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只准进不准出
作者：佚名
马来西亚柔佛巴鲁－在多种族的马来西亚，伊斯兰教是官方宗教，与此同时，宪法也保护宗教自由。但最近一系列跟穆斯林叛教有关的事态发展不仅对该国的宗教自由而且也对其民主制度构成了挑战。
亚洲时报文章：马来西亚自诩是民主国家，根据宪法来看也的确如此－尽管前总理马哈蒂尔认为它是伊斯兰国家。在该国，大多数马来人生来即是穆斯林，他们要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是绝对不可能的。有关穆斯林脱离伊斯兰教改信其他宗教的案件由该国的宗教法庭而不是民事法庭来审理。《可兰经》中说，任何穆斯林都不应协助其他穆斯林脱离伊斯兰教；叛教并改信其他宗教的代价是死亡。
被有些人视为信仰自由的问题在另一些人看来就是滥用自由。“你可以自由地谈论自己的宗教信仰，只是不要试图叛教”，马来西亚伊斯兰青年运动秘书长艾哈迈德说。他表示许多穆斯林叛教者并非是冲著他们皈依的宗教的优点而来，而是受到了宗教自由概念的误导。
伊斯兰教被认为是最民主的宗教，一篇题为“关于伊斯兰教的真相”的论文说，在伊斯兰教世界“所有人在真主面前都是平等的；善是唯一的价值标准”。但在马来西亚，伊斯兰教法庭和民事法庭的司法管辖权有时没有明显的界限，当出现这种情况时，该教的民主性就会受到损害。例如，用马来文出版《圣经》或其他基督教读物在该国是非法的；禁止非穆斯林向穆斯林布道；而且根据该国的《内部安全法》警方可以无限期拘留传教士。
大马当局已着手镇压叛教者，为了防止传教士向马来人传播基督教信仰，当局限制他们的活动。有关脱离伊斯兰教改信其他宗教的上诉通常如石沈大海，许多叛教者永远都不会得到官方的承认。正如一位宗教学者所说的那样：“在马来西亚，只准皈依伊斯兰教，但不准从中退出。”
宗教自由问题
在该国，有些对穆斯林有约束力的法律对非穆斯林无效，如有关饮酒、性关系和婚姻的法律。有些地方政府又比其他地方政府执行得更严厉。该国的穆斯林也享受特殊待遇。根据美国政府的《2003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向该国政府‘灌输伊斯兰价值观’是（马来西亚的）官方政策。”
非穆斯林在为他们的宗教设施申请执照和国家资助时通常会碰到困难。该国的印度教徒很难为他们的寺庙争取到政府资助，而且政府还经常拒绝他们在放学后使用学校教室开会。人们可以看到清真寺紧挨著教堂以及印度教徒和佛教徒的寺庙。但在这个以伊斯兰教为官方宗教的国家里，非穆斯林受到排斥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自八十年代初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和前副总理安瓦尔（讽刺的是他本人因鸡奸罪而被判入狱）的推动下，该国日益伊斯兰化。
这些事态发展对该国的非穆斯林和叛教者构成了挑战，李明春（音译）律师说：“但并不是致命的威胁”。他说，他认为政府总体上是带著善意来执行宗教政策。他说：“政府并不是有意难为其他宗教，它想为所有宗教带来和平。”
这正是问题所在。马来西亚是由多种族、多宗教组成的国家，有人数众多的印度教徒和华裔人口，他们分别信仰印度教和佛教，东部婆罗洲的土著部落基本信仰基督教。这些少数民族经常抱怨“马来/穆斯林偏见”，但政府的确承担不起反穆斯林的罪名。
司法管辖权问题
上周的一件案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马来西亚法庭下达了两项以自由、平等、叛教和宗教为中心的决定。人们曾一度对法院的决定寄予厚望，但实际上感到很失望。
第一个案子涉及一对已婚印度裔夫妇。丈夫在2002年皈依伊斯兰教，这倒不是问题。据他的妻子说，真正的问题是，丈夫未经她同意就让他们的两个孩子也皈依伊斯兰教。他们的婚姻关系随即结束了。但当妻子向一个民事法庭上诉要求取得对孩子的监护权时，法庭的裁决是只有宗教法庭才可以决定她的两个孩子的监护权，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穆斯林。一宗教法庭承认两个孩子是穆斯林，并把监护权判给了父方。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法学教授阿瓦尔说，“任何涉及穆斯林的案子都由宗教法庭来审理”。但问题是，那位母亲不能在宗教法庭作证，因为她不是穆斯林。宗教法律是根据《可兰经》制定的，许多穆斯林国家都设立宗教法庭来实施这种法律，规范穆斯林的生活。
