要者,当属《论语》的翻译与出版,其译文至今为人称道。马坚将翻译《论语》视为尽自己“公民义务”的重要实践。在1935年阿拉伯文版的《论语》“前言”中,他说:我是中国人,又是穆斯林,我肩负着双重义务:公民的义务和宗教的义务,我应当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帮助不懂中文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中国的哲学和文学;同样也应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把伊斯兰教的经典和著作介绍到中国,以便教内外同胞都能了解伊斯兰教的真谛。……
有一天吉巴里长老与我讨论中国大哲学家孔子的思想,我答应他将孔子的言论译成阿拉伯文,后来由于功课紧张,一直没有时间从事翻译,但是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而是牢牢记在心中。后来穆希布丁·赫蒂布先生也希望我能将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介绍给阿拉伯读者,这更使我责无旁贷,同时也使我实现自己的承诺。我利用爱资哈尔大学学生罢课,没有功课压力的机会,来尽到我作为中国公民的义务,将《论语》译成阿拉伯语。[5]



民国二十二年(1933)九月在以笔名“惕若”为名发表的《留埃见闻录》一文中,马坚对自己的求学经历有简单的表述:中学毕业后,马坚的理想是考入北京大学继续念书,因家庭无法负担北京大学的三百元学费,加上其母病逝,“悲恸之情,使我悲观厌世,不知所为;经过好几位师友的劝勉以后我才立志体贴父亲爱教之意,终身为圣教与祖国服务,以报慈母于地下。那时要想负远游,不但事实上做不到,即使办得到,我也不愿离开母亲未干的坟土和孤独的父亲了。”在这之后,马坚被聘为家乡鱼峰小学的校务主任,与其挚友马元卿等一起服务乡里。根据当年鱼峰小学的学生马美忠、王春福等人的回忆,在鱼峰小学服务的两年时间里,马坚主要致力于四个方面的工作:其一,建立新的教学秩序,分级编班,因材施教;其二,设立运动场、图书室,购买《万有文库》等书籍;其三,重视现代科学教育,带领学生到野外采集标本,用窑泥做模型,购置地球仪、大算盘、寒暑表、地图等教学用品;其四,以歌谣等方式,启发学生觉悟爱国的情感。几十年后,学生们仍能回忆出马坚所教的歌谣:小麻雀,太懦弱,骂老鹰,太暴虐。我们的血尽它喝,我们的肉尽它嚼,我们的皮毛任它剥。我们的同胞多么少,杀的杀,擢的擢,性命全在它掌握。无团体,无秩序,嘈嘈杂杂乱跳跃。东一飞,西一飞,嘻嘻哈哈寻快乐。身体小,胆子怯,又无利爪又无角。
劝同胞快觉醒……[6]

在鱼峰小学服务的两年里,马坚将其“终身为圣教与祖国服务”的志向与教育关联起来:我在小学校里继续的服务两年,终日同一般天真烂漫的小学生在一起生活,深深的很觉到教育事业的趣味;我相信回教所需要的是教育,中国所需要的也是教育,惟教育可以救国,惟教育可以振教;我要想同时尽我为穆民为国民的两重天职,舍教育别无他途。[7]

如果说,“尽为穆民为国民的两重天职”的观念属于某种朴素的情感,1939年,马坚归国回乡途经桂林时,在桂林东门外马坪头清真寺成达师范学校师生举行的欢迎会上对宗教与国家关系的界定,则是试图寻求从宗教上来界定回教与国家之关系:……宗教之与国家,犹毛发与皮肤,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吾伊斯兰教人民必须要爱护国家,“爱护生养我们的土地,属于信德的一部分”,如无国,安有家?如无国家,又安能有宗教?宗教乃赖国家以保护,赖国家以生存。辛亥革命以来,提倡五族共和,民族平等,凡我国各个民族,均为构成中华民族的一员,吾人必须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赴国难,驱除日寇,兴我中华,以保我锦绣河山,万世长存。[8]

