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法国首都巴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查理周刊血案”。该刊主创人员因用漫画形式讽刺穆斯林先知而遭到枪击，12人遇难。11月，巴黎再度发生暴恐性质的“枪击爆炸案”，近百名平民遇难。上述两次袭击事件都与北非籍穆斯林移民青年有关，并因此使穆斯林移民这个在法国高度敏感的议题呈现在世人面前。目前，法国的穆斯林移民是该国最大的移民群体和人口最多的少数族裔。然而，该群体对法国社会的融入状况很不乐观，长期位于社会底层，与主流社会彼此疏离，摩擦不断，引发了一系列的棘手问题。最初，移民问题主要体现在给法国带来了就业和福利压力，以及严重的治安隐患等方面，后又上升至对法国的价值观和文化特性构成威胁的“高度”，并随着法国经济的持续萧条和极右势力的持续膨胀而不断发酵。法国本土恐怖主义的出现和升级就是移民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集中爆发和体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本文从梳理法国穆斯林移民的来源和构成着手，尝试分析穆斯林移民在法国社会的融入现状、现存问题以及法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在此基础上简析解决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所面临的挑战。
法国穆斯林移民的来源
法国是欧洲国家中接纳穆斯林移民较多和较早的国家之一，目前，在法国共生活着约500万穆斯林人口，占据移民人口的大多数，占法国总人口的大约1/10，其中近一半取得了法国国籍。由于庞大穆斯林群体的存在，伊斯兰教已成为有着源远流长的天主教传统、被称为“天主教长女”的法国的第二大宗教。穆斯林人口大量聚集的巴黎地区甚至被戏称为“巴黎斯坦”。从历史角度看，穆斯林人口大规模移民法国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即近现代法国出于经济和人口目的的第三次移民大潮，这次移民浪潮发生于二战结束后到70年代中期，即法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辉煌30年”（1945～1975年）。正是这次移民大潮开启了穆斯林移民大规模进入法国的大门，其进入主要有以下途径：
（一）劳务输入
劳务输入是穆斯林移民进入法国的首要途径。二战后，法国亟需重振经济，为补充巨大的劳动力缺口而启动了大规模的外籍劳工引进计划。最初，南欧各国（例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劳工的主要输入地，但受西欧国家普遍进入经济恢复和发展期、为南欧劳工提供了更多选择余地和南欧自身的经济发展吸引着在法劳工回流等因素的影响，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无法继续满足法国的劳动力需求。于是法国扩大了移民来源，把目光投向了前非洲殖民地，特别是在语言和文化上和法国有着纽带关系、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马格里布地区，即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这3个伊斯兰国家；中东的土耳其等国以及法国在西非的前殖民地、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塞内加尔、马里和毛里塔尼亚也逐渐成为法国劳工来源地，但人数远逊于马格里布地区。此后，法国的穆斯林人口便直线上升，在1962至1968年间，马格里布三国移民年均增加约3.5万人；1968至1975年间，进入法国的穆斯林移民为年均7万人。概言之，二战后法国的移民来源地发生了显著变化，来自北非、西非和西亚等地的穆斯林人口逐步取代东、南欧地区的移民，成为法国外国移民的主体。
（二）家庭团聚
从20世纪70年代起，受石油危机使法国经济由盛转衰以及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进入就业年龄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法国的劳动力供需由不足转为过剩，法国遂于1974年颁布法令，叫停了持续近30年的劳工引入，不久后又出台遣返政策，出资鼓励移民返乡，但收效甚微。70年代后期，在民权运动兴起、要求法国政府充分考虑移民劳工享有正常家庭生活权利的呼声渐高的背景下，同时为了结束大批移民家属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途径进入并滞留法国的无序状态，法国政府于1976年出台法令，准许移民配偶和未成年子女赴法团聚。