然而，一高等法院在7月20日又把监护权判给了母方（实际监护权属于父母双方）。阿瓦尔说，这为民事法庭处理涉及类似监护权问题的案子开了一个先例。但这并没有解决这类案子是由民事法庭或宗教法庭来审理的问题。
对此，阿瓦尔说：“我们需要修改法律，以便双方可以去同样的法院解决纠纷”。她认为，这样的法庭应该包括一名宗教法庭法官、一名民事法庭法官以及一名无派别的主席。
马来西亚科技大学法学教授法鲁克说，尽管最近的这起案件值得庆祝，但“司法管辖权的分裂只是得到部分解决”。他说：“看来某一方滥用了宗教，而且还会再次这么做，这是不符合伊斯兰精神的。”
上周三的另一起案件中，马来西亚联邦法院裁定4名穆斯林叛教者无权放弃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这4名上诉人的律师易卜拉欣对《亚洲时报在线》说，这实际上“剥夺了一个人选择自己信仰的权利”。
在2000年，法庭指控他们4人于1998年企图脱离伊斯兰教，并以蔑视法庭罪判他们监禁3年。4名叛教者声称宗教法庭对他们没有司法管辖权，因为他们已不再是穆斯林。他们起初被控“行为乖张”，与伊斯兰教义不符，而且法庭还裁定，由于他们在接受质询时法律上还是穆斯林（他们要求脱离伊斯兰教的要求被驳回），因此将被作为穆斯林受到起诉。
易卜拉欣说，“我们原本希望法庭会解决个人面临的问题”，“但法庭却拒绝解决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问题”。
法鲁克说，法庭的上述裁决与宗教自由的国际原则背道而驰。多种族的马来西亚是要迎合伊斯兰标准还是国际法标准毫无疑问仍是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问题。
迄今为止，政府往往以牺牲不同社群之间的尊敬、利益和有意义的互动为代价来防止种族和宗教暴力。种族和宗教问题在这里是禁忌，愤怒被压抑。
镇压叛教者
这就是马来人主导的政府处理种族和宗教问题的方式。法鲁克说，更具体一点来讲，基督教的传播才是该国政府最担心的问题。在马来西亚，穆斯林占总人口的60％，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分别占6％和20％，基督徒只占9％。“但印度教和佛教传统上不像基督教那样热衷于传教”，法鲁克说。
正因为如此，马国政府对基督教的限制更严厉，如禁止用马来语出版基督教读物，有些地方政府甚至禁止基督徒用马来语讲某些与宗教有关的词语，如“安拉”（上帝），以防穆斯林受误导。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一些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教热情却丝毫不减。利弗兰•库马尔（不是真名）说，他仍清楚记得一天晚上警察半夜“拜访”他的情景。警方对他发出了明白无误的警告，然而，库马尔没有畏步不前。他说，“我并不害怕”，“我的工作是上帝的意志，这是一项值得为之战斗的事业。他们（马来人）有权认识耶稣”。
他领导的福音派教会在整个马来西亚有12个分部，30个附属机构。据他估计，在马来西亚，每月有100名穆斯林皈依基督教。他说自911恐怖袭击之后，他的信徒有显著增长。他说：“在乡村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向我们敞开他们的心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随我们”。
基督教组织估计，在马来西亚已有3万马来人皈依了基督教。穆斯林组织的估计则低得多，但非教派的观察家说，大多数叛教者因担心受政府、家庭和马来同胞的骚扰都过秘密的宗教生活。
库马尔现在的一位同事是马来人叛教者，曾是穆斯林宗教老师。她回忆说，自己因皈依基督教而被家人逐出家门长达5年，家人此后原谅了她，但她和她的孩子仍不断受到政府的骚扰。由于她是马来人，她的儿子从法律上讲生来即是穆斯林，因此不得不取了一个穆斯林的名字。在学校，尽管她的儿子声明自己是基督徒，却还是不得不跟所有穆斯林一样学习伊斯兰课程。