在商务印书馆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出版的《回教教育史》的“译者序”中,马坚先生进一步界定了宗教的义务和公民的义务:    ……我们既是回教的信徒,又是中国的国民,我们应该认清回教信徒所应尽的义务,也应该认清中国国民所应尽的义务。回教信徒的义务是明了回教教义与教律的大纲和回教史的概要。对于这些科目不必费很长久的时间去作精深的研究,因为那是专门学者的义务。更不必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为媒介,因为我们所求的是这些科目的内容,与文字毫无关系。中国国民的义务是认识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国际地位,和国民的权利义务。……[9]



在纪念马坚的一篇文章中,白寿彝先生说:“马坚教授的学术成就,实际上是继承了云南穆斯林的学术传统。这个传统,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方面是研究教典的传统;另一方面,是学习汉文化的传统。”他还说,“马坚教授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不仅仅由于他的个人努力。我们必须看到,他与云南穆斯林学术传统的密切关系”,白先生将马坚与历史上的诸多云南穆斯林学者关联起来:著有《清真指南》的明末清初大学者马注,用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著有二三十种著作的清代大学者马复初,同时用汉文、阿拉伯文著述的大学者马致本,谚语“王一角,周半边,黑云上来遮满天”中提及的清代云南建水大学者“黑云南”,著有《破碗集》、《松山集》的明代学者孙继鲁,著有《梅櫵集》的永昌学者马继龙,有《羽岑园秋兴》、《吴越吟草》等著述的闪继迪,闪继迪的儿子仲严、仲侗(其集子《鹤和篇》为《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著有《拾芥轩集》的寻甸人马上捷,著有《马异野文集》的新兴人马明阳,著有《悔斋集》的马汝为,著有《点苍山诗抄》的沙琛,著有《梦鳌山人集》的赛屿等。[10]

白先生将马坚的学术与既研究教典,也研究汉文化的云南穆斯林学术传统相关联,当然是正确的,“经书两通” 一直是云南穆斯林历史上最重要的智识追求。但我们亦应当意识到,马坚先生的学术中,除了受强调“经书两通”的云南穆斯林传统的影响以外,还与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相关,即,在内忧外患的基本背景下,寻求中国国家的独立与现代中国的构建。在这一基本背景之下,如马坚一样的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很自然的将宗教、以及自己所在社群的命运与整个国家的命运关联起来。与马坚一起留学埃及的云南通海人纳忠先生在到达埃及后给同学的信中,较为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

亲爱的同学,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把这件事告诉你们吗?啊!我一日一日的离开祖国了,但,人事沧桑,未来的命运如何,怎么意料,我们因了她而引起了无限的悲感,故提出对你们来说了!……一月廿一日的到香港住了一天,到广州住了一天,所谓气息都还未喘得过来,而廿四的便登山大轮,于是一阵阵的长风,把我引着离开可爱的海棠形的祖国,而向着凶涛滚滚的大洋中驶去了……亲爱的同学们,我出来又发现一椿触目伤心的事,觉得中国人所到的地方,都受外国异种的岐视压迫,什么事都不能和别的人平等,啊!朋友们!这是为什么呢?“一般散沙”便把中国的情形说的尽致了,不是吗?中国人只会互闹意气,不会向外计算,国亡在旦夕,还作意气之争,所以弄到国将亡种将灭,能不痛心?

