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司法阻击和挫败之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近日又推出了被广泛认为是歧视穆斯林移民群体的二代“禁穆令”。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新的禁穆令是在其大国总统形象刚刚有所恢复的一周之内推出的。

　　在上月底参众两院的讲话中，特朗普曾一反常态，表示要“铭记国家为争取民权所历经的道路”，声称“美国的每个世代都传递着真理、自由和正义的火炬，这一过程至今从未断绝。那个火炬现在传递到我们的手中，我们将用它来照亮世界”。在谈到IS时，特朗普誓言要摧毁这帮“残害穆斯林和基督徒，以及各种信仰的男女和儿童”的野蛮人。特朗普的这番话被一贯对其持批评态度的媒体惊呼为“不像特朗普”，也被一些保守派媒体赞叹说，“今晚的特朗普才像是我们国家真正的总统。”然而，仅仅过了几天时间，这位铩羽而归的大国总统旧调重弹，再一次推出针对特定宗教群体的禁止令。

　　为了最大限度扫除新禁令实施道路上的障碍，特朗普的智库班底努力吸取先前禁令遭遇司法围堵的“教训”，在禁止移民和难民的对象国、具体目标群体、生效时间等多方面作出修改和调整。具体而言，将伊拉克从禁止国家名录上移除，理由是“该国政府承诺在调查可疑人士时予以配合”；6个国家中，拥有美国绿卡和有效签证的人不受影响；6国中同时拥有其他国家护照的人（双重国籍），也不受禁令限制；难民申请过程中，各个宗教群体一视同仁，删除了“宗教少数群体”——基督徒等优先考虑的规定；对于叙利亚难民，不再坚持“无限期”禁入的规定，如此等等。这些修改和调整中，最重要的是取消了引发尖锐批评和怨声载道、引起机场和海关巨大混乱的“即时生效”规定，将其改为“延后生效”，具体生效日期为3月16日。

　　应该说，这些修改和调整，从技术和策略上大大减轻了移民禁令对美国国内秩序和国家形象的冲击。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看来，这种处理方式，既避免了因打击面过大而导致的混乱局面和不利的政治压力，又巧妙地传递了“伊斯兰恐惧症”，既表达了对某个宗教少数群体的歧视，又显得远比第一个禁令更“中立”。

　　然而，在英国《卫报》看来，这种政策构想或安排，多多少少有些一厢情愿。该报一篇署名文章驳斥了特朗普的新禁令。它首先指出，在制定依据方面，新禁令与旧禁令一样，都缺乏让人能够接受的“合理的追求国土安全的理由”。事实上，在一份泄露的国土安全局备忘录中，特朗普团队的人清醒地意识到，“国籍并不是一个防范恐怖主义的可靠指标”。其次，从动机上看，《卫报》指出，特朗普政府最不诚实的一点，或许就是他们一边公然发布歧视、仇视穆斯林的言论，一边又力图使人们相信他们的禁令并无歧视和反对穆斯林的动机。“但是，我们清楚地记得他们谈论禁止穆斯林的言论，我们也会把禁止穆斯林、妖魔化移民和在边界上筑高墙这三件事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在布莱巴特新闻网站上读到偏执的白人民族主义狂言，并且明白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他们公然试图在美国尽可能久的维持白人和基督教的统治。”《卫报》还指出，“在现代世界，你不能用这样的观念和边境意识去治理一个国家，如果美国真想自绝于世界，那么，墨西哥和加拿大就应该建一座跨越美国的桥，并且让美国政府支付建桥的费用。”

　　“再次，最重要的是”，《卫报》接着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严重偏离美国50多年的移民政策。1965年前，美国在移民问题上偏向北欧人。但在民权运动和冷战期间，这种制度在国内外被广泛视为是种族主义的和过时的。1965年，一项新的法律改变了这一点。新的法律只注重移民的技能和在美的家庭关系，不再考虑他们的原籍国因素。而按照1965年前的移民法，移民的‘家庭被分开，是因为丈夫、妻子或孩子出生在错误的地方’，而不是因为他们违反了美国的基本价值观或民主原则。”

　　1965年，林登·约翰逊总统在自由女神脚下签署《移民和国籍法》时宣告，“这部法律纠正了美利坚民族行为中一个残酷而长久的错误”。他说，“随着我签字的笔落下，旧的移民制度从此废除，那种偏见和特权构成的双重障碍，将永远不会出现在通往美利坚国家的大门口。”对此，《卫报》评论道，“约翰逊错了。因为2017年，那样的偏见再次成为法律。”

　　在上述评论的基础上，《卫报》宣称，“反对禁穆令实质上就是为美国的灵魂而战”。它呼吁人们在第一次将这个令人厌恶的总统令推到门槛的基础上，这次将它彻底赶出门外。

　　在《卫报》同期刊出的另一篇评论文章中，作者指出，新禁令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正当性。“它任意将美国2017年度接纳难民的数量从11万减少到5万，事实上将成千上万的人置于死亡和酷刑的威胁之下。它禁止6国移民入境，而事实是，并没有美国人被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恐怖分子所杀害。它肆无忌惮地实现着特朗普借移民立法来反穆斯林的政治诉求。”作者认为，“由于这些和其他原因，几乎所有严肃的评论者都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禁令使得美国更不安全，它损害了我们反恐的努力，玷污了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

　　作者指出，特朗普无法无天的行为，终于引起美国司法界的重力反击。法官们倚重正当程序和宗教自由原则，将特朗普作为总统在移民决策上的权力置于重重限制之中。文章最后指出，“总统的权力是巨大的，因此，我们每天都会迎来新的斗争，以保护公民权利和维护法治。我们大家都有责任竭尽全力维护宪法，帮助因特朗普政策受到损害的人。除此，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实际上，就其所关涉的问题面来讲，被全球许多国家称为“禁穆令”的特朗普总统令所造成的影响，绝不仅限于穆斯林群体自身。从美国国内看，它涉及到宪法和“美国价值观”的安全：美国人引以为豪的宪法原则——宗教自由原则、平等保护原则、正当程序原则，以及以司法创制形式所建立的包括外国人权利主体在内的自由及平等原则，均处于特朗普禁令的威胁之下。从国际上来看，美国是人权普世价值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难民地位议定书》的签署及批准国。公然以最高行政立法的形式否认和剥夺特定宗教群体和难民的权利，不仅有违美国所承担的相关国际义务，而且也严重损害了其长期经营的“人权卫士”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