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穆斯林有一个误区，认为既然人的寿命已经定好，不能提前，也不能推后，那么，锻炼身体，注意饮食等等，纯属多余，都无法改变到时候人会死亡这个事实。他们言之凿凿，古兰经说：“一个人的寿限来临之际，真主绝不会使之推后。”“他们既不能提前丝毫，也不能推后丝毫。”

原本用以指称一种社会政治运动的“去中国化”及相似概念，近来被少数人用于批评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态势。这一并不具有学理性的“贴标签”式的批评，在民族主义盛行的今天引发了大量的舆论关注。本文通过对中 国伊斯兰教建筑的历史演进的考察，认为伊斯兰教不仅在中国已有长达 1000 年的中国化经验，而且其建筑的历史演进规律是与整体中国社会同步的。因此，“去中国化”标签系一种浅薄的误读。

“回文”，是我国回族及其先民在历史发展中曾经使用过的文字，伴随着回回人语言和身份的转变，它的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回文”从唐宋时期的阿拉伯文字到蒙元时期的波斯文，再经过一段时期的混合语到最后的“小经”，见证了回回从“蕃客”到臣民，再到本土少数民族的变迁。随着回族的本土化，“回文”也以“小经”的形式最终确定了它的形态。“小经”是我国回族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字母的基础上创造出来拼写汉语的一种独立而完整的文字体系，它属于汉语的范畴，是我国回族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语言和文字转化过程中文化创新的结晶。尽管它的使用范围不断萎缩，但它迄今仍是一个活的语言，而且还是对汉语音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作为我国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应该得到保护和挖掘。

舍尔邦月（伊历八月）是穆圣守斋最多的一个月，据阿伊莎传述说：“真主的使者只在莱麦丹月（伊历九月）守满月的斋戒，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在其它月份守过满斋但他在舍尔邦月守斋戒的日子最多。”

谢赫伊本·泰米叶据此推出，一个人自认为礼拜中一抬手最佳，或自认为三抬手最佳，但他要去领拜的群众与自己的观点恰恰相反，那么为了顾全大局、团结他们，可以放弃自己认为的最佳做法，而与他们保持一致，并指出这种做法才是“圣行”。谢赫说，“一种行为本来属于可嘉圣行，但如果做它会引发祸端，带来危害，此时放弃它就成了圣行。” 指出“真正的学问并不是认识善与恶，而是认识两善中的至善，两恶中的至恶。”

在自己的意识中，自己的行为里，通过广义的、务实的斋戒，不折不扣的克制锻炼，做到“魔鬼被锁”，做到升华自己，而不是把它理解为不去作为，消极怠慢，然后等待一种空穴来风的“恶魔被锁”。恶魔是否被锁，取决于自己的主动行为，取决于脚踏实地践行斋戒对我们的一切要求。就像古兰经中真主所承诺对我们的援助，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主观行动：“如果你们援助真主，真主就会援助你们，稳定你们的步伐。”

在这个时代，我们发现不仅有人在质疑伊斯兰禁酒、禁利息的判律；质疑伊斯兰允许有条件多妻主张；质疑圣训能否作为伊斯兰立法依据。更有甚者，我们还发现有人呼吁要将所有古兰学和所有的源于《古兰经》文化的传统学术统统推翻重建，并将这些传统学术扔到历史的纸篓里，从头开始，以现代方式解读《古兰经》，不受任何限制，也不遵守任何此前的任何学术成果和数百年以来，伊斯兰民族的学者所确定的研究的基本原则和规定。

宗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能量。其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它对信教群众的个人和社会行为的进行规范的功能。即它用一系列的教法教规指导和限制信徒的行为，使其向着“善”的目标得以规范。正确利用宗教的这一社会功能，引导信教群众认识宗教的这一特性，对社会的健康发展，人文素质的提高，以及精神文明的建设，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意义。除了宗教，具有规范社会行为功能的，还有“社会公德”。它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行为准则。[1] 那么，社会公德与宗教之间有什么瓜葛呢？本文试图从伊斯兰的角度阐述宗教与社会公德的关系，以及宗教对规范社会行为（社会公德）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伊斯兰和儒家，作为人类的两大文明，都肩负着教化民众、治理天下的使命。它们按各自铺设的道路塑造担当这一使命的代表，来实现各自的社会理想。儒家以“圣王”（内圣外王）的标准要求代表其精神实质的典范来肩负其经世济人的使命，而伊斯兰则让“卧利”（真主的朋友）这一完美的人格和道德的模范来实现它的现实使命和社会主张。两种人格的外在功能虽然相同，他们的志趣却不尽一致。“卧利”追求敬主律己、贱己贵人的“仆人”精神，而“圣王”则以修己成人、安民治国的“君主”形象为旨归。

如果没有摄影，你无法欣赏这样美丽的画面；如果没有摄像，你无法观赏电视上的大千世界，自然也无法深层体会古兰经让我们观察天地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