亲爱的同学们,大伊斯兰不也是如此吗?到处只见派别之争,枝末之辩,所以教门不振,但,我们是伊斯兰的忠实信徒,我们不要依然故我,我们当努力起来,打破派别之争,啊,“团结”多么要紧呀。[11]

1929年4月10日,《云南清真铎报》第三期刊登了正在固原求学的马坚给云南著名实业家、新式学校的热情倡导者白亮诚先生的信,信中言及:“所命代查阅关于回教与三民主义之参考,本愿代为一查,无奈敝师藏经虽富,尽属古典陈篇,绝无一种能将回教教义摘要说明者,天经圣谕虽为教义之根源,侄等又无归纳演绎之学力以提其纲,撮其要也……盖陕甘所出之人材,多属陈旧之辈,万难应付此繁复之社会”[12]。马坚22岁西北求学时所意识到的,中国回教旧有的宗教教育体系的弊端,即其所培养的人才“多属陈旧之辈,万难应付此繁复之社会”,亦是自19世纪末以后,整个20世纪上半叶诸多回族知识分子所思考的主题。这一主题试图将中国伊斯兰教与回族穆斯林社群放置在如下两个基本背景下来思考,即其一,不断变化且越来越复杂的现代社会;其二,世界主权国家体系下内忧外患的中国。在这两个基本背景之下,围绕这一主题所衍生出来的问题与事项包括:中国、以及中国的穆斯林社群如何面对这个时代?怎样救中国?怎样救回教?兴教救国的途径在哪里?宗教与国家之关系为何?宗教能为救国贡献什么?
从1910年代开始,在回族知识分子的诸多论述中,普及新式教育被认为是兴教救国的重要途径。1908年,后来成为云南辛亥革命重要领导人的赵钟奇将军撰《论中国回教之国民教育》一文,倡导回教人士,兴办国民教育,以救中国。赵氏批评了国人于国民责任之缺失,“人非国家不存立,非父母不生活,此孝于亲,忠于国,所以为人子之天职,国民之义务”,“中国今日之形势,四面皆敌,非协力同心,化除种族之界,化除宗教之界,化除疆域之界……”,造成中国同一之国民资格与能力。[13]同一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的云南人保廷梁撰《劝同人负兴教育之责任说》一文,倡导回教人士承担起复兴教育的责任。保氏认为,满、汉、回、蒙、藏等,如吏、军、商、士、工、农一样,都是组成中国国家的分子,“然则吾同人亦组织中国国家之分子也,乌可自弃自外,而置分子与国家之关系于不顾耶!”分子强,则国家强,因此,回教人士有负兴国家的责任,而国家兴旺,首要者则在教育。[14]

《云南清真铎报》第二十三期登载的《怎样去卫教救国》一文中,一位叫马升朝的回民知识分子论述说,中国的回教之所以日渐衰落,乃是因为回教中人向来“重经轻书”,因而思想闭塞,宗教无进展之方。[15]解救之道,乃在于普遍倡设中阿并授学校,使青年学子们得到充分的知识;而国家内忧外患之原因,乃在于,国家人口虽多,但受过一定程度教育者太少,因而事事落于人后,救国之关键在普及教育、发达实业。在宗教与国家的关系上,宗教被认为是国家的产儿,国家是宗教的保母:

……宗教是国家的产儿,国家亦是宗教的保母,保母体力康健,则产儿自能壮强,若保母是病体之流,则婴儿亦皆受其影响;反之就是国家强盛,宗教亦享甚光荣,而国家衰弱,则宗教纵是真理正道,也是淡暗无光的。故宗教不振作,国家亦失了一部分的力量。所以国家与宗教是互相有关系的。诸位都是中国的国民,都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是有血性的男儿,并负有救教救国的重大责任,所以要奋勇当先,起来救教救国,使国强教兴才好。[16]

