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黄成俊先生刚刚出版的《求真集》，甚是欣喜，多年的辛勤笔耕，多年的奔波，终于又结出了硕果。

     黄成俊先生曾做过大学教师，也当过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等职。可是他在我眼里只是大学的一位老同学。其实说起老同学，我们曾在南开大学既不同届也不同系，只是同在回民食堂用餐。我向来两耳不闻窗外事，又走路目不斜视，因此，与他同时在校，却失之交臂。在六十年代先后毕业，我早他一年，所以后来他谦虚地称我为“学兄”。没成想，在将近四十年后的某天，突然接到老同学的电话，那就是曾一起用餐多年，却没有联系过的黄成俊先生。他当时正主编《回族杰出人物》一书，为达浦生阿訇的章节找我核对材料，并征求意见。我又找到了达浦生阿訇的嫡长孙达杰先生。当时，我刚退休，与大学同学才恢复联系。黄成俊先生为了核对一篇稿件，费尽周折，居然打听到了我的电话，他编辑书稿极其认真的态度使我十分感动。

《求真集》书名为南开大学原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洪国起教授所题写

     在后来的日子里，一来是校友，二来是为了撰写回族方面的文章有了更多的交往。黄成俊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与人为善，从来不端官架子，在一起参加学术研讨会时，总是多方关照我，倒像一位老大哥，我总是不客气的称他老黄。在撰写文章时，你来我往，在网络上相互切磋，互提意见，十分恳切。往往为了同一篇文章，为追求完美，意见不分彼此，很有同窗挚友的味道。

     老黄出版的《求真集》是一本自选集，内容包括他多年在回族学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也包括他撰写的诸多回族人物的传记，还有不少生活随笔。读者通过他的文章可以看到他的人生足迹和终生的追求，理解他为什么把书定名为《求真集》以及在退休后，为什么把精力集中在对回族的研究上。

     从老黄一篇篇的随笔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对爷爷、母亲的回忆，还是对老师、朋友等等人物的描写，都展示了他人生坚实的步伐。他爷爷和母亲的谆谆教诲像点点清泉，滴滴都流入他幼小的心田，滋润着他的心扉，照亮了他的人生之路。淳朴的爷爷、善良的母亲，都是真善美的化身，一言一行，映入眼帘，印入脑中，成为自己做人的准则，那就是他爷爷说的，作为穆斯林要清真，对人要真心，做事要认真，一个真字成为他终身追求的目标。

     在那个极左的年代，身为大学生团支书的黄成俊难免有一些激进和左的偏向，他的恩师陈耕老师拉住了他向“极左”滑去的手，把他引入了正路，又教会了他正确的工作方法。大学时代，那正是他青春萌动的时期，有恩师的指点，是一种人生之幸。他说：“如果没有陈书记的指导，或者换上一位左派书记，我会沿着左的路线走下去，伤害同学的事将会随时发生，那我就会有一份责任和永久的愧疚，回想起来真有点后怕。”陈耕老师的人格魅力，十分令人感动，而作为作者的黄成俊先生，能够在几十年后，勇于剖析自己，说出当年自己的幼稚和错误，他的求真求实精神，更使人敬佩！因为，在那个年代，类似事情发生得太多太多，那些始作俑者，有几个会出来向无辜者说一声对不起。

南开大学校友合影。左起：黄成俊、洪国起夫人、达慧中、 洪国起
 

      黄成俊的另一位贵人是他的恩师、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杨志玖先生，在他主编《回族杰出人物》一书时，杨先生给予了关键性的指导。杨志玖先生是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元史、隋唐史、回族史、中西交通史的著名专家。我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时，有幸成为他的学生，聆听他精彩的讲课。但是得益最多的却是黄成俊。当时，杨志玖先生以八十高龄的病弱之躯，又有眼疾，自己本身学术工作繁忙，却以诲人不倦、提携晚辈的精神，不仅认真细致的对他的书稿提出指导性的意见，还对某些篇章中的讹误进行纠正。1999年春节，杨先生在回复老黄贺卡时，还惦记着审阅书稿之事，在贺卡上写了对某处的意见。老黄说，“这几行蝇头小字，字迹清楚、工整，很难使人相信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者借助放大镜写出来的。……已临近春节了，劳碌了一年的杨老还在回寄给学生晚辈的贺年卡上为我们修改文稿。杨老声誉虽大却这样谦虚有礼，年事虽高却这样不知疲倦，见识虽广却这样一丝不苟。……他那诚恳待人的态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可亲可敬，令我永世难忘。”先生题为“学贵自得”的杂文，在天津《今晚报》上发表，还特意复印了一份交给黄成俊，在文中杨先生指出，做学问必须深钻细研，并要对常人所不注意而容易放过的单词词义仔细的推敲，有所发现即有“悟入”，“悟入”才能自得。黄成俊在文中说：“是老师对学生无声的身教，使我懂得了治学必须潜心钻研，力戒浮躁，必须从悟求得，避免一知半解，人云亦云。”黄成俊感佩老师的谆谆教诲，使他不仅学得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得了做学问、做人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