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众们从麦加朝圣归来。李玉川在宁夏同心县大清真寺外等待做礼拜，他称自己的朝圣之旅为一种解放：“而我们的礼拜只是日常功修。”他84岁的朋友（图右）窜起来，灵活地将自己的身体弯成了一个拱形。“穆民每天要做五次礼拜，所以我们既灵活变通又坚忍不拔。”他说道。中国穆斯林正需要如此。

中国有两大穆斯林群体，新疆的维吾尔族与相对低调的回族。这两个民族在中国人口中所占比例甚微，但却各有约1000万人，相当于突尼斯的总人口。

北方民族大学退休教授马平表示：宁夏（族民称其为回族的发源地）的清真寺从1958年的1900座增加到4000座，增长了一倍多，还有不少正在兴建。回族在经济上非常成功，也很少成为伊斯兰恐惧症的受害者。世上鲜有穆斯林少数族群能做到这一点。

回族的宗教习俗反映了多次席卷中国的伊斯兰教浪潮。回族的宗教多样性让他们更容易获得中共的宽容，即所谓分而治之。

然而回族真正的成功秘诀在于他们与维吾尔族的不同之处。源于突厥的维吾尔族是另外一个族群：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接近土耳其语和乌兹别克语。他们有自己的家园：绝大部分生活在新疆。

相比之下，如果说回族算是一个少数民族，那也只是因为他们户口本上是这样写的，同时他们的祖先是来自波斯、蒙古各部、东南亚——他们几个世纪前就来到中国传教经商。累世通婚之后，回族的外貌语言都与汉族无异。他们遍布中国大江南北（见地图）；居住在宁夏的仅占五分之一。与维吾尔人和藏人不同，他们走了一条同化融合的道路。

在同心县新桥南清真寺，信众们正在一起参加该寺历史上一位重要乡贤的诞辰纪念仪式。仪式始于阿訇的布道，接下来人们再用阿拉伯语祷告吟唱。在这位乡贤的孙子家中，信士们诵读古兰经经文，然而拜谒乡贤的陵墓。但这个下午的结束方式却非常特别，要朗读由乡贤的孙子马金龙所书的18米长卷轴，其中既有八世纪中国古典诗歌的摘录，也穿插有他自己精心创作的水墨画。马金龙先生既是这所清真寺的中坚力量，同时又是一位儒家学者。

回族的特点之一是与中国主流社会联系密切。一些最著名的历史人物其实是回族，虽然鲜有中国人意识到这点。其中就有中国的哥伦布——郑和，他在1400年前后指挥了数次远航探险。近年来，江苏省委书记和国家民宗委主任（译者注：分别为回良玉与王正伟）也曾由回族人士担任。

回汉关系并非一直一帆风顺。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回民发动的东干起义（译者注：即所谓的“同治回变”）便是一场腥风血雨。加州波莫纳学院专家杜磊（Dru Gladney）称，回族的一大优点便是他们具备周旋于中国政治体系灰色地带的谈判技巧。

有赖于这一点，回族随后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绝大部分清真食品由回族生产，他们也正逐渐成为广受欢迎的中间人，活跃于中国国企与中亚及波斯湾各国企业间。中国最大的阿拉伯语学校位于银川市郊，是一所民办高校，创办者与一部分投资者也都是回族人士。大部分学生都被培训为企业的口译人员。

从教法管理上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回族的宽容程度：回族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法）。沙里亚法并不被中国官方法律文本承认，但在纳家户清真大寺，掌教阿訇和当地乡镇法庭却共享一间调解仲裁办公室。几乎每周，阿訇都要运用沙里亚法裁决家庭纠纷。只有阿訇调解失败时，官方才会介入。

出乎意料的是，尽管历经数个世纪的同化，回族并未丧失自己的信仰与身份。退休教授马平称，回民通常形成团结一致的小圈子并在相似的行业谋生；许多城市的餐馆与出租车生意都由他们经营。但他表示，回族的宗教信仰“依然是最为重要的联结纽带”。回族保持着一种精巧的平衡。得益于同化，他们能泰然自若的践行其宗教。但宗教同时也让他们与众不同。

此中关系颇为微妙，但也意味着回族更易因官方对宗教态度转变而遭受伤害。迄今为止，大部分回民躲过了伊斯兰恐惧症。但在社交媒体中偏见却变得愈发寻常。“绿（伊斯兰教中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颜色）教分子”变成了被滥用的网络术语。至今政府依然宽容对待回族文化。

从他们身上能够看出，中国人和穆斯林这两种身份可以同时并存。在银川机场，一位朝觐归来的哈吉正在等他的行李。他穿着绣着鲜红中国国旗的白袍，国旗下方也缝有意为“中国赴麦加朝觐”的绿色阿拉伯文。这次朝圣之旅“是一段千载难逢的经历，”他感慨道——接着便消失在入境大厅头戴白色礼拜帽的人海，融入了成百上千高声欢呼迎接他回家的穆斯林同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