她说，“政府开始真的要镇压叛教者了”。她本人就曾与警察发生过争执，电话最近受到窃听。去年有5名宗教警察到她家警告她要停止活动。她说她的活动包括在康复中心帮助瘾君子和受虐待的妇女。她现在被禁止从事这些工作。然而，她的助人行为还包括劝导马来人及其它非基督徒皈依基督教。
在吉隆坡，现在已是库马尔传教运动一部分的男孩子经常出入清真寺。在库马尔总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一份杂志的标题是：“席卷敌人的堡垒”。这份杂志在第一篇解释说：“从中东到印度、中国进而到东南亚，至少有62个受福音派教会影响最小的国家。”换句话说，该地区被某些狂热分子视为抵御基督教全球扩张的最后堡垒。
面对这种性质的传教，人们不禁要问：马来人主导的政府的担心是否合情合理呢，还是它患上幻想症？
基督徒的理由
一些基督教组织说，马国政府日益伊斯兰化。据说，有些地方政府甚至阻止建造4层以上的建筑物，以便穆斯林从远处就能看到清真寺的塔顶。至少有一次游行活动因与穆斯林的祈祷时间冲突而被禁止。库马尔的一位助手说：“这些姿态导致不良情绪的产生”。
跟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一样，任何教派的传道者都觉得他们的行为是正当合理的，并将其合理化为一种引领在黑暗中迷失的人的拯救形式。与此同时，传道者本人也经常会为其控制欲所蒙蔽。但对在马来西亚的基督教传教士来说，这里的形势更令人感到鼓舞：马来人一生下来就是穆斯林，因此这让他们觉得当地的穆斯林不是自愿接受伊斯兰教而是被强加的。
对此库马尔说：“那些来向我诉说的马来西亚穆斯林认为，该国的官方宗教把他们当作二等公民。他们说，他们不知道信仰什么，只是被告知去服从。他们感到很空虚，只是盲从而已。他们来找我是因为他们想要有充实感”。
传教士之间的战争
正如当地穆斯林很难让基督徒皈依伊斯兰教一样，库马尔要想让大多数马来西亚人相信他的信仰的优越性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且即使不成功也会引起穆斯林狂热分子的恐惧和仇恨。
据信基督徒通常使用迂回策略引导其他教派的信徒皈依基督教。除了上面提到的（在康复中心帮助瘾君子戒掉恶习和为受虐待的妇女提供庇护所。顺便提一下，美国总统布什就是在教会的帮助下改掉了酗酒恶习并成为虔诚的信徒）之外，他们还资助诊所，为非基督徒儿童免费治疗，甚至给他们礼物。
法学教授法鲁克说：“许多基督教组织都能得到大量资助，因此资金充裕。他们能使低种姓的印度人相信，皈依基督教是通往社会上层的阶梯”。然而，他补充说，穆斯林组织也在马来西亚积极传教，穆斯林和基督徒传教士经常在沙巴和沙捞越展开激烈竞争。19世纪在布鲁克家族统治期间，当地的许多土族部落都皈依了基督教，与此同时也有为数众多的土著人没有皈依。马来半岛原住民的情况与上述两地的类似。众所周知，穆斯林和基督徒传教士都想争取他们加入自己的宗教－也许两种宗教的传教士已经意识到这场争夺战意义重大：基督教的信徒人数最多，而伊斯兰教的信徒人数增长最快。
有些人担心这种局面会引发冲突，几个非教派组织说，马来西亚平息各方不满情绪的最大障碍是各种宗教之间缺乏对话，其原因不仅在于马国政府不厌其烦地向大众灌输这样一种看法，即马来西亚的宗教问题太敏感不适于谈论，而且还在于政府不准许举行跨信仰的对话。这自然无法促进各宗教之间达成谅解。
譬如说，《耶稣受难记》这部梅尔•吉布森推出的电影即将在马来西亚上映，但只有基督徒才能观看。根据该国居民的身份证（上面标注著个人的宗教信仰），非基督徒将买不到电影票，因此无缘观赏。一位司法官员说，这项决定违背了先知穆罕默德的教导：“先知倡导多样性和包容性”。
耶稣也倡导这些优点：“上帝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请求上帝宽恕那些迫害他的人时所说的话。但自从这两位伟人离开这个地球之后，他们的那些所谓的信徒远没有遵从他们的教诲，甚至还不如非信徒。他们经常兄弟反目，以邻为壑－马来西亚的情况就是绝好的反面教材。
马来西亚柔佛巴鲁－在多种族的马来西亚，伊斯兰教是官方宗教，与此同时，宪法也保护宗教自由。但最近一系列跟穆斯林叛教有关的事态发展不仅对该国的宗教自由而且也对其民主制度构成了挑战。