“家庭团聚”政策的出台使法国已经关闭的移民大门再次敞开并改变了法国移民的结构，使之从以青壮年劳工为主转变为以妇孺等家属为主。统计表明，在1976至1978年间入境法国的非欧洲籍移民中，家庭团聚类移民占到95％。随着家属的到来，移民逐步从客居转为定居。这段历史决定了法国移民的两大特点：第一，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北非阿拉伯人为主体的穆斯林移民逐步成为法国数量最大的移民群体。第二，移民后代，即出生、成长在法国的移民子女在数量上超过了第一代移民。截至2013年，法国共有580万移民，占总人口的8.8%，43％来自非洲大陆，其后代约占法国总人口的11％。法国由此成为欧盟内部第二、三代移民在比重和数量上均占首位的国家。移民后代的最大特点是高度年轻化：逾40%的移民不足35岁，大大高于非移民人口（25％）。
（三）避难和偷渡
“劳工”移民叫停后，“避难”成为移民法国的另一大主要途径。1974年之前，以难民身份进入法国的移民人数较少。此后，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下，向法国寻求避难的人数大幅度增加。法国号称“人权的祖国”，有着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加之出于地缘政治利益、意识形态对立、历史上和法国的纽带关系等因素的考虑，对“难民”的接纳一向慷慨。20世纪70年代，法国接纳了来自越南等原殖民地国家的大量难民。东欧剧变后，法国又接纳了来自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大批难民——无论真伪。90年代以后，随着地区冲突的爆发和升级，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持续受到来自西亚、北非地区的战争难民的冲击。最近的一次便是近年正严重困扰欧洲地区的中东难民危机。在这次危机中，法国计划接收2万～3万叙利亚难民。在最近的中东难民危机中，一些伊斯兰极端分子混在难民中入境并伺机发动恐怖袭击严重威胁到法国的社会治安。尽管这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伪难民”只是极个别现象，但防不胜防，十分危险。
偷渡在劳务输入的大门关闭后亦成为进入法国的一种途径。一些专家推断，法国境内共有大约50万非法移民，占移民总人口的6%～10%，占法国总人口的比重约1%。非法移民是个十分隐蔽的群体，其来源难以统计，但包含有相当数量的穆斯林移民。
概言之，自1974年取消招募劳工移民政策以来，法国的移民构成就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占据移民多数的穆斯林群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自马格里布地区，其次是土耳其，再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西非地区。其中，大部分是劳工移民及其家属，一小部分为难民和非法移民。
法国穆斯林移民引发的问题
穆斯林移民为二战后法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功劳不能被抹杀。在“辉煌30年”间，移民以“客居”的劳工为主，是可见性很差的边缘群体。但是“辉煌30年”过后，伴随着移民结构（由以劳工为主变为以家属为主）和居住性质（由客居变为定居）的改变，穆斯林移民逐渐成为法国人口最多和占比最大的少数族裔，可见性渐增。然而，这个占法国人口1/10的群体并未成功融入法国社会，相反，他们和法国社会渐行渐远，引发了一系列使法国本土居民不安和不满的“问题”，穆斯林移民也由原先的默默无闻变成辩论乃至非议的焦点。
（一）经济和社会层面
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穆斯林移民给主流社会造成了两大饱受诟病的问题：其一是“搭福利便车”，其二是“抢本地人饭碗”。二战后，法国建立了保障完备的家庭津贴制度，津贴数额随子女数量的递增而递增。第一代穆斯林移民受生育率高且允许“一夫多妻”等因素的影响，普遍子女众多，家庭津贴的领取额（以家庭为单位计）远在法国本土家庭之上，受到本土居民“搭福利便车”的指责。特别是随着法国经济的持续萧条，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政府被迫削减福利并于最近两年取消了家庭津贴的普惠性，将其覆盖范围由全体国民缩小至中低收入者，引起中上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人们指责穆斯林移民凭借其家庭规模抢占了原本属于法国人的福利资源。至于极右势力所鼓吹的“抢本地人饭碗”实则是伪命题，穆斯林移民以蓝领为主，主要就业于本土居民所不屑从事的行业，有些行业即便是在失业率持续高企的今天，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佣工荒”，并持续依赖外来移民，因此穆斯林移民对本土就业构不成实质性威胁。反之，移民的失业率远在本土居民之上，因此移民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应主要体现在给法国政府带来的巨大的就业压力。
