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回迁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或意义不大，因为整个社会结构已经被打破了，保持这一比例也无法实现以往的社会制度……所以说即使保持60％的比例，它也无法实现传统社会中的那种功能。

      这几天里通过和老师们的交流，尤其是和马老师，李老师，王老师的交流，对我启发很大，获益颇多。我曾经听过复旦大学一位历史学家的讲座，他说看了张承志的《心灵史》之后，两个星期睡不着觉，觉得自己所思考，所做的东西就像墙上的影子那样苍白。通过和老师们的交流，我也有这样一种感觉。但是既然来了，尽管苍白也好，不行也罢，可能我的一些思考还是有必要和大家交流一下。

      我今天要讲的是《内地城市穆斯林社区的变迁》。这是我前两年做过的一个题目，之所以要搞这个题目，是因为我很关心自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来穆斯林的传续问题，也就是一个存在的形态的问题。今天，我主要是以城市为例，来探讨穆斯林社会在城市大社会中是如何存在的。

      学术界一般认为，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是在唐代，自唐至今，如果作一个粗略的划分，大概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传统，另一部分是现代。对于传统穆斯林社会，我们现在对它的了解是很有限的，因为反映唐宋时期穆斯林生活状况的资料比较匮乏。大量的关于穆斯林的史料是从明朝后期开始的。

      我的划分是以1949年为分水岭，让我们首先看看传统的穆斯林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学者们普遍认为，传统穆斯林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寺坊制”。什么叫寺坊制呢？就拿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有一座清真寺，穆斯林都围寺而居，或近寺而居，在地理形态上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各个古老的城市，都有这样一种形式的传统穆斯林社区。比如北京有牛街，昆明有顺城街等等，穆斯林群众都是围寺而居或近寺而居，清真寺在地理上、文化上是一个中心。清真寺构成了地理上的一个核心，在精神上、文化上都是核心――即：穆斯林围寺而居、近寺而居。

      它是一种传统的居住形态，这种居住形态构成了传统穆斯林社会的地理特征。我认为这种寺坊制配合了其他的社会结构，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制度。其中之一是行业结构。传统的都市穆斯林社会，穆斯林所从事的行业比较单一。我曾调查过北京穆斯林，他们主要从事牛羊肉屠宰、贩卖、货物运输和珠宝玉器等。在牛羊肉行业，穆斯林形成了垄断态势，基本上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都是穆斯林，而且雇佣的员工大都是穆斯林；珠宝玉器行业也是如此，有些形成垄断，有些占了很大的比重。这是行业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内婚制，即族内通婚或教内通婚，还有宗教教育或经堂教育。其实我今天想讲的主要是这个，我想从居住格局的变迁来探讨穆斯林社会的整体形态，如清真寺或阿訇的职责与功能，下面我们会谈到这一点。

      寺坊制并不仅仅是单一的，穆斯林围寺而居，近寺而居，它有它的社会制度的支撑。一方面是行业，同行业或职业的同质性；另一方面是内婚制，它保证了这样一种亲缘关系的流动；还有一方面是宗教教育，它保证了信仰的传承。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穆斯林社区成了城市社会中相对独立和隔绝的“亚社会”。这种亚社会具备一些特点，首先是相对的封闭性，比如说大家都从事同一种行业，那么我在行业上的交往，主要是和穆斯林打交道，在行业上和外面打交道相对来说有一定的限度。这是一个方面，从婚姻来讲，族内婚或教内婚的交换或交流也基本上限定在族内或教内进行，同样具有有限封闭性的特点，因为它主要面对的是本社区或其它社区的穆斯林信仰的传承，它不是开放的，不是面向其他人的。这是我对传统社会的界定。