亚洲时报文章：马来西亚自诩是民主国家，根据宪法来看也的确如此－尽管前总理马哈蒂尔认为它是伊斯兰国家。在该国，大多数马来人生来即是穆斯林，他们要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是绝对不可能的。有关穆斯林脱离伊斯兰教改信其他宗教的案件由该国的宗教法庭而不是民事法庭来审理。《可兰经》中说，任何穆斯林都不应协助其他穆斯林脱离伊斯兰教；叛教并改信其他宗教的代价是死亡。
被有些人视为信仰自由的问题在另一些人看来就是滥用自由。“你可以自由地谈论自己的宗教信仰，只是不要试图叛教”，马来西亚伊斯兰青年运动秘书长艾哈迈德说。他表示许多穆斯林叛教者并非是冲著他们皈依的宗教的优点而来，而是受到了宗教自由概念的误导。
伊斯兰教被认为是最民主的宗教，一篇题为“关于伊斯兰教的真相”的论文说，在伊斯兰教世界“所有人在真主面前都是平等的；善是唯一的价值标准”。但在马来西亚，伊斯兰教法庭和民事法庭的司法管辖权有时没有明显的界限，当出现这种情况时，该教的民主性就会受到损害。例如，用马来文出版《圣经》或其他基督教读物在该国是非法的；禁止非穆斯林向穆斯林布道；而且根据该国的《内部安全法》警方可以无限期拘留传教士。
大马当局已着手镇压叛教者，为了防止传教士向马来人传播基督教信仰，当局限制他们的活动。有关脱离伊斯兰教改信其他宗教的上诉通常如石沈大海，许多叛教者永远都不会得到官方的承认。正如一位宗教学者所说的那样：“在马来西亚，只准皈依伊斯兰教，但不准从中退出。”
宗教自由问题
在该国，有些对穆斯林有约束力的法律对非穆斯林无效，如有关饮酒、性关系和婚姻的法律。有些地方政府又比其他地方政府执行得更严厉。该国的穆斯林也享受特殊待遇。根据美国政府的《2003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向该国政府‘灌输伊斯兰价值观’是（马来西亚的）官方政策。”
非穆斯林在为他们的宗教设施申请执照和国家资助时通常会碰到困难。该国的印度教徒很难为他们的寺庙争取到政府资助，而且政府还经常拒绝他们在放学后使用学校教室开会。人们可以看到清真寺紧挨著教堂以及印度教徒和佛教徒的寺庙。但在这个以伊斯兰教为官方宗教的国家里，非穆斯林受到排斥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自八十年代初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和前副总理安瓦尔（讽刺的是他本人因鸡奸罪而被判入狱）的推动下，该国日益伊斯兰化。
这些事态发展对该国的非穆斯林和叛教者构成了挑战，李明春（音译）律师说：“但并不是致命的威胁”。他说，他认为政府总体上是带著善意来执行宗教政策。他说：“政府并不是有意难为其他宗教，它想为所有宗教带来和平。”
这正是问题所在。马来西亚是由多种族、多宗教组成的国家，有人数众多的印度教徒和华裔人口，他们分别信仰印度教和佛教，东部婆罗洲的土著部落基本信仰基督教。这些少数民族经常抱怨“马来/穆斯林偏见”，但政府的确承担不起反穆斯林的罪名。
司法管辖权问题
上周的一件案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马来西亚法庭下达了两项以自由、平等、叛教和宗教为中心的决定。人们曾一度对法院的决定寄予厚望，但实际上感到很失望。
第一个案子涉及一对已婚印度裔夫妇。丈夫在2002年皈依伊斯兰教，这倒不是问题。据他的妻子说，真正的问题是，丈夫未经她同意就让他们的两个孩子也皈依伊斯兰教。他们的婚姻关系随即结束了。但当妻子向一个民事法庭上诉要求取得对孩子的监护权时，法庭的裁决是只有宗教法庭才可以决定她的两个孩子的监护权，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穆斯林。一宗教法庭承认两个孩子是穆斯林，并把监护权判给了父方。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法学教授阿瓦尔说，“任何涉及穆斯林的案子都由宗教法庭来审理”。但问题是，那位母亲不能在宗教法庭作证，因为她不是穆斯林。宗教法律是根据《可兰经》制定的，许多穆斯林国家都设立宗教法庭来实施这种法律，规范穆斯林的生活。
然而，一高等法院在7月20日又把监护权判给了母方（实际监护权属于父母双方）。阿瓦尔说，这为民事法庭处理涉及类似监护权问题的案子开了一个先例。但这并没有解决这类案子是由民事法庭或宗教法庭来审理的问题。
