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来源：同心协力  聚沙成塔

    建寺之初连收捐的人都很难找到，都在忙各自的生活，文盲又多， 连个开收据的人都难找到，有文化的人又要忙着上班，当初只能收“筒子捐”。 所谓的筒子捐就是一个人背着一个铁皮筒子：长宽一尺许，约两三寸厚，上开一条缝，箱子上加一把锁。当初是一个瘸子，三十来岁，背着“筒子”挨家挨户的跑，教胞便放一点铜板入箱内，不记名，也不开票。

    是的，那个时候清真寺里是不放乜贴箱的。清真寺门口放个乜贴箱，有时候会把人吓跑的。

    收筒子捐的人是一个残疾人，清真寺照顾他为大家收捐。他背着筒子，因为里面放着铜板，走路的时候叮叮哐、叮叮哐地作响。大家都叫他“筒子”，一直到老了大家都还是叫他“筒子”，以至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了，可能是个安徽人。

    当时的清真寺就是靠这些铜板维持着，一个铜板就相当于一毛两毛钱。 现在的人是无法想象的。 后来才逐步请到人开收据来收捐款，称之为“收据捐”。历任收捐的人有：陈少亭、张兰生、穆增禄、穆芳田等人。穆增禄是南开大学毕业的，英文是呱呱叫的，但是脑子受刺激了，是天津买赛来的八大家人，是躲避婚姻问题逃出来的，像一个乞丐一样，只有礼拜寺照顾他。穆芳田就是解放后普陀区宗教局刘局长的老丈人。这些人就开始提着一个包，走着挨家挨户地上门开票收捐，清真寺的经济情况也才有所好转。

    因为我们回民没有文化，贫穷，十之八九是做小贩，做大饼油条、包子馒头等等摊点生意，很少有固定的职业。当然也有做的大一点的，如做古玩、棉花、饭店、食品店等等，但这些人不在我寺的范围内。

    就在这样的一个艰苦的环境下，他们创建了清真寺。清真寺的开销成了每一个乡老的责任，他们尽一切力量向寺内捐助。 但是靠平时的捐款还是不够清真寺的开支， 所以每年夏冬两季发起捐款。夏季捐电费：要开电风扇，电用得多了；冬季捐煤费：要烧煤取暖。组织五六个人一组，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人才五十来岁就算老人了，杵着拐棍“文明棍”，穿着长袍马挂的，连收旧货也长袍大褂穿起来，五六个人一组到乡老家去劝捐。当时人穿起长袍来就显得庄重、正规和体面；对于捐款人来讲，也觉得是一件很庄重的事情了。年轻的跑远一点的；年纪大的跑近一点的。这些老人都是教门好，在清真寺做礼拜的老人。大家见到这些老人不辞辛苦上门来，每家每户都是会高高兴兴地捐助清真寺，碍于面子不捐的也要捐了。上午没有收完，下午下了拜后再去劝捐。多少不论，每年两次，每个乡老都是热情地参加。这些老人去募捐，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要得到什么好处，甚至吃饭都是自己掏钱或是回家吃饭，反正住得也比较近。他们也只是希望得到主的喜悦。那个时候的人就是把礼拜寺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不像现在。不存在为你干还是为他干的问题，不存在图什么报酬的问题。为清真寺也就是为自己在干。

    鸿寿坊清真寺里也有几个做棉花生意的湖北人，他们虽然不太常来清真寺，但是只要是清真寺捐款，他们都会乐于付出，慷慨解囊。

经济管理：都是主人  账目详明

    每个在寺内礼拜的乡老都是管寺乡老，他们都是清真寺的主人；没有什么董事会，理事会。公推一人管理账目。遇事召集众人，大事小事聚众商讨，决定后由召集人执行。

    我的老父亲在乡下时上过几年私塾， 所以到上海后考取在邮局工作，考官一看，说：“这个字是你写的？”我的老父亲的小字是出了名的，主考官看了都有点不相信，叫他再当场写给他看。大家看我父亲有文化有知识又会算，就委托他来管账。当时的清真寺有这么个规矩，管账的人要有自己稳定的收入。这不是不相信穷苦人。自己有稳定的收入，比较容易抵制金钱的诱惑。 我的父亲是没有拿清真寺一分钱的， 他认为大家这样信任我就是很大的荣誉了，就非常高兴了。那个时候的人好像也没有什么贪污之类的词语。

    收支的款项，每月公布。 收款项目每一笔都写明；支出账目，有这么简单的几项：阿訇工资，寺师傅工资——就一个寺师傅；水费、电费、煤费、房租；那怕是买两张纸多少钱都会公布出来。 脚布手巾经常有人捐，水壶也有人捐。另外琐碎小事， 如修水壶等等的小事情，笔笔账目清楚，绝对没有什么笼统的一笔， 什么“计划内支出”、“计划外支出”，更没有什么“招待费”、“车旅费”等等。

    接送亡人的工作人员都不拿固定工资，有了亡人了，由丧家开支你的费用，没有亡人时，你自己做自己的工作。当时送亡人的叫王国昌，是一个做收旧货的人，那时候亡人要推到江湾（现在看来是有那么远的）。

    就是这样，也还是会有人提出异议。那个时候，每个乡老都是清真寺的主人，都会主动地监管清真寺的事务。只要有人对账目有所异议，我父亲人就会召集大家晚上留下来一起查账。

    清真寺里如果有什么特殊的事情，由我父亲列一张约二十人的名单，写明几日几时到清真寺里开会。由寺师傅挨家挨户地去通知，接到通知的人在名字后面签上一个“知”字。事情由大家民主讨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