载于《云南清真铎报》第六期的《伊斯兰同教应负之责任》一文中,作者放吾指出,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之所以国权日丧,原因固然很多,关键者乃在于国人无责任感,“对于国事居于旁观地位,不明个人对国家之关系”,而中国回教之衰落,也与教中人不能担负、不知担负其对团体之责任有关,因而,“挽救之道,首重兴办教育,教育能普及,则同教之智识自开,一扫前此苟活旁观,束手待毙之现象”。他呼吁回教中人,既要肩负教徒的责任,亦要负担其国民之责任,“同教呼!吾人对国家应以主人翁自居,当仁不让,责无旁贷,肩国民对国家之责任,国始有为,教始能兴”。[17]
自20世纪初叶始,人们开始试图改革中国伊斯兰教原有的宗教教育体系的弊端,尝试建立新式的学校。马坚中学时所就读的,以及毕业后所服务的云南高等经书并授学校、私立明德中学,以及鱼峰小学等,都属于这样的学校。传统的清真寺宗教学校中,教授的内容,主要以宗教知识为主,而新式的学校,倡导“中阿并授”。其主要特征,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以现代学校的方式组织学生的学习,如按学生所学程度分班,采用班级授课制、多师制等;[18]

(二)以新的更有效率的方法教授宗教知识,主要强调在宗教知识的讲授过程中,标准的、简明流利的汉语的使用;[19]

(三)新式的学校,倡导三块知识并重,即有关伊斯兰教的知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以及有关现代科学的知识。

如果说,一般国民教育之关键性任务,在于培养国民对国家的责任感,养成做合格国民的资格。而“中阿并授”的回民新式学校,则试图肩负双重的任务:使受教育者既养成做合格的中国国民的资格,亦养成做合格的中国回教徒的资格。

私立明德中学是20世纪上半叶云南穆斯林社群创办的最重要的新式学校,其前身为“云南回教俱进会”1921年创办的云南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其首创派学生赴埃及留学,其毕业生纳忠、纳训等后来皆成为成就卓著的著名学者。纳忠先生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教育的开创者,《阿拉伯通史》的作者,纳训先生则是著名的《一千零一夜》的译者。

1931年11月,马坚等四名学生,在明德中学训育主任沙儒诚先生的带领下,赴埃及留学。1932年2月出版的《铎报》第二十七、八期合刊是“留埃学生专号”,在“明德中学第三班全体学生欢送会”上,沙儒诚先生在演讲中勉励将留学埃及的学生,“由守规矩而再加守规矩,由用功而再加用功,将来造成非常的人才,为祖国而奋斗,雪耻!为圣教而发扬,光大!对个人有益,对宗教国家亦有益,才不负各同学进校的志向”:
……以上我所希望的,今晚特提出来说,诸位同学都是很守规矩很用功的而我今天又再提及的用意,是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猛进不休!换句话说:我希望各同学的几点,就是“临别的赠言!”使大家由守规矩而再加守规矩,由用功而再加用功,将来造成非常的人才,为祖国而奋斗,雪耻!为圣教而发扬,光大!对个人有益,对宗教国家亦有益,才不负各同学进校的志向,更不负办学诸公的热忱苦力,最后望各同学认定目标,抱定智!仁!勇!三字去努力。[20]

民国二十二年(1933)1月15日,明德中学第三班举行毕业典礼,校长杨士敏在在报告明德中学情况时用“教经”与“读书”来概括明德中学的两项主旨,既使学生明了宗教的意义,也让他们知道处世的常识,以利宗教之发扬,国家之进步:

群策群力的创办这明德中学校,希望培养出些有用的人才来,在这学校里面的课程是书也有经也有,教经使学生明了宗教的意义,读书使他们知道处世的常识。一方面希望将后来他们出来发扬宗教,一方面可以使他们对国家对社会尽许多力。[21]

而新式学校教育的关键,则在于将原来宗教教育中的“知识”范畴,从原有的“宗教知识”拓展开去,包含与现时代、以及现代中国国家之构建与整合相关的现代科学的知识、以及以汉语为主要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为此,许多知识分子做了热情的呼吁与论证。