      伴随着列强对中国的入侵，西学的东进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被打破，城市穆斯林社区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冲击，这种冲击从19世纪后期就开始了。但是我觉得新中国成立后的这种冲击更为明显，特别是80年代以后的城市改造，也就是城市拆迁，大家都看到了内地的各个城市穆斯林社区的现状。我认为，城市穆斯林社区基本上已经解体。首先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从两方面来讲，第一方面，城市逐渐成为人类活动的中心，对旧城的改造是不可避免的；第二个方面，从穆斯林群众自己的生活状态来考虑，他也要求这样的改变。比如说，你看昆明顺城街的房子，都是比较低矮的平房，若要改造的话，从住在这里的穆斯林的角度来看，他们大多数人也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公共设施。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它会对城市的穆斯林社会造成怎样的冲击和影响呢？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国家权力的向下渗透？大部分学者都同意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

      传统中国实际上是一种帝国体制，他的最低的统治阶层实际上只到县，最低的官员是县吏，再向下就没有了，国家权力的延伸只到县。向下的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社会生活的组织，主要靠乡绅来完成。也就是说，在县以下形成一定程度的自治，靠乡绅等各种非正式的社会制度来维护，来组织社会生活的运行。但是，西方近代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建立有一个过程，也就是国家政权的建设打破了个人与国家的界限。也就是说，国家权力对人的控制直接延伸到了个人，通过户籍制度，身份证制度，国家和个体之间直接建立了联系，传统社会在国家政权和个体之间隔了一层，它控制的是群体，但是现在不一样，国家直接控制着每一个人。不只是中国这样，这是整个世界自近代以来的特点，中国也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冲击。另外，民族国家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是近代以来西方人发明的一个概念。首先它和权力相关，它是一个政治概念，西方在反抗中世纪的神权统治的过程中，它在反思，在反抗，在强调民族国家的权力；另一个特征是，对公民权力的保障。所以我觉得这个特点就是国家权力的向下渗透，也就是国家和个人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国家直接控制了每一个人。

      第二个特点是现代的。自1949年后，传统的商业结构因“单位制”的出现而被打破。单位制，也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单位，原来的行业结构也就必然要被打破，很多在城市从事牛羊肉屠宰运输的行业不复存在，行业实现了分割，但分割的结果是：原来的同一个行业的人分散到了各个不同的单位中。这是建国后的单位制，它把原来传统的行业和职业结构打破了。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所说的：传统的社会，近代以前的欧洲社会是一元的，只有一个价值观统治着世界，也就是基督教的价值观。他对欧洲社会是这样的界定，我对传统的穆斯林社会也做了这样的界定。我觉得在价值观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传统的穆斯林社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元的，伊斯兰的价值观在社区内相对是一元的，没有太多的冲击，这也是我为什么在评价经堂教育和寺坊制时，主张采取历史主义观点。

      原来的中国传统社会，在儒家一元价值观的状况下，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封闭的格局。当然，这有利于对抗外界价值观的侵入和传承伊斯兰信仰，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今天的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你已经不可能保持原来的价值观――一元价值观，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和思想会通过各种途径渗透进来。所以，一元价值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这是我对它的界定。我们来看，在传统社会中，伊斯兰信仰的传承是如何得到保障的？一方面是一元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占统治地位，在这种穆斯林社区中其他的价值观和理念，它所能占有的空间或市场并不大，有效地隔绝了外界对穆斯林社会的冲击，这是一点。另外一点，传统社会的居住格局是平面化的。在平面化的居住格局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面对面的，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社区里，它可以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比如说，大家都戴盖头，如果你不戴，可能流言蜚语就会对你形成一种强迫或制约，使你不得不遵从某一种习俗，或某一种价值观。

