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外交政策最近出现了新变化、新气象，这是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务实理性外交的回归，是对2010年“阿拉伯之春”后冒进外交政策的纠偏

    土耳其近日连续推出外交“大戏”：经过幕后谈判，与以色列达成协议，两国宣布恢复外交关系；总统埃尔多安在去年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的态度上“玩变脸”，出人意料地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道歉信。

    有观点认为，土耳其外交正在转型。同时，也有观点认为，仅从土的几个外交动作尚难断定外交政策的转型，土耳其修缮同以色列、俄罗斯关系，可视为是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下称正发党）政府务实理性外交的回归，是对2010年后冒进外交政策的纠偏。

    麻烦缠身

    自2002年起，正发党在土耳其已连续执政14年。14年中，土耳其外交并非一成不变，经历过调整转换。整体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2002年正发党上台执政至2010年“阿拉伯之春”，土耳其采取全方位的务实外交政策，对传统的亲西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在保持与美西方国家基轴的方向下，土外交“向东看”，加重了东方国家在外交中的分量，并提出了“与邻国零问题”的外交政策。

    在上述政策指引下，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形象和地位出现双升。值得一提的是，在叙利亚危机前，土耳其与叙利亚外交关系处于“热恋期”，时任总理的埃尔多安甚至对现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以兄弟相称。与俄罗斯关系也交好，两国在能源、旅游、经贸等方面的合作风生水起。

    而需要说明的是，正发党政府一直对以色列心怀不满，尤其是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封锁政策。2010年5月的“马尔马拉号”事件即是在该背景下发生的，以色列海军袭击前往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救援船，造成人员伤亡。土耳其指责以色列是国家恐怖主义，以色列则针锋相对，两国关系坠入低谷。

    第二个阶段是从2010年“阿拉伯之春”至今，土耳其外交政策做出了较大调整，没有延续“阿拉伯之春”前的温和外交，而是逐渐偏离“与邻国零问题”的政策，转而采取较为冒进的外交政策，过多地介入地区事务。自叙利亚爆发危机后，土耳其做了短暂的斡旋，未果后公开支持推翻巴沙尔政权，直接站在叙利亚政府的对立面，与叙利亚关系出现“断崖式”跌落。

    在埃及问题上，土耳其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而穆兄会政权很快被埃及军方发动的二次革命推翻，土耳其在埃及的外交投资化为泡影。冒进政策的高潮是去年11月，土耳其出乎意料地击落了俄罗斯的战机，与北方巨邻俄罗斯关系瞬间跌入低谷，世界一片哗然。击落战机事件发生后，土耳其高调与俄罗斯展开外交对垒。伴随而来的是俄罗斯的制裁，土耳其外交环境恶化。

    有人说“东边不亮西边就该亮”，可事实是，土耳其在周边地区陷入困局之时，与美欧等传统盟友关系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因难民问题，土与欧盟争得面红耳赤，仅土耳其公民赴欧免签问题就引起了很大的外交风波。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在欧盟眼中，土耳其不过是欧洲和中东地区之间的“守门人”和缓冲带，并未将它视为“自己人”。土耳其和美国为北约盟国，但两国在中东地区的反恐目标存在错位，土将库尔德武装作为头号敌人，而美国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列为优先打击对象。因此，在库尔德问题上，土美两国龃龉不断。

    重拾理性

    综合判断，土耳其外交正进入正发党执政以来的第三个阶段，其特点更可能是对第一阶段外交的回归，出现了务实理性的苗头。究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现实利益考量。目前看，强硬外交政策影响了土耳其的现实利益。与俄罗斯交恶，带来的是俄罗斯对土耳其实施制裁。俄罗斯中断与土耳其的能源合作，限制俄民众赴土耳其旅游，均对土经济造成较大影响。与以色列方面，2010年土以两国关系降格后，土以之间的经济、军事、人文交流等均遭到很大冲击。鉴此，土耳其在外交上鸣金收兵，以维护国家利益。

    二是优化外交环境。土耳其的外交环境并不乐观，尤其是周边环境，可以说土与诸多邻国存在现实和历史问题。与叙利亚和俄罗斯的现实纠葛自不必说，与希腊、塞浦路斯、亚美尼亚也都存在历史问题，这些问题处于潜伏休眠状态，却影响土耳其与这些国家深化关系。优化周边环境，有利于土耳其摆脱现状，扩大对外辐射力。故而，土新政府喊出了“多交友、少树敌”的外交口号。

