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世界：揽镜自照与理性反思
1月6日，在迎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的纪念活动中，埃及总统塞西发出“宗教革命”呼声，号召穆斯林领袖协助打击极端主义。他说，“我们需要一场针对宗教信仰的改革。你们这些伊玛目应对安拉负责。全世界期待着你们的行动，全世界期待着你们的声音……因为伊斯兰世界正四分五裂，水深火热，渐渐凋零，而且在我们手上凋零……”这名虔诚的总统当天还参加开罗某科普特教堂圣诞集会并致辞，呼吁各种信仰宗派求同存异，相互包容，彼此友爱。
次日，巴黎发生《查理周刊》屠杀事件，震惊全球，包括16亿人口的伊斯兰社会。人们在强烈谴责恐怖主义袭击，反思西方言论自由边界时，也许能体会塞西释放的警报：伊斯兰世界正在毁于极端主义，国际形象已相当不堪。用塞西的话说：“我们认为最神圣的思想竟变成外界的一种焦虑，危险，杀戮和毁坏根源。我不是说伊斯兰教，我说的是这种思想。”的确，问题不在伊斯兰教本身，而在如何从内而外理解和践行伊斯兰。提倡伊斯兰改革，决非以改革之名曲解伊斯兰，更非以改革之名打压伊斯兰，而是让其重现作为主流文明之一的光辉形象和巨大魅力。伊斯兰改革的前提是必须冷静看清自身的当下形象及成因。
笔者上篇长专栏重点探讨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冲突的来龙去脉，本篇则试图浅析“伊斯兰恐惧症”的内因，即伊斯兰世界究竟怎么了?伊斯兰的传播形象为何日渐负面?除呼吁外界公正看待伊斯兰，伊斯兰世界又该如何揽镜自照和反思?伊斯兰世界不乏认真思考和探索者，但罕见公开质疑和争鸣，因为言及伊斯兰本身就非常敏感，而探讨敏感问题，不仅需要视野，还需要智慧乃至勇气，更需要舆论环境的包容。
作为伊斯兰世界事务的长期报道者和研究者，笔者认为，伊斯兰世界“形象不佳”根源有二。首先，全球传播格局“西强东弱”，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语境下的涉伊斯兰报道存在由来已久的偏颇、成见和标签化。其次，伊斯兰世界不幸遭遇双重乱象：自身大面积陷入各种内乱，电视和网络又空前传播和无限将其放大，使伊斯兰世界陷入十分不利的舆论漩涡，这令人沮丧的漩涡又扭曲部分穆斯林心态，形成恶性循环。
伊斯兰世界存在突出的“过敏症”
宗教和文明生来平等，只有强弱之别而无高低之分，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度，往往折射它是否处于主流地位或强势状态。审视波斯文明、罗马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最辉煌的岁月也都是海纳百川的时期。比较当下三大主体文明表征，伊斯兰世界包容性和弹性度明显下降，即对来自外界的负面声音过于敏感，反弹频次高、烈度大。而西方和中华文明对“他者”的成见、偏见和言语冒犯，则更有承受力，反应也相对舒缓。
以宗教禁忌为例。在西方艺术表现中，宗教禁忌早已不是问题，即便没有彻底消失，也很难再成表达禁区。西方演绎宗教事件和人物的作品汗牛充栋，对牧师、修女乃至教皇的嘲弄、抹黑甚至抨击习以为常，即便最神圣的“三位一体”也常被以凡人方式解构、调侃。1988年公映的反映耶稣自我救赎的美国大片《基督最后的诱惑》，也曾在西方和基督教界引起喧哗，但并未发酵出暴力反应，相关人员更没有遭逢威胁甚至追杀。
中国道教、佛教信众数量庞大，文艺作品从来不乏对宗教人士乃至各种神明的不敬、戏谑乃至扭曲，但也未曾出现相关信徒的抗议和示威，更没有喊打喊杀乃至暴力攻击。电视剧《济公传》、电影《诱僧》等内容大胆出位，未曾构成任何“辱教”式的政治或治安问题。
相反，“辱教”事件发生在涉及伊斯兰的作品里，则往往引起多国穆斯林抗议，甚至酿成暴力和流血。辱没先知的极端行为，其后果尤其严重，从1989年伊朗最高领袖发布针对拉什迪的追杀法令，到西欧多名漫画家面临杀身威胁，直至发生《查理周刊》血案。辱没先知严重伤害穆斯林情感，确实不可接受，但是，应该通过司法程序、和平途径和文明方式讨回公道，而不是采用或鼓励暴力回击。要改善伊斯兰形象，实现伊斯兰文明的革新与进步，基本和迫切的前提是，教众必须“脱敏”，不能再成为不能触及、不能非议和不能语言冒犯的超级宗教拥有者和例外信仰追随者。