（二）文化层面
从20世纪80年代起，穆斯林移民问题始现于文化层面。在此之前，法国政府政教分离的执行并不严格，只针对“工作场合”或“执行公务”的“公职人员”，戴穆斯林头巾的女性基本上未引起特别关注。1981年，法国左翼社会党执政后，放松了此前右翼政府对移民的限制，允许穆斯林移民组建社团并修建清真寺，法国社会随之出现了各类穆斯林社团；清真寺的数量也从20世纪60年代的5所骤增至1985年的900所。加之，20世纪80年代，极右势力在法国政坛崭露头角，并发表了众多反对移民的煽动性言论，伊斯兰世界由于海湾局势的演变而成为全球焦点，一时间穆斯林移民的“可见性”大增：似乎满大街都是穆斯林头巾和清真寺的尖顶，法国社会开始出现“伊斯兰恐惧症”，这是80年代末“穆斯林头巾”引发轩然大波的原因。1989年，巴黎郊区3名女生因戴穆斯林头巾到校（公立学校）上课而遭到校方驱逐，理由是根据1905年的政教分离法，宗教应远离公共生活。此事在法国引起激烈辩论：反对者主张宽容对待异文化；支持者则认为过度宽容会导致思想混乱、对主流价值构成威胁。最终，“头巾事件”以法国行政法院下令撤销校方的规定而告终，但事情并未就此完结，而是持续发酵，最终法国政府于2004年出台法律，明令禁止学生在公立学校穿戴“具有明显宗教标志的服饰”。2010年，法国政府进一步立法，禁止穆斯林在公共场所穿戴遮盖全身的穆斯林罩袍“布卡”，所谓的公共场合不仅指公务场合，还包括道路、剧场甚至商场。2012年，法国教育部把“头巾禁令”从学生延伸到了到校接送孩子的保姆和家长。其间，政府还围绕“伊斯兰教与政教分离”、“移民与国家认同”等问题发起全国性辩论，极右势力则鼓吹法兰西的文化和民族纯洁性受到伊斯兰教的威胁。凡此种种均使穆斯林移民问题在文化层面一步步发酵，并加剧了穆斯林移民和主流社会的对立与疏离。
（三）治安层面
穆斯林移民问题还突出表现在治安领域。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由于社会融入的失败，在穆斯林移民聚居的“郊区”开始出现以青少年移民为主要肇事者的、以报复主流社会为主要目的的打砸公共设施、放火烧车等违法行为，其导火索往往是移民青少年受到代表国家暴力机关的警察的盘查（有时是无端盘查），进而发生冲突与对抗。从80年代中期起，不法行为发生的频率和严重性都有所升级，特别是进入2000年之后，以警察盘查可疑青少年并造成后者伤亡为导火索，不法行为逐步演变成为群体性骚乱，如规模较大的“巴黎郊区骚乱”（2005年）、规模较小的格勒诺布尔骚乱（2010年）、亚眠骚乱（2012年）等，致使“郊区危机”、“郊区暴力”、“郊区游击战”等词汇频频现诸媒体，严重破坏了法国的社会治安。统计表明，在法国政府划定的“城市敏感区”、“治安优先区”等需重点整治的地区，穆斯林移民聚居区占了近一半。马赛等靠近北非的边境城市和东北部移民大量聚居的老工业基地是暴力事件频发的重灾区。2015年以来，“郊区暴力”又升级为血腥的暴恐袭击，严重威胁到国民和国家安全并撕裂了法国社会——尽管发动恐怖袭击的是极个别伊斯兰极端分子，但其影响不可能不波及整个穆斯林移民群体！
法国穆斯林移民社会融入失败的根源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穆斯林移民难以融入法国社会、成为困扰法国社会的一大难题？
（一）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歧视与排斥
穆斯林移民之所以难以融入法国社会，首先在于他们从整体上沦为法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底层，和主流社会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法国社会安置移民的方式欠妥，对移民的消化吸收能力日渐不足和结构性歧视普遍存在。
“辉煌30年”后，法国经济陷入萧条，增长率由1960年的5.9%持续跌至21世纪以来1％左右的低水平。失业率则由1.5%飙升至近两位数，法国对外来移民的消化吸收能力大不如前，移民遂从抢手变为过剩，在随之而来的产业结构转型中沦为失业的主力。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法国开始升级产业结构，传统工业产业逐步萎缩，在1975～1990年间，冶金、纺织和制衣、制革、机械制造等行业佣工量分别减少了60%、45%、44%和25%；采煤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整个工业和建筑业就业人口由1970年的28.5%和9.5%减至2006年的15.4%和6.6%。