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良——巴以冲突症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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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25 11:51:36 【来源：网络】点击：

巴以冲突（确切地说是阿以冲突），如果从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算起的话，至今已有50多年了，期间双方打打停停，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尤其是阿方生命财产损失惨重，数百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联合国就此问题作出的决议有上百个，国际社会提出解决方案多得谁也数不清，可是问题依旧，冲突依然，谁是谁非，众说纷纭。人们不禁要问：巴以流血冲突为何没完没了？联合国决议为何得不到执行？其症结何在？对此，让我们做一下简要的分析。
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看起来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牵扯到边界划分、水资源分配、圣城耶路撒冷归属、难民回归等诸多棘手的问题，但透过这些表象，细细分析，就会发现，其症结主要有三：一是以色列当局的逆向思维；二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的需要；三是阿拉伯世界自身的弱点。
第一、以色列领导人的逆向思维（或反常思维）。提起犹太人，人们就会想到他们那苦
难的历史，尤其是他们所受到的德国法西斯的残酷迫害和无情屠杀（被杀者达数百万），想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状。恻隐之心、同情之心，人皆有之，事过60多年，人们还以各种方式悼念当时的被害者，人们期望并祝愿曾经遭受过苦难的犹太民族能有一个自由、安宁的生活。
按说，一个曾经被人欺凌、侮辱和迫害过的民族最懂得其中的滋味，最善于进行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反思历史，规划未来的时候，既能珍惜和保护自己的自由与尊严，又能尊重他人的自由与尊严。不然，就会造成历史的恶性循环，悲剧将会不断重演，只是导演和演员不同而已。
然而，也许是因为在历史上受到过太多的伤害和太多的不公正待遇，犹太民族的思维，特别是其中的精英阶层和领袖人物的思维，并没有沿着这种正常的方向发展，而是朝着反常的方向推进，即他们在总结历史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逆向思维。用这种逆向思维，在科技领域，犹太人获得了举世公认的卓越成就，为人类的科技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令人称道；而将这种逆向思维用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却给别的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种逆向思维的逻辑起点是：犹太人之所以曾经被人欺凌，那是因为自己太弱小；若要不被人欺凌，就必须强大；若想强大，就必须想方设法，不择手段，不惜以武力占领他人土地，扩大战略空间，先下手为强，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凭借科技和军事及外交优势（投靠美国），赖着不走；至于给他人（巴勒斯坦人）所带来的苦难，如被杀、被捕、被逐等等，则顾不了那么多了，谁叫你弱小呢？他们曾经是丛林规则（弱肉强食）的受害者，如今羽毛丰满，也开始奉行这个规则了。以色列的开国领袖本．古里安曾针对有些幕僚的担忧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不要怕联合国作出什么决议和国际舆论作出什么反应；一切的一切不是取决于联合国说什么，而是取决于以色列做什么和怎么做”。言下之意是：联合国的决议因美国的撑腰而会变成一纸空文，国际舆论的谴责因我行我素而成耳旁风，以色列失去的虽然是道义，而得到的却是事实在在的东西——大片土地。以色列历届领导人的具体治国策略尽管有所不同，但其扩张主义战略却是一脉相承的。尽管也有一些正直的犹太人，他们不赞成当局的扩张和屠杀政策，他们愿与巴勒斯坦穆斯林和睦相处，但不占主导地位，左右不了政府的政策。
中华民族曾经也是一个多灾多难、饱受侵略之苦的民族，尤其深受日本侵华之害，如今中国强大了，但她不但没有欺凌别的国家，反倒主动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崇尚“和为贵”的理念，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而犹太民族则坚决要求德国现政府为纳粹政权的排犹屠犹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犹太国家以色列则置广大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于不顾，继续奉行扩张主义和屠杀政策。可见，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是不一样的。聪明如以色列人者却忽略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让别的民族得不到自由与安宁的民族，自身也得不到自由与安宁；以色列当局若不改变这种逆相政治与外交思维方式，遵守联合国有关决议，撤出被占领土，落实有关各方确定的“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的话，巴勒斯坦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第二、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需要。