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报国终不悔

——为纪念薛文波先生百年诞辰而作——

达慧中

 

      为纪念薛文波先生百年诞辰，准备写点儿文字，不由得诸多往事涌上心头，他的身影和音容笑貌也立刻浮现在眼前。算起来他已离开我们二十五个年头了，平日翻阅厚厚的《雪岭重泽》，好像他仍在我们中间，坐在沙发上，与我们侃侃而谈，讲述他不平凡而又坎坷的一生，时不时的还会来段小笑话，让我们在心酸之余再开心的笑一笑。他再也没有当年高大英武的模样，然而那双睿智而透着慈祥的的眼睛，让我们觉得他还是当年的那个薛伯伯。

 

 

 

     薛文波先生生于1909年，他所经历的时代正是中国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在1900年前后，中国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兴未艾，回族知识分子也开始觉醒，改革经堂教育、振兴回族的思潮在本民族中兴起。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回族知识分子和伊斯兰教界一批精英应运而生，他们作为先知先觉者，为振兴中华，同时也为振兴回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满怀丹心报国志，一片赤诚为民族，共同走过了一条艰难而曲折的道路，薛文波先生正是其中的一个。

 

     薛文波先生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此时正当北伐战争之后，时任北伐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的回族将领白崇禧驻师北平，当地回族在牛街为他召开了欢迎大会，白崇禧在会上做了《国民革命与宗教革命》的演讲。回族中的马天英、李廷弼、马赋良、张兆理、王梦扬、薛文波等，均为活跃分子，积极筹备此会。我舅父马天英先生长薛文波先生九岁，在十七岁时就以法文翻译的身份率领华工赴法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此时已回国。他精明、干练，颇具演说才能，在回族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召开欢迎大会时，有北平十三坊回民参加，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一次热闹非常的穆斯林群众聚会，马天英先生任总指挥，他指派薛文波先生担任大会记录。这大约是薛文波先生回族活动的开端，也是薛、马二人结下兄弟友谊之始。

 

      薛文波先生在他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事迹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出访阿拉伯世界，进行抗日宣传的活动。访问团成员共有五人，可以用英、法、阿、土等几种语言，在任何场合进行抗日宣传。他们的出访历时一年，走访了十一个国家，使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大白于天下，粉碎了日本浪人企图拉拢伊斯兰各界的阴谋，中东各国纷纷站到中国一边，积极支持中国抗日。回族国民外交的成功，在国内也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次是马天英先生和薛文波先生在一起共事最长的一次。薛文波先生在团中担任秘书，写下了《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日记》，这是一部极具史料价值的纪实性的著作，内容翔实，文笔优美。我在《雪岭重泽》卷三附录中，曾撰写拙文“重温旧著怀燕翁”，专门介绍了此书。

 

      薛文波先生从小生活在北京回民聚集的马甸，所以自称为“燕翁”。他受到民族和宗教氛围的熏陶，有很强的民族意识，因此在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已萌生了爱国民族主义的意识。在他的一生中，也曾为此而不懈的奋斗。就拿他在四十年代曾去青海省担任国民党省党部书记一事来说，以他的本意是想到回族地区，希望能够为本民族做些事情，但是我们从他的回忆录中看到，在青海他只能在马步芳、CC系和朱家骅派系的夹缝之间生存，要想为西北回族做点儿事真是举步维艰，颇费周折，很难实现他的初衷，但是他还是不枉此行。然而到后来，这却成了他人生的“污点”，也成了诬陷者的由头。其实我们如今比较实事求是地论述这类事情，这只不过是他人生的一个经历罢了。任何事情都不能离开历史背景，也就是我们应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在民国时期，人民大众只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生活，为求生存，或想做点儿事情，大多数人也只能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工作，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能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的思想意识，只要是他没有做坏事，或仍为人民做了好事，我们就应该给予肯定。

 

     在他的人生轨迹中，始终恪守着振兴回族这个宗旨，后来，他终于在发展回族教育和回族问题的学术研究上，找到了自己最合适的位置。他从一开始就倾心于发展回族教育事业，无论在青海的昆仑中学、北平的成达师范、燕山中学，还是在西藏办起的民族小学，他都如鱼得水，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如果当时的条件允许，他继续做下去，相信他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他对回族由衷的热爱与对民族问题研究的兴趣成为他在民族研究中取得卓越成绩的基础。在他年轻时就开始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对西北一些民族渊源多有著述，尤其在打倒四人帮以后，他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多年的研究成果像滔滔泉水涌现在世人面前，一篇篇的民族论文使人们啧啧称赞，这时我们才看到薛文波先生真正的价值。他犹如一块璞玉曾经被错用了地方，又遭到了某些人的践踏，如今才焕发出熠熠的光泽，为世人瞩目。

 

     二

 