绝大多数穆斯林移民就业于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他们被抛出劳动力市场后，又得不到培训和再教育，难以再就业，沦为结构性失业的主力。法国国家统计局的近期数据表明，来自欧盟外移民的失业率为20％，远高于欧盟内部移民（8％）和本土居民（9％），结构性失业大多是长期失业，由于长期缺乏稳定的收入，许多人陷入赤贫。结构性歧视是移民失业率高的另一原因：尽管法国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就业歧视，实则隐性歧视普遍存在。调查表明，若求职者写在履历表上的姓名带有明显的阿拉伯色彩，则其获得面试的机会比写法国人名的求职者少两倍；在同等教育背景下，非洲或土耳其裔青年的失业率是本土青年的两倍；在同等资质下，移民青年更容易进入实习生、临时工等不稳定就业市场，或被降级使用。概言之，“籍贯”构成了移民青年通往劳动力市场的一道无形障碍。
二战后入境的穆斯林劳工被集中安置在城市郊区的工棚等临时性驻地；移民家属到来后，则定居在面向低收入群体而修建的郊区廉租房，致使移民群体长期与主流社会相隔离，形成了高度集中和封闭的移民街区，法语中“郊区”（banlieue）一词在特定语境下特指这些移民聚居区。调查显示，近一半移民及1/3的移民后代居住在“郊区”，其中穆斯林移民的占比最高（非洲籍54％，土耳其籍62％），远超南欧籍移民（20％）。穆斯林移民青年“我们是‘郊区人’不是‘法国人’”的说法正是对这种状况的无奈表达。“聚居”直接影响着移民子女的教育，作为经济弱势群体，穆斯林移民普遍负担不起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主流街区的昂贵房租，其子女只能就读于师资力量弱的“郊区”学校；加之，穆斯林移民自身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对教育缺乏重视，因此和本土居民相比，其子女的辍学率高，升学率低。统计表明，移民的文盲率为4％（本土为零）。只有小学教育水平的移民比例为男性9％、女性17％，远高于本土居民（男性2％和女性7％）；没有文凭的移民，男性比例为27％，女性31％，远高于本土居民（男性12％和女性9％）；土耳其、西非国家和马格里布三国移民子女中途辍学或拿不到毕业文凭的比例最高，学历最低。
基础教育的不平等导致了高等教育的不平等。调查显示，移民子女进入名校、从而获得优质就业资源的机会远逊于主流阶层。低学历低技能的移民青年只能像父辈一样继续从事技术含量低的工作，暴露在高失业风险下，就此陷入失业和贫困代际传递、社会阶层固化的恶性循环。调查表明，移民青年的失业率比移民整体更高，在某些移民聚集区，青年失业率超过40%，是法国平均数的2倍；非洲籍移民青年的失业率尤高，是非移民青年的3倍。在移民高度集中的地区，25岁以下移民的失业率高达40%～60％。在亚眠，在这一因工业转型而没落的老工业基地，移民失业率高达45％，2/3的年轻人处于长期失业状态，他们看不到前途和希望，同主流社会关系紧张，这便是该地区爆发骚乱的根源。近些年，相继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移民青年的就业前景更加黯淡。
（二）文化层面的“水土不服”
法国对外来移民施行同化政策，即不承认移民的少数族裔地位，要求其放弃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认同自由、平等、博爱、世俗化等基本价值观，以便在法国的大熔炉中“锻造”成和法国人别无二致的“法国公民”。该政策脱胎于大革命时期建立在两大观念——“统一”和“平等”之上的“同化”原则。当时，处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革命政府，为克服多元主义潜在的分离和分裂主义倾向，从而禁止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并通过免费的世俗教育和强制推广“国语”——法语等文化建构手段来推行一元文化，以达到弱化地方和族群归属与认同、培养共和国归属感与认同感的目的。典型的例子是法国政府对最后并入法国版图的布列塔尼布列塔尼采取了坚决的“去布列塔尼化”运动，强迫学校用法语教学代替布列塔尼语。“同化”政策对法国克服境内的离心倾向、建立“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一向在国际舞台上倡导多元文化的法国直到近些年都不承认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拒绝在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宗旨的《欧洲地方和少数民族语言宪章》上签字的原因。法国大革命还确立了“人人平等”的原则，杜绝按照族裔、宗教等属性将国民划分为多数和少数，给予每个人平等的公民资格。法国宪法明确规定：“统一不可分割的、世俗的、民主的共和国保证所有法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无论出身、种族和宗教信仰。”换言之，在法国没有基于种族、宗教和语言层面的少数民族。