面对阿以冲突，许多人感到迷惑不解：一个小小的以色列为什么可以公然藐视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拒绝撤出被其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而且大肆屠杀巴勒斯坦人民，迫使其背井离乡，沦为难民（目前巴难民达400万）？殊不知，它受到当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支持和保护。那么，美为什么不惜得罪整个阿拉伯世界乃至伊斯兰世界而执意支持以色列呢？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美国认为，欲称霸全球，就必须控制具有重要战略资源（石油和天然气）和战略地位的中东；而要控制中东，就必须在伊斯兰世界的心脏地带扶持一个可以信赖的盟国。以色列与美国相同的价值观和相似的社会政治制度正是二者结盟的意识形态基础，于是，美国把以色列当作其重要的战略资产和实施其全球霸权战略的一个基地，不遗余力地加以支持和保护。
仅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以先后5次签订了加强战略合作的有关协议。美国除了给以色列一年一度的30亿美元的经常性援助外，在阿以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还提供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飞机、导弹、装甲车等先进武器和其他战略物资，并及时把通过卫星获取的阿方军事情报提供给以方。在1973年的第四次阿以战争中，本已占据上风的埃及军队总统帅萨达特总统获悉美国对以方的大力支持后，无奈地说道：“我不能跟超级大国打仗”。战争的结局如何，可想而知。其二，在美国的犹太院外集团的压力下，美国历届政府领导人从自身政治利益出发采取了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在美国有600万犹太人，而且不少人在企业界、金融界、商界、政界、科技界和新闻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他们虽是美国公民，但对犹太国家非常偏爱。美国共有100名现职参议员，犹太人能动员其中的76人出来为以色列说话。犹太资本家、金融寡头不但渗透到美国国会、政府机构，而且还控制着各大媒体，左右着社会舆论，他们手中握有的选票有时候能决定美国的总统人选。美国领导人能不为讨好他们而偏袒以色列吗？何况这样做既符合其个人的政治利益，也符合国家的战略需要。美国若不改变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巴以冲突不可能解决。
第三、阿拉伯世界自身的弱点。在阿以冲突这一对矛盾中，作为矛盾一方的阿拉伯方面，其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如何，其领导人的战略战术水平如何，是解决这一对矛盾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在这方面阿拉伯人暴露出诸多弱点。比如在双方的较量中，阿拉伯领导层缺乏长远的战略和灵活的策略，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和一贯的原则，在处理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时，只是从本党本集团本家族的利益出发，甚至从个人的眼前利益出发，往往因小失大，虽有20多个国家，但同床异梦，各怀心事，自行其事，互不协调，互不支持。以色列早已看出了对方的这个弱点，便采取或公开威胁或暗中许愿等方式，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使22个阿拉伯国家徒有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优势，不但形不成合力，反而互相猜疑，互相拆台，互相牵制，本应共同释放的巨大能量在无休止的内耗中丧失殆尽。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内部也是派别林立，缺乏具有巨大感召力的战略家和政治家，形不成抗以统一战线。从一定意义上说，阿以冲突中，阿拉伯世界不是败在以色列手里，而是败在自己手里。与此相反，在以色列，尽管也有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如西欧、前苏联等）的人们，也有不同的党派（如工党和利库德集团等），各党虽然政见不同，在议会围绕一些内政和外交问题展开唇枪舌剑式的辩论，但在关系到犹太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以色列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各党能奇迹般地走到一起，捐弃前嫌，一致对外，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再者，犹太民族由于历史上遭受过长期的苦难和屈辱，具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尽管以色列的综合国力比较强，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5万美元），但全国上下却懂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拼命发展教育、科技、军事和经济。犹太人的敬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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