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研究员沈桂萍在《中国宗教》发表署名文章，题为尊重群众宗教信仰 为实现中国梦凝聚力量，全文内容如下：在

伊斯兰教的经学思想在其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华大地的传播属于外来宗教的传播，“番学”的经学教育方式并未产生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明代以前的经学是如何传承无从查考。但是根据史料记载和现实存在的状况可以进行推断，明嘉靖时期的胡登洲之前中国已经存在一种伊斯兰教经学教育的方式，或许是在清真寺里，或许是在各自家里举办。这种教育模式虽不能等同于胡登洲所创的经堂教育，但它为胡登洲创立经堂教育打下了基础，使得伊斯兰教在民间以一种适合于中国文化的教育方式存在着，并且产生了传承这种信仰体系的经学世家与经师。这一时期，因没有统一的经学教育体系，中国化的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体系尚未形成。

清高的真主在尊贵的《古兰经》中说: “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3：103）穆圣也曾教导过我们：“穆民之于穆民，犹如结构坚固的建筑，彼此相联，穆圣在说这句话时将十指交叉紧握”。【布哈里圣训集】穆圣用这一简单的动作为我们传达了伊斯兰教最基本的宗旨——团结。

一说到斋戒，穆斯林自然会想到一年一度的赖买丹月。其实，斋戒是一项跨越地域和民族、贯穿古今和中外的重要事项，是一种有着不同表现形式的文化现象。以我国为例，古人在祭祀或举行重大典礼时，会沐浴更衣，并行以斋戒(禁酒止荤，戒欲少乐)，以示虔诚恭敬。一如《礼记·祭统》所载：“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则不斋。”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共同体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10个民族，即：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等6个现主要生活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民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4个主要生活在中国内地的民族。

对于一些怀着现代西方偏见看待伊斯兰文明的人来说，更愿意枉顾虚化伊斯兰文明所取得的成就，只是将他们描述为一个生活在沙漠中的游牧战士和虔诚的宗教主义者。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是生活在城市中并依靠经商取得成功的人。他在长期接触外来文明过程中不断总结吸纳。后来在真主感召下的穆斯林们也极善于向其他文明学习。穆斯林社会人们普遍具有识文断字的能力。结合资料，学者们大致认为在1000年前后，大约20%的穆斯林男性识字，并很多人以教育为阶梯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地位。而基督教世界的欧洲，识字率大约5%左右，最多不超过8%。

在近日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儒家文化是古代东方文明的巨大成果，儒家人生价值观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汉代以来儒学被定于一尊，儒家学说，特别是其人生价值观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统治思想，从而影响着中国古代精神文明的形式和内容，对于铸造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起过非常巨大的作用。因此，研究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并加以比较，无疑是有意义的。

进入21世纪以来，伊斯兰成了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常用词，其在传媒上出现频率之多、受人重视程度之高实属罕见。究其原因，一是伊斯兰教发

对家屋的研究，属于人类学对物的研究的一部分。文章通过对云南德钦“藏回”结合式家庭的家屋进行分析，指出“藏回”是一个含括的概念，其家屋也具有含括性，是一种“同在屋檐下”的存在状态。在微观上分析民族关系，我们看到了局部的“特性”，也要看到整体的“复合性”，并印证精神层面也是整体优先于局部。由不同民族不同信仰构建和谐家庭，推演构建其乐融融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是“藏回”研究的未来方向。

经过1300多年的本土化、民族化的发展历程，中国穆斯林成功协调伊斯兰文化和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伊斯兰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近期，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教师研修班在中央社院举行。7月17日，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桂萍为学员们带来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课程。

伊斯兰教自7世纪中叶的唐朝传入我国，经宋、元、明、清一千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回、维吾尔、塔塔尔、柯尔克孜、哈萨克、乌兹别克、东乡、撒拉、保安、塔吉克十个民族最主要的宗教信仰，全国穆斯林人数逾2300万，占人口1 7%（2010年六普数据）。

本文分析了瓦哈比运动, 伊赫瓦尼和赛莱菲耶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伊赫瓦尼学说受瓦哈比耶的影响, 针对当时中国穆斯林的具体情况提出改革, 是中国伊斯兰教的维新派、改革派, 它为以后赛莱菲耶派首先在伊赫瓦尼教派中传播廓清了思想脉络;赛莱菲耶的兴起是伊斯兰教复兴运动, 具体来说是瓦哈比耶运动在中国的具体实践, 但又具有中国化的特色。

伊斯兰金融机制是沙里亚基本经济原理在经济领域的阐发。伊斯兰金融机制一经产生，凭藉庞大的信众基础、伊斯兰国家的政策倾斜、自身能较为有效地规避金融风险等利好因子，发展迅猛，成为当今国际金融界的一种重要存在形式。伊斯兰金融机制有何特质，面临何种挑战，其发展前景如何，亦因此备受关注。本文对伊斯兰金融机制的探析，能对中阿经贸往来大背景下的阿拉伯商贸特质有所体悟，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

1970年，著名回族学者杨怀中先生调入宁夏人民出版社，开始了作为编辑的职业生涯，而回族与伊斯兰文化学术研究正是其专业志趣和主要阵地，他有感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对回回民族的发展状况，不作跟踪记录，这使今日的研究人员大有望洋兴叹之苦”⑴1。杨怀中先生作为编辑出版了14种图书，分别为《回族简史》《漫谈清真寺》《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1]《回族史论集》《伊斯兰教在中国》《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上、下册）《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2]《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3]《世界伊斯兰教派概要》《伊本·白图泰游记》《北方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研究》《故事里的逻辑》《现代汉语同义词辨析》[4]，这些书籍主要集中在回族伊斯兰文化研究方向

丝绸之路不仅是连接东亚与西亚的贸易古道，也是伊斯兰信仰传入中国的一条重要通道。不论是在中国广袤的西部,还是今天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丝绸之路途径的地方依然留有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早期的重要印迹。根据伊斯兰教研究者的考证，这些印迹及与之相关的传说有时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但是它们将域外伊斯兰教与中国穆斯林的历史记忆连接在一起，塑造了中国穆斯林的宗教认同，反映出穆斯林世界与中国交往的重要历史片段。

伊斯兰教中国化是当前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具体组成部分。对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观察及评价，既要看到中国伊斯兰教与世界伊斯兰教的历史传统及信仰教理之关联，也应该对其在中国的适应、融入持有一种动态的、互动的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尤其是与“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关联，使我们对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一定要持开放、开拓、开明的观念，从促进世界文明发展、维护人类和平、搞好国际关系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要认识到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过程也是中华文化积极吸纳伊斯兰教优秀文化因素的过程，是开放、对话、交流之双向互动即双赢的过程。

伊斯兰教自唐宋时期就走上了中国化之路，到了明清时期，伊斯兰教中国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伊斯兰教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深度对接，最终形成具有中国品格的伊斯兰教，最鲜明的标志是明末清初产生了一批怀伊斯兰教之学问、习中华之儒书的“回儒”，他们“援儒入伊”，旨在阐明“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推出多部具有重要影响的汉文译著，建立起中国伊斯兰教理论体系，这为深入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明清以来的中国穆斯林学者皓首穷经，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本土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后代学者有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诗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明珠。唐、宋时期，伊斯兰教逐渐传入中国。中国古代穆斯林也深受影响，出现了很多诗人、词人，创作了很多诗词作品流传于世，成为中国诗词艺术宝库中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