次日，巴黎发生《查理周刊》屠杀事件，震惊全球，包括16亿人口的伊斯兰社会。人们在强烈谴责恐怖主义袭击，反思西方言论自由边界时，也许能体会塞西释放的警报：伊斯兰世界正在毁于极端主义，国际形象已相当不堪。用塞西的话说：“我们认为最神圣的思想竟变成外界的一种焦虑，危险，杀戮和毁坏根源。我不是说伊斯兰教，我说的是这种思想。”的确，问题不在伊斯兰教本身，而在如何从内而外理解和践行伊斯兰。提倡伊斯兰改革，决非以改革之名曲解伊斯兰，更非以改革之名打压伊斯兰，而是让其重现作为主流文明之一的光辉形象和巨大魅力。伊斯兰改革的前提是必须冷静看清自身的当下形象及成因。
笔者上篇长专栏重点探讨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冲突的来龙去脉，本篇则试图浅析“伊斯兰恐惧症”的内因，即伊斯兰世界究竟怎么了?伊斯兰的传播形象为何日渐负面?除呼吁外界公正看待伊斯兰，伊斯兰世界又该如何揽镜自照和反思?伊斯兰世界不乏认真思考和探索者，但罕见公开质疑和争鸣，因为言及伊斯兰本身就非常敏感，而探讨敏感问题，不仅需要视野，还需要智慧乃至勇气，更需要舆论环境的包容。
作为伊斯兰世界事务的长期报道者和研究者，笔者认为，伊斯兰世界“形象不佳”根源有二。首先，全球传播格局“西强东弱”，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语境下的涉伊斯兰报道存在由来已久的偏颇、成见和标签化。其次，伊斯兰世界不幸遭遇双重乱象：自身大面积陷入各种内乱，电视和网络又空前传播和无限将其放大，使伊斯兰世界陷入十分不利的舆论漩涡，这令人沮丧的漩涡又扭曲部分穆斯林心态，形成恶性循环。
伊斯兰世界存在突出的“过敏症”
宗教和文明生来平等，只有强弱之别而无高低之分，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度，往往折射它是否处于主流地位或强势状态。审视波斯文明、罗马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最辉煌的岁月也都是海纳百川的时期。比较当下三大主体文明表征，伊斯兰世界包容性和弹性度明显下降，即对来自外界的负面声音过于敏感，反弹频次高、烈度大。而西方和中华文明对“他者”的成见、偏见和言语冒犯，则更有承受力，反应也相对舒缓。
以宗教禁忌为例。在西方艺术表现中，宗教禁忌早已不是问题，即便没有彻底消失，也很难再成表达禁区。西方演绎宗教事件和人物的作品汗牛充栋，对牧师、修女乃至教皇的嘲弄、抹黑甚至抨击习以为常，即便最神圣的“三位一体”也常被以凡人方式解构、调侃。1988年公映的反映耶稣自我救赎的美国大片《基督最后的诱惑》，也曾在西方和基督教界引起喧哗，但并未发酵出暴力反应，相关人员更没有遭逢威胁甚至追杀。
中国道教、佛教信众数量庞大，文艺作品从来不乏对宗教人士乃至各种神明的不敬、戏谑乃至扭曲，但也未曾出现相关信徒的抗议和示威，更没有喊打喊杀乃至暴力攻击。电视剧《济公传》、电影《诱僧》等内容大胆出位，未曾构成任何“辱教”式的政治或治安问题。
相反，“辱教”事件发生在涉及伊斯兰的作品里，则往往引起多国穆斯林抗议，甚至酿成暴力和流血。辱没先知的极端行为，其后果尤其严重，从1989年伊朗最高领袖发布针对拉什迪的追杀法令，到西欧多名漫画家面临杀身威胁，直至发生《查理周刊》血案。辱没先知严重伤害穆斯林情感，确实不可接受，但是，应该通过司法程序、和平途径和文明方式讨回公道，而不是采用或鼓励暴力回击。要改善伊斯兰形象，实现伊斯兰文明的革新与进步，基本和迫切的前提是，教众必须“脱敏”，不能再成为不能触及、不能非议和不能语言冒犯的超级宗教拥有者和例外信仰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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