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军队的坦克由于躺在路上的抗议者而被迫停止，空气中充满催泪弹的烟雾时，瓦法·西弗尼(Wafaa Hefny)毫不迟疑。

 

　　“我走到每辆坦克上站着的士兵前对他们说‘你们的母亲会诅咒你们的，别向自己的兄弟开火，回去!’”她回忆道，“所有坦克都开回去了。”

 

　　46岁的西弗尼是大学导师，也是穆斯林兄弟会里一名活跃的成员。她在自家接受采访，身着深红色的传统服饰，头发已有些许灰白。

 

　　8月14日，当安全部队打算驱散兄弟会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的支持者在拉比耶·阿达维亚(Rabaa Al-Adawiya)举行的静坐抗议时，西弗尼和丈夫立即前往。

 

　　西弗尼和家人已在拉比耶参加了数周的抗议活动。赶到开罗纳赛尔市(Nasr City)后，她发现进不去，所以便加入了到附近的塔耶兰街(Al-Tayaran Street)迫使坦克撤退的人群。

 

　　坦克开走后，她一整晚都忙着将死者从拉比耶的废墟中运送出去。

 

　　街上的女性

　　西弗尼并非抗议活动被驱散时唯一来到开罗街头的兄弟会女性成员。

 

　　由哈桑·班纳(Hassan El-Banna)创立，已有85年历史的伊斯兰团体“兄弟会”虽然以男性为主，但却有很多参与不同工作的“姐妹”成员。不过，如果不是因为最近很多男性成员被拘捕，她们可能也不会走上前来，担任领导的角色。

 

　　“街上的女性比男性更积极。”兄弟会前成员萨迈赫·艾德(Sameh Eid)对金字塔在线网站说。

 

　　“她们活跃地投身公共关系及选举活动，她们充满活力和热情。”他说。

 

　　西弗尼是哈桑·班纳的孙女，她也认为女性是兄弟会的重要成员。她认为女性尤其适合在媒体和宣传工作中发挥所长。并且在穆巴拉克时代，女性在兄弟会的选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在前总统的镇压下，男性成员更容易成为安全部门的目标。

 

　　女性还在兄弟会的慈善组织、学校和当地社区中参与不同的活动。

 

　　2011年1月兄弟会成立自由正义党(FJP)后，很多女性加入了这个党。这个党获得2011年选举最高席位时，9个女性国会议员里就有3个是该党成员。

 

　　一年后，穆尔西下台，兄弟会面临强力的安全镇压，但很多女性成员依然活跃。

 

　　穆尔西下台后不久，她们成立了“女性反政变”(Women Against the Coup)组织，呼吁穆尔西复职。该组织在拉比耶·阿达维亚和那哈达广场(Nahda Square)支持穆尔西的抗议活动中起到了重大作用，有数百名女性参加了示威活动。

 

　　女性在静坐抗议中发挥的作用多种多样，从烹制开斋节(斋月结束后的节日)饼干到装饰布置到发起收集垃圾的系统为受害者提供道德支持到参加战地医院的志愿者工作再到走上街头参加游行。

 

　　驱散静坐者当夜，很多女性前往拉比耶。西弗尼称当时抗议者预料到将面临镇压，她和一组人走出帐篷告诉女同胞为了自身安全先走，但没人离开。她自己黄昏伊始离开，去了趟塔耶兰街后很快又回来。

 

　　同样，吉萨那哈达广场的静坐抗议被驱散后，很多抗议者，包括女性，来到穆斯塔法·艾哈迈迪广场(Mustafa Mahmoud Square)试图再度发起静坐活动。“男人们告诉我们：你们只能增加累赘，我们既不能保护自己也不能保护你们。他们让我们离开，但我们拒绝了。”28岁的纳赫拉·法鲁克(Nahla Farouk)说。她是自由正义党党员、医生兼那哈达媒体中心记者。

 

　　很快，随着该地区冲突的加剧，这些女性成立了战地医院。

 

　　死者中的女性

　　然而，上街游行对女性来说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她们很多人被捕、受伤或者被杀。

 

　　志愿活动者和律师组成的独立组织——保卫埃及抗议者前线(FDEP)给出的一份报告中列举了自8月14日起24名被杀的女性姓名。

 

　　她们中有16人死于拉比耶·阿达维亚驱散事件。目前以煽动暴力罪被拘留的兄弟会重要人物穆罕默德·贝勒塔吉(Mohamed El-Beltagy)17岁的女儿阿斯玛·贝勒塔吉(Asmaa El-Beltagy)也在名单中。

 

　　拉比耶暴力事件发生后，女性也成了新一波逮捕兄弟会领袖及成员浪潮的目标。

 

　　自由正义党官方网站9月9日发布的新报告称被逮捕的女性数目已达到240名。不过报告中并未列出她们的名字。

 

　　“女性反政变”组织发言人阿雅·阿拉亚(Aya Alaa)认同这一数据，不过她说因为其中很多已被释放，所以很难给出确切的数字。

 

　　“监狱官员和检查当局对数字实行保密。”她说。

 

　　根据保卫埃及抗议者前线发布的报告，8月14日至少有32名和兄弟会相关的女性被逮捕。她们中19名已被释放，但有3人“不知所踪”。

 

