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你们穆斯林如何处理逊尼派与什叶派，以及苏菲与瓦哈比之间的矛盾。我说，伊斯兰奉行宗教自由，这项信仰原则，不仅适用于伊斯兰与不同宗教之间，也适用于伊斯兰内部各派。信仰是人内心的事物，是不能通过强迫或斗争改变的。人的信仰不会因外在的压力而改变，除非这个人根本就没有信仰。人类近代，一些专制主义政权，曾试图通过政治手段来强行改变人的信仰，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信仰者，即使肉体被消灭了，但信仰依旧保留在他的心里。所以，一个人的信仰，只能交给人自决，而无法强迫。

        对教派的信仰也是如此。教派斗争除了产生悲剧及削弱其宗教之外，没有改变任何事物。历史为我们提供的伟大经验是，绝没有一个教派可以通过教派斗争来消灭另一个教派。什叶派的历史，就是造反和准备造反的历史，是主流的“异端”，但并未在历史上消失。相反，宗教压迫，只会强化人的信仰。宗教斗争，只会激发人的反抗意识。这就如哲合忍耶的历史。这是人与生俱有的意志所决定的。因此，安拉在古兰启示中就人的信仰问题订立了这样一项原则：宗教绝无强迫。

        从伊斯兰精神上来讲，教派不应出现。就像人类社会中很多事物都不应该出现一样。但教派又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在宗教内部，当一个教派产生时，所有人就面临非此即彼的选择。“什叶派”出现后，剩下的人就成了“逊尼派”。如果你拒绝，从中采取第三种立场，那就是第三种教派。所以，在此问题上，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每个穆斯林都有一个身份，逊尼派、什叶派，苏菲、瓦哈比，哈乃斐、沙斐尔，古行、新行……

        这种现象说明，没有任何穆斯林能垄断对《古兰经》及伊斯兰历史的解释权。这种现象也说明，虽然出现了教派，但各派仍有对彼此信仰的认同。教派间的争论，从另一种意义上讲，是彼此仍将对方视为一个宗教团体（整体）。若彼此不再有认同，就将是真的决裂。如伊斯兰各派与巴哈伊之间的关系。何况，历史地看，伊斯兰主要派别，都是由政治分歧产生。这与基督教各派在其信仰原则上产生的分歧，有本质区别。学派就更不相同了。

        就人这种生命形式的复杂性而言，教派的产生是必然的。安拉造化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有春夏秋冬四季，这种多样性正是因为人的不同。安拉允许不信仰他的人存在，因为有人天生要走不同的道路。安拉也允许人从不同的道路走向他，因为他能海纳百川。而这正是伊斯兰的伟大之处，以及它作为人类终极信仰的本质。各派应求同存异，寻求彼此能够认同的信仰，并保留自己不同的立场。对于彼此分歧的问题，以一个信仰者（穆斯林，信主的人）应有的素养，有理有据、温文尔雅地叙述清楚自己的立场足矣。

        艾什尔里与穆阿台吉赖，历史地解决了彼此关于真理问题的分歧。当时，双方始终恪守的一个原则是，绝不把内部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大伊玛目艾布·哈尼法向其子哈玛德讲述这场论战时说：“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是鸟儿落在他的头上，唯恐这件事情，一不小心会伤到他的同伴。而你们今天的论战，你们每个人都会伤到他的同伴，并在乜贴（动机）上就是要伤他的同伴，甚至要断他的同伴是库夫勒（无正信，伊玛尼的反面）。当他要这件事情，他断他的同伴库夫勒了，那么在他断他的同伴库夫勒之前，他自己已经是库夫勒了。”

        我们常犯的一项错误是，认为自己有权将自己所奉行的信仰强加给别人。这种行为，与政治权力的持有者压迫不同信仰者强行使其改变信仰在性质上是一样的。“一台”让“三台”必须“一台”，“三台”让“一台”必须“三台”。这是信仰上的专制主义，是对旁枝末节的上纲上线。将博大精深的伊斯兰，诠释为一个抬手问题。在伊斯兰法学史上对这一问题的盖棺定论，不再被尊重。伊斯兰的宽容精神也丧失了。也不再有穆斯林兄弟情谊。

        再有，就是对问题不能就事论事。个别人的激进言行，总被从这个人的身份来解读，然后上升为教派意识形态问题或学派路线问题。这种逻辑思维，就像一国政府，对个别人的行为，从这个人的宗教身份解读，然后上升为宗教问题，搞宗教压迫，其性质是一样的。这与当今“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思维也一样。

        当人们说，你们穆斯林如何处理逊尼派与什叶派，以及苏菲与瓦哈比之间的矛盾时，说明伊斯兰被视为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问题。认为伊斯兰不止对世界是这样，其自身也混乱不堪。这种伊斯兰处境，与其要拯救众生的崇高目标相去甚远。

        穆斯林应认识到，他们正处在一场由“现代”引发的历史危机中。这不只是伊斯兰的危机，而是所有宗教的危机。它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发展，而后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扩张，并由西方扩展至全球，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历史现象，史无前例。这个时代，由宗教以神圣方式所建立的秩序世界分崩离析。我们看到，伊斯兰史上组织结构最严密的苏菲教团如今也失去活力。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这个时代的命运，是一切终极而崇高的价值从公众生活中隐退了。

        黑格尔将之称为“现代”（moderne Zait），即“新的时代”，它“赋予整个过去以一种世界史的肌质”，“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进行他的自我改造”。据这种德国日耳曼世界历史哲学观念，这是历史的“最后阶段”。黑格尔直到晚年依旧相信，“突然升起的太阳”会照亮它。但是，在此之前，就必然是黎明前的黑暗和混乱。

        现代世界，就是宗教的反面。它不断解构与革新，与一切历史和传统决裂。若我们对此尚缺乏认识，那么，最直观的说明就是，当前我们正经历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它的世俗性。国际主义和现代民族主义，普世主义和阶级政治，都体现着一种反传统宗教的世俗性，并感染了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一个处在威权现代化过程中且是西方文明另类形式的国家所展现的世俗性，往往更强烈。面对这场危机，不但各教派要凝聚在一起，建立一种新形势下的教派关系，在关键时刻，不同宗教的信仰者也要团结一致。这不是别的，只是生存的前提。

        安拉说：“你们的这个民族，确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我是你们的主，故你们应当崇拜我。他们分成了若干教派，各派都要归于我。谁信道而且行善，谁的功绩绝不遭否认，我却是记录他的善功的。我所毁灭的市镇，想反复人世，那是不可能的。直到雅朱者与马朱者被开释，而从各高地蹓向四方。真实的应许将近了……”（2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