基于以上因素，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同化”即“法国化”便成为法国对待包括移民在内的“他者”的基本立场。历史上“同化”政策对在宗教和文化传统上和法国相近的欧洲籍移民较为有效，对与法国相去甚远的穆斯林移民则难以奏效。双方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适应。普通穆斯林民众佩戴头巾等一些基于宗教习俗和文化传统的行为在极右势力“钟楼和小咖啡馆行将消失在清真寺和伊斯兰快餐后”等言论的煽动下，被广泛解读为对共和国“世俗化”原则的否定、对抗乃至挑衅，引起法国社会“法兰西行将穆斯林化”、“伊斯兰将消解颠覆西方文明”的担忧并被立法严禁，进而引发穆斯林移民的不满及和主流社会的对立。实际上，这种以法律手段强制“同化”的做法客观上放大了穆斯林移民的“异质性”，其背后隐含的是法国社会对穆斯林移民的不信任——历史上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欧洲曾长期敌对，伊斯兰文化中的一些观念被普遍认为和西方的价值观不相容，这种不信任构成了穆斯林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一大障碍。
（三）身份认同的危机
穆斯林移民特别是移民后代普遍面临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调查表明，95％的移民后代出生且成长在法国、操流利的法语，在母国和迁入国之间更认同后者。但是，由于缺乏认同构建的某些基本要素，如穆斯林文化和宗教信仰与基督教之间的巨大差异，以负面为主的共同历史记忆（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的历史恩怨），他们对法国的认同和忠诚受到怀疑。调查表明，极右势力“移民是‘证件上的法国人’（即法律意义上的法国人）、‘身不由己的法国人’（即由于生在法国而不得不成为法国人）”等说辞得到不少民众的认同。在他们看来，穆斯林移民徒有法国人之“表”，而无法国人之“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对他们持警惕和排斥心理。以下调查清楚地表明了移民的自我身份认知和法国本土社会对其身份认知间的差距：在业已取得法国国籍的移民中，逾50%的马格里布移民和40％的马格里布移民后代、65％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移民及50％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移民后代认为自己并未被视作法国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籍移民及其后代则没有这种认同受挫感。事实也证明，65％的法国人将穆斯林移民视作“和其他人一样的法国人”（2014年），换言之，尚有逾1/3的本土居民对穆斯林移民的法国人身份持保留态度，这使移民后代陷入了既回不到故乡又融不进他乡、失去旧身份又难构新身份的境地。
（四）移民后代的对抗心理
第一代穆斯林移民曾表现出强烈的融入意愿并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表达反歧视、反排斥、反种族主义和融入诉求。典型案例是1983年秋以移民团体的一位领袖被警察枪击身亡为导火索而爆发的“北非移民步行”（march des Beurs）请愿活动：当时众多北非籍移民从法国南部城市马赛出发，打着“反对种族歧视、要求平等”的旗帜步行一个半月之久抵达首都巴黎请愿，沿途汇集了10万民众。尽管请愿代表受到爱丽舍宫的接见，但随后移民的整体状况并未好转。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反移民著称的极右势力“国民阵线”在法国政坛崛起，它的煽动以及主流右翼政党在其竞争压力下的被迫右转，加剧了穆斯林移民的融入困难。移民后代则没有父辈这么温和。高度年轻化且高度认同法国的第二、三代移民群体既未脱离社会底层，也未摆脱“他者”身份。一部分人就此走向了社会的对立面，他们放弃了融入法国社会及以和平表达诉求的努力，表现出日益强硬的对抗姿态，通过拒绝在学校食堂用餐、更频繁地去清真寺朝拜等方式有意彰显宗教属性，强调伊斯兰文化特征，并要求主流社会予以承认。换言之，即他们通过强化宗教认同来表达对法国社会的失望，以之填补国家认同失败的真空。正如法国学者奥利维耶·罗伊（Olivier Roy）指出的：“20世纪70年代的移民默默无闻、悄然无声，大家为之发声。80年代的北非移民，当他们走出郊区表达诉求时，主调是融入而非保持不同……但在随后到来的90年代，则出现了有组织的伊斯兰话语……它鼓吹某种本质性的不同，即毫不掩饰地展示某种信仰的不同。”尽管这类行为只局限于一部分人，却引起主流社会的普遍不安和警惕。一部分移民青少年通过打砸抢烧等暴力激进行为来宣泄失望与不满；这反过来加剧了主流社会的敌视和排斥。双方的裂痕就这样在歧视、排斥——暴力宣泄——再歧视再排斥——进一步暴力宣泄的恶性循环中加大加深，最终发展到个别人投向极端伊斯兰势力、以血腥屠杀无辜平民进行报复的地步。这种极端的方式，尽管从不为绝大多数普通穆斯林移民所认同，却很难不加剧人们对整个穆斯林移民群体的不信任。
