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近现代一些著名改革家、思想家一样，谢赫穆罕默德·安萨里（1917—1996）所关注的一个领域，就是对穆斯林思想和学术现状的反思与批判。谢赫安萨里曾经对同仁说，他准备写一篇文章，题目是《经训说与注释说》قال الشارع و قال الشارح，把许多与经训原意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的注释做一次曝光，让穆斯林正确认识什么是经训，什么是注释者自己的见解，而不是经训的原意。

入教本来是个人与真主之间的事，一个人一旦有了正确的信仰，有了加入伊斯兰的动机，而且下了决心，那么，哪怕他没有当众宣布，也实质上已经是穆斯林了。先知时代的阿比西尼亚国王南扎什，就是一个“地下穆斯林”，他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公开宣布自己加入了伊斯兰，但根据史书记载，他已经是穆斯林了。他去世后先知给他站了缺席的殡礼，学者们据此以及其他证据，认为南扎什是穆斯林，只不过他没公开自己的身份而已。这是就特殊情况而言，就不宜公开自己的信仰（如恐怕引起战乱，或遭受迫害等）而言。

探讨近现代阿拉伯文学与伊斯兰思想的关系，那些杰出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评论中折射的伊斯兰价值取向，也许是这部巨作中前无古人的一个亮点。在这之前，不要说是中国读者，就是阿拉伯世界的读者，也无法把艾哈迈德·赞亚特أحمد الزيات 、穆斯塔法·鲁特菲·曼夫鲁提مصطفى لطفي المنفلوطي 等与伊斯兰思想和文化联系在一起。

不能画有人物形象的画像是为了防止偶像崇拜，那我们只是以娱乐为目的是否就可以画？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那么圣人时代，部分圣门弟子为沾吉庆而有一些行为，比如每日在圣人家门口等待成为第一个见到圣人的人，或是对圣人使用过的物品珍藏反复触摸，到圣人乘凉的树下静坐等行为是不是一种盲目的崇拜甚至有以物配主的嫌疑？

对“泛清真化”、“宗教极端主义”的遏制，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只是前者不要针对正当的、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清真食品，不要借“不必给我找清真餐厅”为由，给正当的清真食品、吃清真餐的公民罗列“极端”的罪名。也不要把“宗教极端主义”等同于正常的、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

伊玛目安萨里批评自己时代的一些乌里玛（学者）讨好权贵、贪图今世，他们对古兰经、圣训的理解限于字面，囿于教条，无力深入经训的殿堂，挖掘它们的无穷奥义，使先贤的智慧和知识丧失殆尽；谢赫安萨里则抨击这个时代一些乌里玛出“法塔瓦”（决议）时唯利是图，忘记使命，指出许多乌里玛让自己和群众卷入可有可无的细节纷争，把伊斯兰的原则和大局抛在一边。

纵观《穆斯林与天文学》，作者萨瓦夫以无可辩驳的历史和经典事实否定了那位谢赫的观点，但不失一位学者应有的温和、包容与大度，与一些固执字面的人抨击他人时的尖刻、诽谤与诋毁形成对照。《穆斯林与天文学》，让我们学到穆斯林的辉煌历史、经训与科学一致的同时，也让我们学到一种就事论事、尊重他人、批评有度的治学态度。

根据先贤、伊玛目、学者们的认定，公认的教法依据是四个：古兰经الكتاب、圣训السنة、公决الإجماع和类比القياس。此外，还有一些内容，是否教法依据，学者们颇有分歧，如律例照旧الاستصحاب、择善而从（有人译为唯美） الاستحسان 、圣门弟子的观点قول الصحابة、前人的教法شرع من قبلنا、酌定利益المصالح المرسلة ，等等。至于其他内容，包括灵感、洞见、睡梦等，权威伊玛目、学者们没有把它们列入教法依据，因此几乎所有法源学著作中涉及教法依据时，提到上述公认的教法依据以及有分歧的教法依据，却只字不提灵感、洞见和睡梦。

对于逝者，不要苛薄一种信仰、一种文化对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影响往往是根深蒂固的。比如对不在场的人，说他（或她）的坏话，在穆斯林的文化

中国共产党历来尊重我国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当年红军长征路过回族聚居区时，毛主席、朱总司令特别强调尊重回族的习俗，不准把猪肉带进清真寺，并对违反这一规定的人严肃处理；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回民支队准许有随军阿訇，乃是基于对民族信仰、民族文化的尊重；毛泽东为延安清真寺亲笔题写“清真寺”，该匾一直保留至今，是对穆斯林的信仰给予尊重和保护的历史见证；中共中央早在延安时期就指示撰写《回回民族问题》，不仅提到尊重回回民族的文化传统，而且指出“伊斯兰教不只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且“还包括着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解放兰州时，彭德怀将军特意指示派军队保护清真寺，不得侵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