对此，阿瓦尔说：“我们需要修改法律，以便双方可以去同样的法院解决纠纷”。她认为，这样的法庭应该包括一名宗教法庭法官、一名民事法庭法官以及一名无派别的主席。
马来西亚科技大学法学教授法鲁克说，尽管最近的这起案件值得庆祝，但“司法管辖权的分裂只是得到部分解决”。他说：“看来某一方滥用了宗教，而且还会再次这么做，这是不符合伊斯兰精神的。”
上周三的另一起案件中，马来西亚联邦法院裁定4名穆斯林叛教者无权放弃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这4名上诉人的律师易卜拉欣对《亚洲时报在线》说，这实际上“剥夺了一个人选择自己信仰的权利”。
在2000年，法庭指控他们4人于1998年企图脱离伊斯兰教，并以蔑视法庭罪判他们监禁3年。4名叛教者声称宗教法庭对他们没有司法管辖权，因为他们已不再是穆斯林。他们起初被控“行为乖张”，与伊斯兰教义不符，而且法庭还裁定，由于他们在接受质询时法律上还是穆斯林（他们要求脱离伊斯兰教的要求被驳回），因此将被作为穆斯林受到起诉。
易卜拉欣说，“我们原本希望法庭会解决个人面临的问题”，“但法庭却拒绝解决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问题”。
法鲁克说，法庭的上述裁决与宗教自由的国际原则背道而驰。多种族的马来西亚是要迎合伊斯兰标准还是国际法标准毫无疑问仍是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问题。
迄今为止，政府往往以牺牲不同社群之间的尊敬、利益和有意义的互动为代价来防止种族和宗教暴力。种族和宗教问题在这里是禁忌，愤怒被压抑。
镇压叛教者
这就是马来人主导的政府处理种族和宗教问题的方式。法鲁克说，更具体一点来讲，基督教的传播才是该国政府最担心的问题。在马来西亚，穆斯林占总人口的60％，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分别占6％和20％，基督徒只占9％。“但印度教和佛教传统上不像基督教那样热衷于传教”，法鲁克说。
正因为如此，马国政府对基督教的限制更严厉，如禁止用马来语出版基督教读物，有些地方政府甚至禁止基督徒用马来语讲某些与宗教有关的词语，如“安拉”（上帝），以防穆斯林受误导。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一些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教热情却丝毫不减。利弗兰•库马尔（不是真名）说，他仍清楚记得一天晚上警察半夜“拜访”他的情景。警方对他发出了明白无误的警告，然而，库马尔没有畏步不前。他说，“我并不害怕”，“我的工作是上帝的意志，这是一项值得为之战斗的事业。他们（马来人）有权认识耶稣”。
他领导的福音派教会在整个马来西亚有12个分部，30个附属机构。据他估计，在马来西亚，每月有100名穆斯林皈依基督教。他说自911恐怖袭击之后，他的信徒有显著增长。他说：“在乡村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向我们敞开他们的心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随我们”。
基督教组织估计，在马来西亚已有3万马来人皈依了基督教。穆斯林组织的估计则低得多，但非教派的观察家说，大多数叛教者因担心受政府、家庭和马来同胞的骚扰都过秘密的宗教生活。
库马尔现在的一位同事是马来人叛教者，曾是穆斯林宗教老师。她回忆说，自己因皈依基督教而被家人逐出家门长达5年，家人此后原谅了她，但她和她的孩子仍不断受到政府的骚扰。由于她是马来人，她的儿子从法律上讲生来即是穆斯林，因此不得不取了一个穆斯林的名字。在学校，尽管她的儿子声明自己是基督徒，却还是不得不跟所有穆斯林一样学习伊斯兰课程。
她说，“政府开始真的要镇压叛教者了”。她本人就曾与警察发生过争执，电话最近受到窃听。去年有5名宗教警察到她家警告她要停止活动。她说她的活动包括在康复中心帮助瘾君子和受虐待的妇女。她现在被禁止从事这些工作。然而，她的助人行为还包括劝导马来人及其它非基督徒皈依基督教。