法国对穆斯林移民
问题的应对之策及其成效
面对不断发酵的穆斯林移民问题，法国主要采取了如下应对措施：一方面调整移民政策，阻止更多穆斯林移民入境；另一方面，对已经到来并业已形成法国最大少数族裔的穆斯林移民，努力促进其融入。但国内外局势的演变使法国政府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
（一）调整移民和难民政策，加强入籍管理
面对法国移民数量居高不下的现状，政府改变移民引进政策，不允许更多穆斯林移民入境，由此努力扭转穆斯林移民的主要来源——家庭团聚类移民占据多数的局面。法国从2006年起逐步启动了“选择性移民”政策，效仿美国等国的做法，选择并接纳被法国政府称作的“有用之人”，拒绝、驱逐“无用”乃至“有害”之人。一方面，法国提高家庭团聚类移民的门槛，通过延长这类移民的申请期限、设立住房和收入标准等准入条件、禁止“多妻”者在法居留、重拳打击以“假婚”手段入境等措施限制所谓的“低素质”移民入境。另一方面，法国放宽该国亟需领域的高端技术人才的准入门槛，根据年龄、学历、工作经验和法语水平等指标来筛选法国所需之“高端”人才，一次性为中选者发放为期3～4年的“人才居留证”。选择性移民政策发挥了一定作用，统计表明，2009至2012年入境法国的移民中，非洲移民入境法国的增速只有1％，大大低于来自欧洲地区的移民的增速（12％）。新来者中，63％的人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比此前提高了两个百分点。此外，政府收紧了穆斯林移民进入法国的第二条主要渠道——避难政策。近年来，法国逐步收紧了避难政策，避难获准率显著降低在。调整移民政策的同时，法国加强了入籍管理，除在居住年限和收入水平等方面做出更为严格的规定外，还强制新来者学习法语并接受公民教育，以缩小他们和本土社会在价值观上的差距。
然而，近几年中东难民危机爆发后，法国的难民政策被迫放宽。难民危机发生之初，鉴于国内的穆斯林移民融入难题，特别是“查理周刊血案”后民众对穆斯林移民日益上升的敌对情绪，法国一度持犹疑观望态度，后在“叙利亚男童陈尸海滩事件”的舆论压力下，态度逆转，和德国共同提出“按配额分配难民”的方案，计划在未来两年内接收24万难民，紧急情况下追加1 000人。“巴黎枪击爆炸”案后，奥朗德总统顶着空前上升的舆论压力，表示法国会把接收难民的任务进行到底。与并列为“欧盟发动机”的德国相比，法国计划接收的难民数量十分有限。但和德国不同的是，难民的“穆斯林”身份使法国面临的内部压力要远大于德国。在某些极右势力控制的法国市镇，民众在市政府门前游行示威，要求已到来的难民离开法国；有的市长明确提出，为避免恐怖分子混在难民中入境，最好只接收在叙利亚受到迫害的“基督教”家庭。特别是民调一再表明，在即将到来的2017年总统大选中，执政的社会党将不敌极右政党“国民阵线”止步于第二轮投票。概言之，中东难民危机给法国政府带来了极大挑战，使之陷入了“国际道义”和“国家利益”之间的两难选择。法国政府的对策是，对内争取民众的支持并安置好难民，力争使新来的穆斯林移民尽快融入法国社会（有些地区业已开始为难民儿童开设法语课）；加强对边境的管控，法国在巴黎枪击爆炸案后关闭了边境。
在国际合作方面，一方面，法国政府加大了与欧盟的合作：法德两国经济部长于2015年11月25日联名发表公开信，倡议建立总额100亿欧元的专项资金，用于边境检查、情报分享、司法和警务合作等工作；另一方面，法国与难民来源国开展合作。法国长期以来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框架下为非洲等欠发达地区提供发展援助，帮助它们发展经济，实现减贫目标。鉴于非洲是法国的主要移民来源地，所以此举同时有助于减少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途径进入法国的移民。面对这次由于战争冲突造成的难民性质的移民，法国仍然认为应从源头遏制，换言之，结束冲突才是根本对策。但是冲突的复杂性决定了这超出了法国一国之能力，需要欧盟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二）实行国家“管制”下的多元文化主义，促进移民社会融入