作为知识分子、实业家、新式学校的热情倡导者的白亮诚先生认为,学问之间有互助的精神,相互发明的妙理,作为中国人,首先应当明白中国的文字与文化,不学好中国的文化,就贸然研习伊斯兰的经典,“就像越阶而升,终久是难上的,终久是隔膜的”:
学问有互助的精神,互相发明的妙理,吾人为中国人,不先明白中国文学,贸然延习经典,就像越阶而升,终久是难上的,终久是隔膜的……经书一贯之后,将圣道中真理奥道,一一译出贡献于吾国人,以变易吾国人轻藐伊斯兰的心理……要之,吾人当知吾人乃中国的伊斯兰,非阿拉伯埃及的伊斯兰……[22]

1932年1月15日,在明德中学第三班的毕业典礼上,纳训在代表毕业生所致的答谢词中,将对各科知识的学习与两种资格的养成,即做国民的资格与做回教徒的资格关联起来:

穆圣说过:“学习礼貌,探讨知识,对于整个穆民是大主命。”这遗教的探讨,并没有指定某种知识,牠是普遍性的,所以无论哲学也好,科学也好,医学也好,总之凡穆民,无论男女,必须学习一种,然后才可以说是遵了穆圣遗教。不过,过去的中国回教徒,能于研究学术的,真是凤毛麟角,说到对于社会对国家能于贡献的更没有几人……诸公不辞辛苦,请得本省最有名望,很有经验,专长于各科的教授,将各科知识灌输我们,使我们有做一个国民的资格;并且又请得很有研究的回教教授,将回教的道理,源源本本的介绍给我们,使我们有做一个回教徒的资格。[23]  

1937年,马坚在其所译《回教真相》的译者序中,也做了热情的论证。马坚认为,作为回教徒,除了尽自己个人的义务,即完成必须的宗教功修以外,还应尽自己社会的义务。研究自然科学,以之开发资源,推动国家工业进步,开垦土地,推动农业发展,输出商品,谋商业兴旺,最终与各行各业的同胞一起谋社会国家的繁荣,这是中国的回教徒应尽的社会义务的重要部分:

我要在这里,附带着劝告中国的回教教胞,希望他们趁早觉悟,赶快提倡教育,讲究实业,因为回教不是出世的宗教;我们所谓的天道五功:念、礼、斋、课、朝,不过是回教的基础:仅仅遵行五功者,并没有尽了回教徒的义务,他不过尽了个人的义务而已,除此而外,还有许许多多社会的义务,我们必须分工合作,共同努力,以谋社会国家的繁荣……

……我们应当研究自然科学,开发我国的富源,以谋工业的进步;开垦我国的土地,以谋农业的发达;输出我国的产物,以谋商业的兴旺:这就是穆圣教我们的“你当耕耘现世,如你永久生活一般。”到国富民强的时候,我们的衣、食、住、行,都舒服了,我们才算达到“且莫忘却了你现世应得的股份”的话,我们不但能专心的礼拜、斋戒、纳课、朝觐,以尽我们个人的义务,并且能遵《古兰经》“你当对人行善,即如真主对你们行善一般”的教训,而慷慨的捐款给慈善团体,办理平民学校,宗教学校,孤儿院,养济院,贫民医院……以尽我们社会的义务……

我们研究自然科学,既能利己利人,又能由参悟全宇宙的秘密,而推证真主的实在与独一,全知与全能……我国的教胞,因为种种复杂的关系,不得受充分的教育,对于自然科学,没有研究的机会,这固然使我们很抱憾;我国的回教学者,不研究自然科学的纲要,尤为我们的憾事……我希望我国的回教学者,从此发愤,学些科学常识,同时鼓励教胞们,讲究科学,以收利己利人的功效,而谋坚确不拔的宗教信仰。[24]



1997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费先生的这一概念,据他所讲,针对的是晚近以来“西方的欧美国家里出现一种把文化和国家这个制度挂钩的倾向。把国家的领土概念引申到文化领域中来,把不同文化划出界线,强调文化冲突论。”费先生认为,这种看法是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的。[25]确实,自16世纪以来,随着主权国家体系的不断扩张,人类实际上已经生活在一个边界林立、相互区隔的世界中。如果文化也像国家领土所象征的主权国家一样,成为以刚性边界相互区分的类似实体,那么,不仅人类所生活的具有刚性边界的各主权实体之间无法得到某种柔性纽带的关联,而且人类各实体之间的区隔会得到双重的确认与强化,那么,人类所能面对的,真的只能是一个相互冲突的“万国的丛林”了。