     薛文波先生多才多艺，性格开朗、豁达，极具人格魅力，他的绘画与书法为人称道，尤其是人物速写令人叫绝。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恰恰是始于此。那还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大概在1948年至1949年之间，我随家人从西安到兰州暂住，薛文波先生此时也正在兰州。从抗日战争到解放前夕，从北平到西北地区的回族人士，相互之间多有往来，实则朋友却常以亲戚相称。我父亲在西安工作多年，周围大多是父亲和舅舅马天英先生的朋友，天长日久也都变成了回回亲戚。我们到兰州后，时任兰州铁路专员的王月波先生也正在此，薛文波先生通过他得知我们的行踪。一天，薛文波先生到我家做客，他风趣幽默的谈吐首先赢得了我们孩子们的欢心，于是薛伯伯长，薛伯伯短地叫个不停。恰巧家中来了父亲的朋友，我们围拢着薛伯伯不放，这时，他让我哥哥拿来纸和笔，没用一分钟的功夫，父亲朋友的画像就跃然纸上，惟妙惟肖，颇具神韵。因为此人极像当时红极一时的电影笑星关宏达，我和哥哥笑弯了腰，从此我们就把父亲的朋友叫关宏达。这就是我对薛文波先生的第一印象，这个美好的记忆也永远镌刻在我童年的脑海中。

 

     与薛伯伯一别就是三十年。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但是对于人来说，岁月无情，它承载着无数坎坷与痛苦可以把人变大、变老，甚至变得面目全非。

 

     大约是四人帮打倒之后的八十年代前后，全国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我二姑夫王梦阳先生从新疆来参加会议，我从甘肃景泰县水利工地到兰州去探望他。我听说薛文波先生也在场，当我得知坐在一边的那个驼背的小老头儿就是当年身材魁梧、英俊潇洒的薛伯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由得双眼模糊，走过去轻声地叫了一声薛伯伯，对他说：“您还认识我吗？”我说出了父亲的名字，他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眼睛也明亮起来。我这才依稀感觉出他就是当年的薛伯伯。当我说到父亲已去世了，他眼圈红了，喃喃地说：“那是个好人，那是个好人！”从此我和薛伯伯恢复了联系，常有书信往来。

 

     1982年以后，我们从景泰工地调回兰州，与薛伯伯的联系增多。他虽然仍在黄河北岸的五一山居住，忙于写作，又忙于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一次他忙里偷闲画了一帧水墨画寄给我们，落款是五一山翁，虽然画幅不大，但韵味犹存，我们由此看出他的心境已渐渐恢复。薛伯伯本是个极其乐观的人，心中虽有千种万种悲痛，在世人面前总是展现开朗、豁达、幽默的一面。一次，我们下班走出单位大门，他大约早就看到了我们，躲在一根电线杆子后面和我们“捉迷藏”，可是他由于驼背，背后的衣角翘在电线杆子外面，早被我们发现了。你不可以想象，一个饱受磨难、心中隐藏着痛苦的人，居然还能如此幽默，这需要多么大的意志力呀！当阅读他的回忆录时，看到他写到蒙受不白之冤，坐牢坐弯了腰，一个极其自尊的人，忍受那些泼妇的辱骂，又独忍丧妻失子之痛，真是达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我看到这些，觉得他的心中不是在流泪，而是在滴血。

 

     薛伯伯的坚强还表现在他对母族的热爱和始终不渝的奋斗精神。无论是在青年时期，还是蒙冤之后，他都在为促进回族事业的发展，竭尽全力地工作着，尤其在他平反后，竟然重新焕发青春，不顾病弱之躯，笔耕不辍，一首首诗词歌赋，一篇篇研究民族问题的学术论文和书画作品源源不断的问世。在他羸弱的身体里，好像蕴藏着无限的生命力，他要把他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要在有生之年，将他头脑中积累的知识财富献给他热爱的人们。这一切的一切，不禁使人心生崇敬之情。

 

    三

 

    我们纪念薛文波先生百年诞辰，不仅仅是为了追忆往事，缅怀薛文波先生为民族为国家不予余力的奉献精神和他所做的贡献，同时也是回顾百年来，在振兴回族和伊斯兰教的事业中，走过艰难而曲折道路的先驱们。当我们在撰写这篇纪念文章时，和薛文波先生同时代的许多熟悉的身影又浮现在脑海中。为发展回族教育，提高回族整体素质，那些回族富商慷慨解囊，知识分子不为名利到回族学堂去教学。这些事迹在回族近代史中，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抗击日寇，或流血牺牲或奔走呼号，以回族命名的抗日队伍，和以回教命名的民间团体，到国外或赴西北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令各界人士刮目相看。百年的时间不算长，我们的前辈曾用汗水、泪水甚至血水写就的这段不可忘记的历史，它像一座丰碑，它是一笔无形财富，写入了回族近现代发展史中。可是如今忙碌的人们大多无暇回头瞻仰，那些悠悠往事在人们心中渐渐被淡忘了。就拿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这个曾发生在五十年代的大冤案，离现在并不算远，但是现在的中年人却一无所知。1958年在回族中的宗教改革，恐怕也很少有人提起。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使得中国文明社会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得以恢复。但是，如今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听起这些往事却如天方夜谭。历史是人类最好的教科书，了解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建设未来。我们在薛文波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怀念他的业绩和他只有奉献，不求索取的精神，激励后来者努力完成他们未尽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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