移民对法国社会的融入失败致使法国各界（极右势力除外）普遍反思“同化”政策，如曾任法国总理的朱佩指出：“同化，是要从根源上抹杀、否认所有不同。该观念不仅在道德和道义层面应予以批判，而且毫无效果可言”，其“本质上难道不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达优越感？”一些有识之士建议抛弃失败的一元文化主义，走多元文化道路，由“同化”转向“融合”。所谓“融合”，按照法国“移民融合高等委员会”的定义，即“一个在接受社会各组成部分在文化、社会和道德层面的特殊性且认同多样性和复杂性能够使整体得到丰富的同时，促进各组成部分积极参与法国社会（建构）的特殊进程”。从该定义看，放弃同化不等于听之任之，而是要促使穆斯林移民参与法国的社会建构，这也表现在法国政府的政策实践上。典型案例是适当放宽“世俗化”即“政教分离”原则（本来根据1905年的政教分离原则，法国不承认、不支持也不以任何形式资助任何宗教活动），在承认伊斯兰教的同时加以引导和规制。如从20世纪90年代起政府放开禁令，允许建立清真寺，国家提供建设用地或给予间接资助，但要求清真寺内设立公共文化区域，承担起传输法国价值观的使命。再如，法国政府于2003年推动建立“法国穆斯林宗教委员会”。一直以来，穆斯林移民在修建基础设施（清真寺、图书馆、学校）等方面主要依靠母国，后者以法国境内大量穆斯林民间团体或组织（如代表土耳其穆斯林的“法国土耳其穆斯林协调委员会”、代表北非穆斯林的“法国穆斯林组织联合会”等）为中介，为本国穆斯林移民提供了巨大的物质、资金和精神支持。跨国伊斯兰组织网络也为清真寺的建造和宗教教育提供了大量资金。为削弱来自母国及其他国际穆斯林组织的影响，特别是防止极端思想趁机而入，同时考虑到宗教组织所发挥的“社会减震器”作用，法国政府决定，由国家出面建立一个穆斯林代表机构——“法国穆斯林宗教委员会”（CFCM），在制度层面对伊斯兰教予以承认并加以引导和规范。委员会由代表性较强的穆斯林团体推举代表组成，有任命阿訇、审批清真寺的建造、培训伊斯兰教教长等权力，其成立主要目的是推动穆斯林团体资金来源多样化，将伊斯兰教纳入国家的掌控之下，同时打通政府和整个穆斯林移民群体的对话渠道（尽管境内存在众多穆斯林团体，但仅代表某一国或某一地区的穆斯林且各自为政、互不沟通），使法国的价值观、规则和准则排除中间因素干扰，直达穆斯林民众。一言以蔽之，即法国在承认伊斯兰教的同时，对之进行“法国化”改造，使“法国穆斯林”（islam en France）转变为“法国的穆斯林”（islam de France），参与到法国社会的建构之中，从而促进穆斯林移民对社会的融入。
不过，鉴于穆斯林移民和主流社会之间日益加剧的张力以及极右势力的急剧膨胀，“文化多元主义”之路并不平坦。法国前总统萨科奇在任内政部长期间曾表示，反对意味着“强迫新来者放弃其身份以换取被接纳”的“同化”政策，青睐“多样性”并且愿意通过修宪来确保多样性，允许人们“在融入的同时保持自身身份”并推动建立了“法国穆斯林宗教委员会”。但在竞选总统和执政阶段，为与极右势力争夺选民，萨科奇并没有坚持上述政治主张。法国极右政治力量不断推出带有极右色彩的言论或政策主张：如立法禁穿伊斯兰罩袍，鼓吹法兰西文化受到伊斯兰教的威胁，指责移民难以融入法国社会从而埋下了治安隐患等等。美国《新闻周刊》为此曾指出，萨科奇为了政治目的曾经疯狂地对少数族裔发难，把“世界上最民主的地方变成了极右翼势力的温床”。 “查理周刊”事件后，执政的左翼社会党也承受了来自各方特别是极右势力的巨大压力，其宽容对待移民、强调移民权利和对法国的贡献、尊重多元文化等传统主张不断受到抨击，特别是最近一年来，法国社会的排外情绪空前高涨，支持多元文化论的人骤降至不足10％。民调也一再表明，社会党在2017年的总统大选中竞争不过极右势力。凡此种种均使法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实现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
（三）“振兴郊区”，促进“社会（阶层）混合”
针对穆斯林移民高度聚居、特别是移民后代日趋被固化在社会底层的现象，法国政府从2003年起，启动了为期十年的“郊区振兴计划”（PNRU），并成立“郊区振兴署”（ANRU）负责计划的实施，各市镇政府负责制订具体计划并和郊区振兴署签署多年期合同。计划的核心目标是“社会（阶层）混合”（mixitésociale），即打破“郊区”和主流社会之间的藩篱，为移民向上流动、更好地融入法国社会创造条件，使郊区不再是“贫困、封闭、暴力”的代名词。“郊区振兴计划”共投入440亿欧元，其中国家直接拨款120亿，用以改造500个以移民为主要居住对象的老旧街区，特别是在穆斯林移民高度聚居的“治安敏感区”（Zus）。改造内容包括拆旧、建新和安置三部分，一方面，改善“郊区”的居住条件和环境、提升郊区生活品质，吸引“郊区”以外的居民到“郊区”定居；另一方面，将“郊区”的部分居民安置至主流社区——此前法国政府已规定，所有人口在3 500人以上的市镇，必须在各街区穿插建造总比例为20％的社会保障房，否则将处以罚款。第一个十年计划完成后，第二个为期十年的“郊区振兴计划（2014～2024）”也已经启动。