费先生主张,用“场”的概念来描述文化。与文化冲突论对边界和实体的强调不同,作为“场”的文化,有差别而无界线,不同的“场”在同一空间可共存与重叠,“‘场’就是由中心向四周扩大一层层逐渐淡化的波浪,层层之间只有差别而没有界线,而且不同中心所扩散的文化场可在同一空间互相重叠。那就是在人的感受上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规范,可以自主地选择,把冲突变成嫁接、互补导向融合。”[26]以此为基础,费先生强调,“文化自觉只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27]。

费先生的“文化自觉”概念,处理的实际上是不同文化如何和平共处的问题。其所面对的基本背景包括:

(1)我们都生活在某一种文化传统中,但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每一种文化都要面对它的时代;

(2)世界是多元的。现代世界的多元不仅体现在文化的复数性上,更重要的还体现在,人类生活的每一个空间中,都包含了多元的文化,是多元文化重叠的空间。
世界的多样性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挑战之处在于,面对世界的多样性,我们如何在认识自己,尊重他人的基本前提下,通过自主的适应,相互的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28]正如费先生所说,这的确是一个艰巨的过程。

然而,世界的多样性,除了挑战之外,恐怕更多的是一种机遇。对于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的现代世界而言,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多种文化在空间上的重叠,为界限清楚的各人类群体间的沟通提供了某种柔性的纽带,从而为人类避免各人类实体间相互冲突的“万国的丛林”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同时,与其他文化的密切接触,亦为每一种文化提供了调适、发展自身文化的可能性。

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关怀是因意识到大清王朝国家整体制度的落后性,而关切在世界主权国家体系的基本框架下,如何建设一个现代的中国。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马坚,亦不例外。但马坚除了意识到的传统中国的问题之外,还连带着意识到中国回教既有传统的不适应性,即“无法应付此繁复之社会”。因此,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如马坚一样的回族知识分子,其自觉的意识是双重的:国家贫弱,宗教衰微。马坚先生在多个年代、多个场合多次提及的“尽为穆民为国民的两重天职”即对这一双重意识的反应。如前文所述,其一生的学术活动及出发点,皆与此有关。作为马坚最重要学术成就的典籍翻译,承载了三项使命:

其一,使中国的回教徒对自身的传统有妥当性的理解,养成双重的资格:即,作为回教徒的资格与作为公民的资格,尽宗教与社会的双重义务,谋宗教的复兴与社会、国家的繁荣,以适应这个急剧变化的、繁复的时代;

其二,使中国的非穆斯林人群对伊斯兰的传统有正确的理解,以消除历史上长期积累的误解与偏见,从而消除影响各族人民精诚团结的障碍;

其三,使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对中国穆斯林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妥当性的了解,以利于彼此的交流与发展。

同时,正如马坚先生在1930年代初即已洞见到的,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回族知识分子的这一双重意识,通过教育得以关联起来:“我相信回教所需要的是教育,中国所需要的也是教育,惟教育可以救国,惟教育可以振教;我要想同时尽我为穆民为国民的两重天职,舍教育别无他途。”[29]正是通过教育,“兴教”与“救国”被关联在一起,其关键都在于对教育的革新、以及新式教育的普及。

革新后的教育需完成两种功能——使受教育者兼具两种资格:为回教徒的资格与为中国国民的资格。“兴教”的关键在于一方面使回教徒明了回教的教义,具备做回教徒的资格,另一方面,为非回教徒了解回教提供机会,从而消除彼此之间相互轻视的观念,以助益国家的整合;“救国”的关键则在于国民资格的养成,其所强调的是认识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国际地位、以及国民的权利与义务。为达此目的,新式的教育中,不仅要革新原有的宗教教育方法,而且要引入新的知识体系:作为现代世界基础的科学知识与作为国家整合基础的各类知识。

