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马浩明先生于1985年加入新西兰警察，曾在新西兰国家警察署刑事犯罪信息以及战略发展领域担任管理职务；在严重犯罪调查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尤其擅长有组织犯罪调查；曾于2003年至2006年在雅加达担任新西兰驻印度尼西亚警务参赞，任期内参与了雅加达及巴厘岛爆炸的应急响应，并在印度洋海啸中担任新西兰应急响应指挥官。2012年起马浩明先生开始担任新西兰驻华警务参赞。2012年至2014年3月同时担任驻华海外执法团体（FLECC）主席一职。因为在国际警务方面的突出贡献，马浩明先生曾两次获得由新西兰国家警察署颁发的银质突出贡献奖章。
 

（新西兰使馆大厅的毛利人碰鼻礼画像前，老马翘着二郎腿来了张单人照）

记者：马浩明先生，感谢您接受本刊专访。首先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新西兰警察机构的机构设置。

马浩明：新西兰警察机构的设置和中国很相似，都有唯一的国家警察机构、一支警察力量（编者注：新西兰共有十二个警区，由位于惠灵顿的国家警察总署进行管理。惠灵顿还设有一些提供行政和专业支持的国家服务中心）。警察分为制服警察、社区警察等，负责犯罪调查、移民等问题。总之，一切与警务有关的事务都由新西兰警察完成。

最高的警察机构管理部门是新西兰警察总署，警察总署对整个新西兰警察系统进行运营领导。新西兰警察总署由警察总署署长领导，他是职业警官，与一般的警察一样都曾在一线工作，并按程序晋升。

在选拔警察方面，新中两国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每位候选人不论学科背景、之前从事的职业，均要从头开始学习，在新西兰皇家警察学院进行基础训练。新西兰警察与中国警察最大的不同在于新西兰警察的规模。新西兰全国共有警察1.2万人。

执行日常任务的新西兰警察是不带武器的。除了常规的警察，我们还设有特警执行特殊的任务。
 

新西兰警察有不带枪巡逻的传统

记者：您刚提到新西兰警察在执行日常警务时不带枪。执勤时是否带枪在世界各国都是激烈的辩论话题，您如何看待警察是否带枪执勤的问题？

马浩明：警察执勤时是否带枪确实是一个很热的讨论话题。就我个人而言，我既不完全反对也不完全支持。但是，我认为如果改变当下不带枪巡逻的传统，一切都会改变——新西兰警察的本质、警察培训、与公众的关系等。这不是说带枪巡逻就不好，许多国家都有带枪巡逻的成功案例。持枪巡逻本身肯定有有利的一面。比如在地铁站内发生的犯罪行为，或者某一个特定地点需要警察携带武器赶到控制局面时，如果在周围的警察带枪，反应会更快速。但是在新西兰和中国这样没有带枪巡逻传统的国家，一下子改变，会需要很长时间适应，做非常多的改变。新西兰全国1.2万名警察都要重新接受带枪巡逻培训，这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

与英国、中国的设置一样，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们会有特警及时赶到现场。这个讨论就跟大多数的辩论一样，虽然一直有着激烈的辩论，但一个国家还是会根据自身国情做出决定。新西兰民众认为他们和带枪巡逻的警察有距离感。根据新西兰的民意，大部分民众还是不愿意警察带枪巡逻的。所以至今，我们仍然选择警察不带枪。

记者：据透明国际发布的世界清廉指数，新西兰位列第一位。新西兰警察是否在相关领域有什么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经验？

马浩明：是的，新西兰在近十年的世界清廉指数排名中都名列第一名。在众多的政府机构里，新西兰警察只是保持这个指数的一分子。我们为公众服务，使民众对我们有信心，并支持我们。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这个成绩。

至于值得让别国借鉴的经验，这个我不确定。因为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国情、不同的历史，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所以不是一国的经验就能完全供别国借鉴。

比如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对某种事务采取了一种做法，但新西兰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一种，那可能有人就会说新西兰是小国，他们的经验不适合我们。