    三是缓解内部安全压力。当前，土耳其国内问题不少，其中安全问题最突出。自2015年以来，土国内频遭恐怖袭击，安全形势日趋恶化。无论是大城市安卡拉、伊斯坦布尔，还是东南部边陲省份，都有遭受恐怖袭击的记录。以往土国内零星的恐怖袭击时有发生，但大规模的集中爆发较为罕见。袭击土耳其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武装，2015年土政府与库工党打破停火状态，双方武装重新交火，库尔德问题重回以暴制暴的轨道。除正面军事冲突外，库工党还不断对土耳其制造袭击事件；第二个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6月28日，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科机场发生恐怖袭击，土官方指认是“伊斯兰国”所为。可以说，国内安全问题困扰着土耳其政府，其调整与俄、以的外交关系，不排除以外交缓解国内安全的考量。

    四是对地缘政治的反思。自1923年共和国成立以来，土耳其将脱亚入欧作为外交战略的一个主要目标，而成为欧盟成员国是实现战略目标的量化指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土耳其加入欧盟成为马拉松式的谈判，且从现在情况看绝非指日可待。土耳其无论是精英层面，还是民众层面，入欧热情也因此降低。

    近来发生的两个事件，更增加了土耳其对欧盟的失望感。一是土耳其和欧盟之间为解决难民问题而达成协议，但在协议涉及到土公民赴欧免签问题上，相互扯皮，分歧明显，免签问题被进一步拉伸延长。

    二是英国脱欧事件，这无疑是对欧洲一体化的打击，也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意愿。从土耳其角度看，两个事件叠加将促动土耳其进行外交反思，在地缘政治上向西方靠拢，是否站得住脚？是否还符合土耳其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土耳其重修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土耳其对地缘政治外交的调整。

    深层动因

    国家整体外交调整是缓慢长期的过程，单凭一两个事件判断外交转向的说服力有限。但就最近土耳其的外交动作与之前相较，土外交确实出现了新变化。这种外交变动是权宜之计，还是精心策划？其背后有何深层原因？

    首先可以观察土耳其对自身实力的定位。土耳其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历史对现代土耳其而言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辉煌的帝国历史造就了土耳其人优越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有着辉煌的历史，土耳其内心有着很深的大国情结，期望重新恢复往日帝国风采的冲动在当今土耳其外交中仍潜移默化地发挥效应，而现在土耳其的实力难以恢复存留在回忆中的大国地位。如果外交目标超出了自身实力和能力，施行时不仅步履维艰，反过来还可能伤及自身利益。

    其次可以观察其对国家身份的定位。众所周知，土耳其是较为特殊的国家。在地理位置上，横跨亚欧两洲，领土的绝大部分位于亚洲，少部分在欧洲。在宗教文化上，土耳其属于东方文化，伊斯兰教承载着土耳其现代和古代的主流文化，而世俗化是土耳其国策，信奉伊斯兰教是作为私人事务而存在。从政治维度看，土实行政教分离，追求亲西方的外交政策，脱亚入欧是其主要战略方向。若将地理、宗教、政治等方面综合分析，土耳其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的国家。人们看到的是，尽管从战略层面土耳其有脱亚入欧的战略方向，却难以按部就班地加以具体落实。

    不管是调整还是回摆，土耳其作为中东地区重要的大国，外交政策的新变化必定会产生一定影响。

    对土耳其本身而言，软性外交将改善自身的国际环境。与以色列已达成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土俄关系有了回归正常的条件，这将很大程度上缓解土耳其的经济、能源压力。

    在地区层面上，则可能影响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形象。土耳其与以色列闹翻时，曾给土耳其以及埃尔多安本人提升在中东地区的形象加分不少。可以想象，如今土以恢复外交关系，以及土在加沙问题上对以色列的妥协，土在中东地区的形象可能会分化。

    此外，土耳其和俄罗斯作为叙利亚危机的主要攸关方，两国当初因为涉叙利亚危机问题而发生击落战机事件，现在两国又朝着和好的方向发展，将对叙利亚危机产生何种影响，尚有待观察。□

    （作者：郑东超 单位：当代世界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