如上所述,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基本背景下,如马坚一样的回族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的意识,从一开始就是双重的,这双重的意识使他们很自然的将宗教与国家关联起来,在这一双重意识的关照下,人们不仅试图同时拥抱宗教和国家,而且意图使宗教成为救国的重要力量。亦是在这一双重意识的关照下,人们开放而积极地寻求对其他文化的了解,取长补短,积极调整彼此的关系。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文化自觉不是要复旧,而是面向未来的,其目的是文化的转型,是文化间和平共处、各抒所长、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共处守则的建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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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杨士敏,杨校长报告书[A],清真铎报(上)[C],姚继德、雷晓静主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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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寿彝,序[A],古兰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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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坚,译者序[A],回教教育史[M].托太哈著, 马坚译,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第2页.
[5]论语(阿拉伯文版)[M],马坚译,开罗:开罗古籍出版社.1935:5-7.译文转引自李振中.学者的追求:马坚传[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第68-69页.
[6]马美忠、王春福,回忆马坚先生在沙甸办学[J],中国穆斯林.1986(2):14.
[7]惕若,留埃见闻录[A].清真铎报(上)[C],姚继德、雷晓静主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1064页.
[8]马全仁,纪念马坚先生[J].中国穆斯林.1989(2):第17页.
[9]马坚,译者序[A].回教教育史[M].托太哈著, 马坚译,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第4-5页.
  [10]白寿彝,马坚教授和云南穆斯林的学术传统[J].中国穆斯林.1989(1): 第12-13页.
[11]纳忠,给校中同学的信[A]. 清真铎报(上)[C],姚继德、雷晓静主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1031-1032页.
[12]马坚,留甘滇生马坚等致信本报职员亮诚君书[A]. 清真铎报(上)[C],姚继德、雷晓静主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365.
[13]赵钟奇,论中国回教之国民教育[A],醒回篇·伊斯兰[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75-78.
[14]保廷梁,劝同人负兴教育之责任说[A],醒回篇·伊斯兰[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51-52.
[15]马朝升,怎样去卫教救国[A],清真铎报(上)[C],姚继德、雷晓静主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905-906.
[16]马朝升,怎样去卫教救国[A],清真铎报(上)[C],姚继德、雷晓静主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905-906.
[17]放吾,伊斯兰同教应负之责任[A],清真铎报(上)[C],姚继德、雷晓静主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433.
[18]传统的经堂学校中,多是一个师傅带几个徒弟的“独师”制形式。
[19]传统经堂教育中,在教育形式上,以对经典著作的精读、精讲为主,教师在讲授阿拉伯语的经典文献时,多采用直解的方式。其讲解时所使用的汉语,在语句结构上多保持着原文献中阿拉伯语的语句结构,词汇中亦混杂着诸多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
[20]沙儒诚,沙儒诚老师演说词,清真铎报(上)[C],姚继德、雷晓静主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1023-1024.
[21]杨士敏,杨校长报告书[A],清真铎报(上)[C],姚继德、雷晓静主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1043.
[22]莲父,沙甸成立中阿学校宣言[A],清真铎报(上)[C],姚继德、雷晓静主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0365-0367.
[23]纳训,学生代表答词[A],清真铎报(上)[C],姚继德、雷晓静主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1045.
[24]马坚,译者序[A],回教真相[M].马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1.
[25]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9
[26]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9.
[27]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22.
[28]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22.
[29]惕若,留埃见闻录[A],清真铎报(上)[C],姚继德、雷晓静主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1064页.
来源:本文以“尽为穆民为国民的两重天职:一个回族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为题发表在“《中国穆斯林》(马坚先生归真40周年纪念专刊)”,第97-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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