记者：您认为新西兰为什么能实现世界清廉指数第一位？

马浩明：新西兰是个小国，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我们的政府传统意义上就拥有很强的权力，并且有着单一的政府权力系统。小国的特点就是人们和政府离得很近，就算你不认识政府里的领导，你认识的人也会认识他们，这就使得腐败无处可藏。如果有贪污腐败的信息，那会传播得非常快。我们的媒体也一直在鞭策和监督政府清廉。新西兰虽然一直保持这个记录，但这不意味着新西兰没有贪污腐败的问题，我们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都需要应对贪腐问题。
 

少数族裔警察是连接少数民族社区的关键纽带

记者：在浏览新西兰警察署网站时我发现有多种语言的版本，中文、日语、阿拉伯语、毛利语等，这种举措背后有哪些含义?

马浩明：对，我们的网站有22种语言的版本。新西兰是个移民国家，到我这代已经是第六代移民了。我们的祖先来自爱尔兰、苏格兰，一定程度上讲我们都是少数民族。和中国一样，新西兰也倡导和谐。我们希望新西兰社会能够包容、和谐，所以我们用多种语言来发布官方的信息，让这些信息能够更好地传递到各民族民众。当然我们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比如一些像斯瓦希里语之类小语种就没有官方翻译的文件、信息，讲斯瓦希里语的人就只能用英语去查看这些信息了。不过我们在这方面确实已经做出了很多尝试和努力。

记者：新西兰警察是否对少数民族社区有特殊的举措，以便更好地实现社区治理？

马浩明：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们会在社区派驻社区警察。社区警察不仅在社区内执行警务，同时也是社区的代表。我们有一项特殊的举措，就是招募少数民族社区的居民担任新西兰警察。而且有趣的是，我们不要求应聘者必须是新西兰籍的。也就是说持中国护照的居民可以不放弃国籍在新西兰当警察。

在新西兰，如果一个毛利警官去华裔社区处理案件，就算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如果遇到类似于强奸案之类涉及隐私的案件，可能他也不会完全得到他所需要的信息。这时如果一个华裔警官去处理这个案件，则效果会更好，这就是信任和信心的问题。用来自某个社区的人做警察来解决少数民族社区问题不是解决少数民族社区警务问题的唯一办法，但是一个获得社区居民信任的好方式。

现在有很多少数民族社区的居民在新西兰当了警察，这是我们连接少数民族社区的一种方式。现在有很多华人在新西兰当警察。

你的这个问题还让我想到了另一个想与中国读者共同探讨的问题。北京是个国际化的城市，有非常多的外国人在这里工作和学习。与每个国际化的城市一样，北京也会遇到外国移民、在华工作外国人的管理问题，这些在北京的外国人在为中国做出贡献的同时可能也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纽约、伦敦等其他国际化的大都市，你都会发现有很多其他族裔的警察，比如在美国就会看到西班牙裔、非裔、华裔警察。这些少数族裔的警察给国际化城市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都是发展非常迅速的国际化城市，是否可以让一些外国人才加入中国的警察队伍来管理涉外警务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也许我的这个问题让人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但我认为随着中国的发展，这个问题迟早需要考虑。在北京的各大高校里，有非常多的各国留学生人才，我希望不论这些人才是什么样的专业背景，他们都能成为今后的警察候选人。

记者：我所在的出版社在2002年出版过一本书，叫《我在新西兰当警察》，是新西兰第一位华人警察写自己工作经历的书。这应该是华裔参与新西兰警务的一个缩影。

马浩明：确实，新西兰的华裔警察越来越多了。虽然中国和新西兰分处太平洋的南北两岸，但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在新西兰当警察的有澳大利亚人、英国人，但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英国人与我们有着一样的肤色以及相似的文化背景，但英国人到新西兰后可能不会有特别的亲切感。反而是华人到了新西兰后可能会有特别的亲切感，因为这里有很成熟的华人社区、成百上千家的华人餐厅。在奥克兰，我每周都会去一两次中餐厅用餐，我喜欢中餐厅里的海鲜。