整体而言，“郊区振兴”计划使“郊区”的外貌发生了显著改观：老旧住宅得到翻新，新住宅拔地而起，菜市场、大型商场得到改扩建，地铁和有轨电车陆续开通、把郊区“孤岛”和市区连接了起来。但出于各种原因，该计划的核心目标“社会混合”并没有得到充分实现：有些地区特别是人口密集且移民也最为集中的大城市缺乏建筑用地，难以实现20％社会保障房的建设目标，所以移民聚居问题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例如，在寸土寸金的大巴黎地区，正如人们指出的，该地区除非拆掉梅松－拉斐特城堡或者填掉塞纳河，否则要建造20％的保障房势比登天，就是罚款也无济于事。因此“郊区振兴”计划实施十年后，穆斯林移民大量聚居在巴黎郊区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有些地区的移民街区在改造后租金和生活费用上涨，致使无力支付的贫困移民被迫离开并聚集到更远的郊区。有些地区的主流街区，由于移民的迁入，原住民选择了搬离。凡此种种使“社会混合”目标和政府预期相去甚远。人们指出应改变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战略，从反歧视、合理配制教育资源、创造平等的就业机会入手，激发“郊区”释放本身的潜能，通过教育质量和就业状况的根本性改善从整体上提升郊区移民的社会等级，唯有如此，方能实现真正的“社会混合”。
结语和思考
西欧各大国普遍存在数量较为庞大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并非法国所独有。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的穆斯林移民具有移民后代人数多（已超过移民本身）、占比高（在欧洲位居第一）、年轻化但对法国社会的全面融入程度低的特点，正是高认同和全面低融入之间的巨大落差，造成了移民特别是以青壮年为主的移民后代和主流社会的张力，张力积聚到一定程度，便酿成了冲突；移民的融入状况一日不改善，张力和冲突就一日难平息，并且在合适的外部诱因下——“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中东的崛起和壮大——爆发出巨大的破坏力。“查理周刊血案”及“巴黎枪击爆炸案”后，穆斯林移民被推向风口浪尖，该群体被指“生育率高、受教育程度低、封闭落后”、从而妨碍其融入移入国社会并酿成今天之悲剧的声音不绝于耳。逾一半的法国民众认为“穆斯林移民应当入乡随俗”，即主动融入。
客观来看，穆斯林移民对法国社会融入的失败，与穆斯林族群的文化、宗教、生活方式紧密相关。但是，移民接收国的制度因素同样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其原因在于，如果说作为“劳工”引进的第一代移民，其高生育率、低学历、相对封闭等特征与其贫穷落后的母国息息相关，那么生在法国长在法国的移民后代依然普遍具有这些特征且不能摆脱非我族类的“他者”身份，则在很大程度上与移入国对待移民的方式即相关制度和政策以及由此造成的结构性偏见和歧视有关。何况与人们的普遍推断相反，移民后代高度认同法国且有强烈的融入意愿。以广为人们所诟病的“高生育率”和“搭福利便车”为例，有关女性就业与家庭政策的研究表明，女性的职业发展水平和经济资源获取能力与生育率呈负相关性；一份稳定且有提升空间的就业，其吸引力远大于在经济萧条背景下不断缩减的家庭津贴。研究还表明，受过良好教育、有稳定就业与收入的穆斯林移民后代在包括生育观在内的思想观念领域和移入国社会逐步趋同。
由此可见，移民融入国法国应放弃歧视与偏见，需从制度着手，即从公平配制教育资源、保证就业平等、适当尊重穆斯林文化的差异出发，给予穆斯林移民更多主动融入法国社会的机会和动力，从而促进他们的全面融入。换言之，更多的理解、包容、尊重和平等方能推动穆斯林移民自身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主动融入法国社会，才能使穆斯林移民和主流社会的关系脱离此前“敌视－反抗－敌视”的恶性循环，走上“信任-融入-信任”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而从根本上铲除犯罪、暴力和恐怖主义。反之，如果采用极右势力所鼓吹的“把非欧洲人礼送出境”的极端化和简单化作法，则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并带来更为严重的问题。法国政府目前所采取的一系列促进移民融入的措施值得肯定，只是穆斯林移民问题非一日所形成，解决起来也绝非一日之功，加之不断增大的内外压力（如极右势力的膨胀和中东难民危机），因此该问题要想得到彻底解决或者哪怕只是缓解，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以及更加有效的政策摸索和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