在吉隆坡，现在已是库马尔传教运动一部分的男孩子经常出入清真寺。在库马尔总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一份杂志的标题是：“席卷敌人的堡垒”。这份杂志在第一篇解释说：“从中东到印度、中国进而到东南亚，至少有62个受福音派教会影响最小的国家。”换句话说，该地区被某些狂热分子视为抵御基督教全球扩张的最后堡垒。
面对这种性质的传教，人们不禁要问：马来人主导的政府的担心是否合情合理呢，还是它患上幻想症？
基督徒的理由
一些基督教组织说，马国政府日益伊斯兰化。据说，有些地方政府甚至阻止建造4层以上的建筑物，以便穆斯林从远处就能看到清真寺的塔顶。至少有一次游行活动因与穆斯林的祈祷时间冲突而被禁止。库马尔的一位助手说：“这些姿态导致不良情绪的产生”。
跟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一样，任何教派的传道者都觉得他们的行为是正当合理的，并将其合理化为一种引领在黑暗中迷失的人的拯救形式。与此同时，传道者本人也经常会为其控制欲所蒙蔽。但对在马来西亚的基督教传教士来说，这里的形势更令人感到鼓舞：马来人一生下来就是穆斯林，因此这让他们觉得当地的穆斯林不是自愿接受伊斯兰教而是被强加的。
对此库马尔说：“那些来向我诉说的马来西亚穆斯林认为，该国的官方宗教把他们当作二等公民。他们说，他们不知道信仰什么，只是被告知去服从。他们感到很空虚，只是盲从而已。他们来找我是因为他们想要有充实感”。
传教士之间的战争
正如当地穆斯林很难让基督徒皈依伊斯兰教一样，库马尔要想让大多数马来西亚人相信他的信仰的优越性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且即使不成功也会引起穆斯林狂热分子的恐惧和仇恨。
据信基督徒通常使用迂回策略引导其他教派的信徒皈依基督教。除了上面提到的（在康复中心帮助瘾君子戒掉恶习和为受虐待的妇女提供庇护所。顺便提一下，美国总统布什就是在教会的帮助下改掉了酗酒恶习并成为虔诚的信徒）之外，他们还资助诊所，为非基督徒儿童免费治疗，甚至给他们礼物。
法学教授法鲁克说：“许多基督教组织都能得到大量资助，因此资金充裕。他们能使低种姓的印度人相信，皈依基督教是通往社会上层的阶梯”。然而，他补充说，穆斯林组织也在马来西亚积极传教，穆斯林和基督徒传教士经常在沙巴和沙捞越展开激烈竞争。19世纪在布鲁克家族统治期间，当地的许多土族部落都皈依了基督教，与此同时也有为数众多的土著人没有皈依。马来半岛原住民的情况与上述两地的类似。众所周知，穆斯林和基督徒传教士都想争取他们加入自己的宗教－也许两种宗教的传教士已经意识到这场争夺战意义重大：基督教的信徒人数最多，而伊斯兰教的信徒人数增长最快。
有些人担心这种局面会引发冲突，几个非教派组织说，马来西亚平息各方不满情绪的最大障碍是各种宗教之间缺乏对话，其原因不仅在于马国政府不厌其烦地向大众灌输这样一种看法，即马来西亚的宗教问题太敏感不适于谈论，而且还在于政府不准许举行跨信仰的对话。这自然无法促进各宗教之间达成谅解。
譬如说，《耶稣受难记》这部梅尔•吉布森推出的电影即将在马来西亚上映，但只有基督徒才能观看。根据该国居民的身份证（上面标注著个人的宗教信仰），非基督徒将买不到电影票，因此无缘观赏。一位司法官员说，这项决定违背了先知穆罕默德的教导：“先知倡导多样性和包容性”。
耶稣也倡导这些优点：“上帝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请求上帝宽恕那些迫害他的人时所说的话。但自从这两位伟人离开这个地球之后，他们的那些所谓的信徒远没有遵从他们的教诲，甚至还不如非信徒。他们经常兄弟反目，以邻为壑－马来西亚的情况就是绝好的反面教材。
Array
上一篇：OPEC代表对原油价格反弹持谨慎态度
下一篇：《查理周刊》公布新刊发行日期 或停用先知封面
相关新闻
- • ·马来西亚朝觐历史回顾展览(2009-12-20)
- • ·马来西亚首起女性遭鞭刑 罪名为不正当性行为(2010-02-19)
- • ·马来西亚强烈指责瑞典报纸重刊辱穆斯林漫画(2010-03-14)
- • ·沙捞越：马来西亚的隐秘天堂(2010-03-20)
- • ·异域混搭风当道：马来西亚风情游攻略(2010-0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