记者：新西兰总警监曾两次授予您突出贡献银质奖章。能谈谈您这两次获奖的经历么？

马浩明：我第一次获奖是在2005年。那时我的工作地点在雅加达。印度洋地震海啸发生后，我担任了行动联络长官，被派往泰国。那时候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地区。印度洋海啸是百年来的一次巨大灾难，有很多人在海啸中丧生。作为警官，我们要负责维护当地的治安，同时需要通过比对、DNA等技术确认遇难者的身份，那是项极为复杂的工作。

第二次获奖是因为参与推动新西兰2008年警务法案。这两次都是我职业生涯中难忘的经历。

记者：您从2012年至2014年一直担任驻华海外执法团体的主席。您能谈谈这两年间您所看到的中国多边警务合作的变化吗？

马浩明：我认为近年来中国多边警务合作十分紧密。多边警务合作在协调上难度很大，但非常有必要。因为犯罪嫌疑人不可能总在一个地方，案情就会变得复杂，需要多边合作。比如在儿童性虐待案件合作上，我们联合了15个国家进行多边合作，打击儿童色情网站。公安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在那次行动中非常地迅速且有效率，关闭了多个儿童色情网站。当然那次行动与FLECC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现在， FLECC共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70多位执法部门代表组成，这些成员代表来自警察、海关、边境保卫等执法部门。我们通过FLECC这个平台共同找出需要合作的问题，从而增强打击跨国犯罪的执法力量。FLECC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凝聚这个组织的就是共同的利益和关切。FLECC为中国公安部、司法部与各国联络官之间建立起了一个快速互联的通道，可以顺畅交流意见和想法。

记者：驻华警务联络官这个职位对您来说是个挑战么？

马浩明：的确是个挑战，因为我除了要处理自己的日常事务外还需要处理FLECC内部的协调工作。除此之外，我还要在中国政法大学攻读法律硕士，所以非常忙。

记者：在在中国政法大学学习中国法律，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马浩明：作为一名警官，懂法非常重要。新中两国的法律体系完全不同。新西兰属于惯例法，而中国法律体系根源于大陆法系，并且有中国特色。在具体合作中，我就会遇到一系列问题。比如新西兰的一个案件中，需要中方合作，并且犯罪嫌疑人已经抓住了，双方也有合作意愿。但由于两国法律体系不同就会在后续操作中出现很多问题。

中国政府现在致力于打击贪官海外洗钱问题，在这方面新中开展了一系列合作。学习中国的法律尤其是与金融、经济相关的法律就会使我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工作。所以我选择去中国政法大学攻读法律硕士。

记者：驻华应该是您继驻印度尼西亚后第二次驻外经历。驻华经历与您之前的驻外经历有何不同？

马浩明：这两次驻外经历是十分不同的。印度尼西亚和中国虽然都是亚洲国家，但所处地理位置、文化、语言都不同。就我的工作内容而言。在印度尼西亚我主要协助印度尼西亚当局调查巴厘岛、雅加达的恐怖爆炸袭击，与我的澳大利亚同事一起处理一些与安全相关的问题，犯罪调查方面的合作很少。而在中国，我主要的工作是与中方进行犯罪调查合作。新中两国签署的刑事司法互助协定与警务谅解备忘录都是我们在犯罪调查和司法领域合作深入的体现。

至于个人感受，这两次驻外经历我都很喜欢。不过中国更加的先进和发达，不只是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让人印象深刻，重庆等二线城市也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而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是唯一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出了雅加达，其他城市的发展程度和中国的三四线城市类似。虽然那里也有国际机场，但每天只有两三班国际航班。在中国，我的同事很专业，容易共事，我们的合作很有效率。

记者：在您看来，中新警务合作还有哪些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

马浩明:在过去的八年中，新中警务合作有很多意义重大的进步。当下新西兰警察总署与中国公安部的合作重点是共同开展反洗钱活动。其中大部分案件是贪污人员携带赃款出逃新西兰的案件。

我们要协助中国政府将那些携款外逃的贪官诉诸正义。反腐败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是几个月一两年能够解决的。我预计2015年我们的合作中心还是这个问题。

除此之外，反腐败问题涉及的合作方不只是警察，还有司法、监察部门，我们将一起合作收集贪官的腐败证据，争取早日将外逃贪官和赃款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