      我觉得平面化的居住格局和地理状态，有利于实现社会控制。第二点，就是同质性的居住或行业。比如大家都从事牛羊肉行业，都同样开饭馆，同样从事皮毛生意，人与人之间主要的交流范围是在穆斯林社区内部，与外界的交流是有限的。所以，加上清真寺的宗教教育，我觉得在传统社会中，伊斯兰信仰的传承主要通过这样一种社会制度来实现――它是保守的、被动的，或者是有限开放的。它主要依靠这种方式来实现信仰的传承。但是到了今天这个时代，这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各种各样的信息进来了，比较突出的就是在旧城改造、拆迁的过程中，人们的居住实际上分散了，即使可能有一定的回迁，政府可能会考虑到少数民族的情况，传统的社区结构已经被打破了。就像北京的牛街，政府允许60％的住户回迁，在我看来，回迁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或意义不大，因为整个社会结构已经被打破了，保持这一比例也无法实现以往的社会制度。另外一个方面，居住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由平面化变成立体化。即使仍然继续在一块儿，聚居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比如60％的是回族穆斯林，但在城市中，立体化的特点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已经非常困难。原来在平面化的居住格局下，你走过一家人，可以看到他们在宰牛，或干其它事。但在立体化的状况下，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有人住了几十年，也不知道隔壁是谁。这是都市居住环境的重要特征，陌生化、原子化，使大家都成为陌生人，群被解体，大家都变成了一个个的原子。所以，社会控制就无法发生，流言蜚语就无法发挥其功能，无法实现你跟某一位老太太聊一聊家长里短。所以说即使保持60％的比例，它也无法实现传统社会中的那种功能。所以，我的观点是：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的传承是有问题的，如果不做改变就无法实现传承。

      现在可以看到，大都市的好多穆斯林社区都面临这种情况，城市化越深的城市，面临的问题就越严重，北京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下，到底是喜是忧，我的感觉是：这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机遇。我是抱着乐观的态度来看待城市拆迁和城市改造的。因为就伊斯兰的本质而言，它是真主启示人类的普世性真理，我们总会被人谈起。人们说得很好听，可能人人都知道伊斯兰是普世性的，但是在行动中，人们往往是群体主义的。原来的社会制度被打破之后，伊斯兰的信仰和价值向其它人传播的几率就大大增加。因为，在传统社会中，在儒家一元价值观的社会下，要传承自己的信仰，就要形成相对封闭的环境。但是在现今的环境下，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原有的社会制度被解体，个人原子化，社区已无法实现对每个人的控制，如何让他听到伊斯兰的声音，如何向他传达伊斯兰呢？除非他来清真寺，如果他不来，你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族群与族群之间的交往扩大，一方面，交往的范围扩大，穆斯林必须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在单位里，在市场上，他不再是原来一元状况下的状态，每天要面对大量的非穆斯林；另一方面，原来经堂教育这种传承机制受到了冲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穆斯林信仰的传续？我觉得首先是，清真寺作为伊斯兰的标志，需要转换位置，从维持基本信仰和维持基本宗教生活，转变为主动的面对所有人，不止是面对穆斯林，还要面对非穆斯林，从有限开放到无限开放，面对所有想了解伊斯兰教，想加入伊斯兰的人。这样才能把伊斯兰的普世价值贯彻下去。

      具体的就是，对阿訇要有全新的要求，阿訇既是宗教学家也是管理学家，他应该是一个媒介，伊斯兰教依靠这个媒介实现对穆斯林内部的资源整合。穆斯林可能从事各种各样的行业，他们通过清真寺或阿訇为媒介而连续起来。在精神上，它是通过伊斯兰的价值观来维系；在物质或实体上，通过清真寺或阿訇实现联系。构建一种新型的社区，这种社区，不再是建立在地点上的近寺而居的状况，它实现的是资源整合，以伊斯兰精神为纽带，以清真寺为媒介的新型穆斯林社区。这种穆斯林社区是面向所有的人的。另一方面，它是开放的，在内部它是整合的。

      这是我对都市穆斯林传统社会的居住格局变迁的研究，也是这几天我所考虑的一个问题。这只是我的一个推理，在这样的状况下，清真寺原来的职能需要转化。原来近寺而居的社区很容易实现对伊斯兰的传承。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这已经完全不可能了，那么伊斯兰的传承方式就必须发生改变。另一方面，清真寺这种状况可能需要办各种学习班。如办小学，办业余班，办知识培训，邀请其它人参观清真寺，主动的开放清真寺，举办面向社会的伊斯兰知识讲座等方式来实现清真寺对外开放，而不是仅靠原来的传统形式。还有网络，现在是网络的时代，通过网络也可以宣传伊斯兰。总之，新型的寺坊制中清真寺的核心作用依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它已经从物理的社区转变为以精神为纽带的社区。这是我从居住格局引发的思考。色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