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的伊朗被无数人误认为是阿拉伯世界中的一员，这是最令伊朗人头痛的误解。

 

 

 

　　

    伊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拥有两套文化传统的国家：一是琐罗亚斯德教文化传统，这是伊朗的根；二是伊斯兰教文化传统，这是伊朗的血脉。二者都曾有过繁荣发达的辉煌，这既是伊朗引以为骄傲的资本，也是伊朗这个文明古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退失据、陷入彷徨迷惘的缘由。

 

    在中东地区，只有伊朗是雅利安族，与属于闪族的阿拉伯和以色列在族源上迥异。“伊朗”一词即由“雅利安”一词变形而来，意为“雅利安人的集居地”。伊朗雅利安人在伊朗高原创造出了繁荣灿烂的文明，公元前11世纪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觉性的人创宗教——琐罗亚斯德教，即拜火教，我国也称“祆教”。

 

    公元前550年一代豪雄居鲁士大帝（？—前529年）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0—前331年），以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该王朝是伊朗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因居鲁士家族兴起于伊朗高原南部的法尔斯（即“波斯”一词的别样音译）地区，史书又称阿契美尼德王朝为波斯帝国。因此，“伊朗”与“波斯”这两词的原始含义，从时间来说，“伊朗”一词的出现远远早于“波斯”；从地理范畴来说，“伊朗”远远大于“波斯”，“波斯”（法尔斯）只是伊朗高原南部的一个地区；从种族来说，波斯人（法尔斯人）只是伊朗人的一个部族。正因为此，1935年国名由“波斯”改为“伊朗”。

 

    阿契美尼德王朝在大流士一世时期（前521—前485年）达到极盛，相继征服了巴比伦、埃及、小亚细亚及爱琴海中的一些岛屿，地跨欧、亚、非三洲，成为当时世界上的最大帝国，也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大帝国，大流士自称为“全部大陆的君主”。

 

    这时的伊朗文明高度发达：政治上，国家政权机构设置和管理运作十分成熟；文化艺术上，琐罗亚斯德教经书《阿维斯塔》汇集了雅利安人最古老的神话传说，是人类最早的诗歌总集之一，建筑和雕刻十分精湛；物质上，社会生活繁荣富足奢华，经济发达。

 

 

    萨珊王朝（224—651年）同样崛起于法尔斯地区，再现了古波斯帝国的荣光，再次建立起强大的帝国，史称“萨珊波斯帝国”，与东罗马帝国并称世界双雄。萨珊波斯帝国时期，强化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国教地位，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以教治国的政治体制，使琐罗亚斯德教深入伊朗民族的社会文化生活，根系发达，触及每一个细微领域。

 

   651年，萨珊波斯帝国被阿拉伯伊斯兰大军所征服，从此伊朗成为伊斯兰世界中的一员。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伊朗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刚刚脱离蒙昧时期的阿拉伯文明，阿拉伯帝国在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深受伊朗文明的影响。

 

 

    乃至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西提在其著作《阿拉伯通史》中说，阿拉伯帝国在各个方面完全波斯化，阿拉伯人自己的东西只有两样被保留下来：“一是作为国语的阿拉伯语，一是作为国教的伊斯兰教。”伊朗伊斯兰化后，其自身的文明文化继续高度发展，伊朗中世纪的文学艺术堪称世界瑰宝。一千三百多年的伊斯兰化历史，已经使伊斯兰文化成为现今伊朗的血脉。

 

　但是，伊朗人在接受伊斯兰教的同时，也将伊斯兰教伊朗化。长期成熟的帝国封建制度使世袭与血统观念在伊朗人心中根深蒂固，因此将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及女婿阿里视为穆罕默德合法的继承人，并以阿里的后代子孙为伊玛目（精神领袖），形成与阿拉伯正统伊斯兰教迥然有别的崇拜体系，即什叶派（指阿里党人）。

 

 

    尽管什叶派一直处于被打压、被迫害的地位，但什叶派的信仰在伊朗民间积沙成堆，并最终在萨法维王朝（1502—1735年）时期建立起了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为国教的宗教体系。由此，伊朗在教派上与阿拉伯世界信奉的逊尼派对峙。因此，伊朗不仅在民族构成上是中东地区的少数派，而且在宗教信仰上也是中东地区的少数派。

 

 

    什叶派尤其崇奉在卡尔巴拉遇难的伊玛目侯赛因。侯赛因是阿里与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所生的次子。680年，为从篡位者亚兹德手中夺回哈里发职位，侯赛因带领家人和六十余人的支持者在卡尔巴拉与亚兹德军队的数千名骑兵展开血战，直至战死，头颅被割下。侯赛因的遗体连同后来归还的头颅一起被埋葬在卡尔巴拉。

 

    由此，卡尔巴拉成为什叶派最重要的圣地，卡尔巴拉惨案的祭日（阿舒拉日）也成为什叶派最重要的悼念日。侯赛因在明知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为信仰而慷慨赴难的牺牲精神成为什叶派信仰的精神支柱。这使得什叶派“受迫害者的地位”和“牺牲精神”在伊朗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中不断被强化，一旦遇到外界的强压，这种潜意识就呈现为强大的反弹力量。

　　

   伊斯兰教苏非性是伊朗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又一个侧面。苏非派是伊斯兰教内部衍生的一个神秘主义派别，其理论核心是“人主合一”。一方面，苏非派在具体的修行实践中有不少极端方式，因而被视为异端，不断遭遇打压甚至绞杀，历史上不乏苏非教团的长老被处决绞杀、整个教团被取缔的事例。

 

    另一方面，苏非派的神秘主义理论具有强烈的形而上色彩与出世精神，契合了长期受异族统治、长期处于“被迫害”地位的伊朗民族的心理需求，因而在伊朗迅速发展。在11—16世纪长达五六百年的时间内，苏非思想成为伊朗社会的主导思想，并在长期的发展中积淀为伊朗传统宗教文化的一部分，对伊朗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具有根深蒂固、潜移默化的影响。

 

    倘若说，什叶派慷慨赴难的牺牲精神铸就了伊朗民族的积极于世、宁折不弯的精神特质，那么苏非派形而上的出世哲学则使伊朗民族在牺牲精神的重负下能够旷达超然地舒展。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伊朗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犹如儒家与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与影响。

　　

 

    文化传统的双重性也使现今的伊朗陷入两难境地：若弘扬琐罗亚斯德教的文化传统和古波斯帝国的荣光，其伊斯兰文化的血脉就会被压抑。

 

    血脉不通，人会死国会亡。巴列维王朝（1925—1979年）时期的伊朗就是一个例证。但若强调了其伊斯兰文化的荣光和传统，那么其雅利安人的属性和古波斯帝国的辉煌就被屏蔽，伊朗文明之根便在被屏蔽中迷失，乃至现今的伊朗被无数人误认为是阿拉伯世界中的一员，这是最令伊朗人头痛的误解。（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