　　一些被捕女性拒绝向金字塔在线网站讲述自己的经历，因为有些调查仍在进行。

 

　　此次镇压意味着数十名兄弟会的重要人物将身陷囹圄，包括该组织精神领袖穆罕默德·巴蒂(Mohamed Badie)及其副手海拉特·沙特尔(Khairat El-Shater)。

 

　　艾德并不认为男同志的缺席就能让女性承担重任。

 

　　“这是不可能的。”他说，“兄弟会等级森严，每个领域的第二线，甚至第三线都是可以顶起这些重任的男人，而不是女人。”

 

　　“虽然女性在现场确实很积极，但兄弟会仍然是依靠男性而建立，女性只充当补充性的角色。”他继续说。

 

　　内在的不平等

　　最初，也就是1933年4月，伊斯梅利亚市兄弟会内部成立了名为“姐妹会”的组织。它虽然归兄弟会创立人哈桑·班纳领导，但有一个女副理。

 

　　该组织旨在通过会议、讲座和著作在女性中传播伊斯兰伦理与道德，反对“常见的迷信说法”。

 

　　“姐妹会”成立后不久，兄弟会秘书处就建议将这一理念向全国推广并成立由拉比巴·艾哈迈德(Labiba Ahmed)负责，接受班纳领导的姐妹会分部。

 

　　1948年兄弟会解散后，姐妹会的编制失效，但其成员仍继续参加组织活动，直到后来延续至今的姐妹分部重新成立。

 

　　如今，女性成员尽管在选举运动中很活跃，在国选中也享有法定投票权，但她们却不能参与兄弟会的内部投票。

 

　　兄弟会的管理宪章只允许男性会员投票，女性无权提名自己担任领导角色，即使仅仅是地方领导。

　　2007年在网上流传的名为《给最高领袖的信》的博文中，兄弟会成员拉夏·艾哈迈德(Rasha Ahmed)列举了对女性在兄弟会中发挥作用所面临的几个关键问题。

 

　　“没人能否认姐妹们在将兄弟会候选人送往国会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既然姐妹们能像男人一样担当重任，那为什么她们在组织中不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呢?”艾哈迈德问道，她是埃及一所大学的医学讲师。

 

　　“当我向我们省行政办公室的一位成员反映这一问题时，他讽刺地说：‘你们只是兄弟会的一个部门，像其他部门那样’。他这么说对吗?我们的(兄弟会)竟如此小瞧我们吗?”

 

　　兄弟会办公厅除“姐妹部”外还有其他10个分部，包括工人、媒体、学生等。依据兄弟会内部规定，姐妹部的领导人必须是男性。

 

　　这些全国性的分部处于兄弟会内部的最高管理层，地位仅次于行政办公室。每个分部下面又有一系列分级委员会，委员会随地理范围的大小而递减，最小可到地方社区内部。

　　地方上的女性委员会通常也由男性监督，即使委员会的实际运作是由某位特定的女性负责——通常由监督者的妻子担当此任。

　　西弗尼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并称2011年的改革之后，最高领袖穆罕默德·巴蒂——他目前正面临审讯——会见了姐妹代表团并商讨这一问题。

　　会议中，他们决定最小单位的女性委员会负责人由该委员会的女性自由选举。她说正因为如此自己才成了当地女性组织的领导。

　　西弗尼说她希望兄弟会里的女性能一步步获得更多的独立权利。

　　然而，艾德认为基于兄弟会男性为主的领导方式，这个主意不可能会真正实行。他说采取类似措施之前埃及乃至全球的兄弟会组织必须进行更高层的会议。

　　另一方面，一些女性成员认为如果兄弟会内部能建立有效的交流系统，那么进一步的发展就没有必要了。

　　“一层又一层的中间渠道效率实在太低，我们的想法无法向最高层传达。”兄弟会前成员，31岁的拉米娅·迈耶( Lamyaa Mayer)说。

　　她补充说并非只有女性成员面临这个问题，组织的所有基层成员都一样。

　　“有时，指挥办公室的成员会跟女性成员开会探讨兄弟会的前景、计划，女性的问题和建议等，像2011年国会选举时那样。但这种会议却未能成为定例。”她说。

　　迈耶认为在兄弟会担任中层领导的选拔应基于效率和专业性。

　　“我认为如果组织内部有简洁明了的交流机制，那么指挥办公室有没有女性就不那么重要了。”迈耶说。

　　虽然一些女性很积极地投身社会政治事务，但姐妹分部的领导艾哈迈德·沙拉维(Ahmed El-Shaarawi)似乎仍然致力于让女性扮演传统的角色。

　　他说分部的主要任务有3个，分别是将女孩培养为成熟的女性，传播伊斯兰价值观以及让女性为将来为人妻母做准备。

　　的确西弗尼也说兄弟会的男女都坚信女人的主要天赋职责是成为母亲并“培养下一代”，这一使命本身就很重要。如果她还有其他的能力和多余的时间，那么也可投身其他工作，她说。

　　“由于我们的文化，女性的政治参与度不是很广。”沙拉维补充说。

　　虽然夏天的政治动荡将对兄弟会这一组织产生何种影响尚未可知，但目前组织中的女性成员仍继续参加示威活动，反对她们所说的政变。

　　“每天的游行使我的脚又酸又痛。”西弗尼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