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浦生阿訇原名风轩，字浦生，经名奴尔·穆罕默德。1874年生于江苏六合县。始祖姆巴勒沙，原系波斯人，于元代迁入中国。至第三代祖先，从元世祖转战有功，被世祖赐以蒙古名达布台，此后即以达为姓，其后裔三支分别定居江苏镇江、六合及安徽寿县。六合一支为阿訇世家。故江南达姓回民，均出一系。
 
　　阿訇幼年时期，家境清贫，但聪颖好学，10岁起开始到六合南寺读阿文，17岁时徒步至南京，在常巷清真寺义学学习波斯文、阿拉伯文。20岁时，值中日甲午战后，清廷签定了丧权辱国的条约，阿訇激于义愤，不甘蜇居故乡，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北京，投入牛街清真寺，在当时声望很高的王浩然阿訇处当“海里凡”(即念经学生)。在名师教导之下，阿訇刻苦攻读不辍，经过两年的学习，浩然阿訇认为他成绩突出，即批准他毕业，就在牛街清真大寺正式挂幛穿衣，开始步入社会。
 
　　1898年，清廷实行戊戌变法，发生了“百日维新”运动。在教育上实行废科举，将各地书院改为大学堂，兴办新式中小学。阿訇在这种新的思潮鼓荡之下，又受到立志维新的王浩然阿訇的启迪，认识到欲救祖国，首先要致力于本民族的复兴。阿訇鉴于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回民，文化落后，生计凋敝，非力革回民过去不读汉书的保守观念，倡办回民教育，决不能臻于自强的境地。他于1899年返回故乡，力排旧议，到处游说，终于在六合城内创办了回民广益小学，打开了江南地区回民办学的新局面。
 
　　1905年王浩然阿訇赴天方(麦加)朝觐，函促浦生阿訇来京代理牛街礼拜寺教长。1907年王阿訇回国，在牛街礼拜寺创办回文师范学堂，由浦生阿訇担任校长，此即开创现代伊斯兰经学之始。该校除教授阿文、波斯文以及《古兰经》、认主学、圣训、教法等传统课程外，还加授汉文、数理等课。这所学校虽因经费困难，仅办了两年而中辍，但举办新型阿文汉文兼修的伊斯兰师范教育，却成为浦生阿訇一生的信念，也为尔后各地回民创办新式师范树立了典范。 　　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清廷退位，民国成立。是时浦生阿訇38岁，在新的形势鼓舞下，他怀着一颗热爱回民教育事业的赤胆忠心，奔赴西北回民聚居区兴办回民教育。
 
　　1912年，湖南回族先进人士马邻翼(振武)先生任甘肃提学使，浦生阿訇到兰州后，马邻翼立即委任浦生阿訇为甘肃省回民劝学所所长兼省视学。在6年的时间里，阿訇为了振兴回民教育，走遍陇东、陇西、陇南和宁夏、青海各地，在他的鼓动和倡议下，推动地方成立了不少回民学校。在兰州一地就倡办了尚德、崇德、明德等回民小学多所。
 
　　阿訇一向认为伊斯兰教各派之间，纵有枝节差异，都要互尊互谅，以团结为重，决不能互相歧视。因此，他在各地礼拜寺布道讲学，始终以团结合作为宗旨，经常有效地排解各地教派之间的纷争，而促进了团结，赢得了各方面的尊敬。
 
　　1918年阿訇因回六合奔丧，辞去甘肃劝学所所长职务。但当时兵荒马乱，社会动荡不宁，因此，于1920年前后他来到上海。当时，上海一批回族绅商组成了“协兴公司”，经营回民传统的珠宝玉器商业，并计划打通南洋及亚洲次大陆的商业渠道，更进一步交流文化，发展译经和教育事业，需要有办学经验和富有创业精神的知识分子，乃聘请浦生阿訇参加经营。从1921年至1928年，阿訇为了开拓协兴公司业务，遍游南洋各埠及印度各地，开扩了眼界，锻炼了办事能力，从而更坚定了终身为回民兴办师资学校的决心。

　　1925年，阿訇由海外归来，寄居上海浙江路清真寺，朝夕与该寺教长哈德成阿訇商谈振兴回民教育事宜。他们认为，兴办回民教育，首先必须培养一批开明的教长又足以担任小学教师的人才，始能以开明阿訇启迪教民风气，以合格教师灌输时代知识，则举办新型的伊斯兰师范学校，实为当务之急。两位阿訇既有同心，并征求上海回族知名人士意见。适马福祥先生南来沪，得悉教胞有兴学之志，即捐款作为教育基金，于是决心筹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公推马福祥为董事长，以浦生阿訇为校长，哈德成阿訇则亲躬教育，其他如马刚侯、金子云、马晋卿、杨彬如、伍特公、沙善余等先生为校董。在浦生阿訇积极奔走之下，订学则、建校舍、选聘教师，于1928年该校建成。其后创建于山东迁校于北平的成达师范、四川万县伊斯兰师范、云南明德中学、湖南偕进中学、山西崇实中学等，皆先后开办起来，导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回民自办师范及中等学校的新局面。
 
　　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的教学，除按过去经堂课程外，更增设古汉语、数学、地理、历史、教育学、政治学和体育等课，以期培养经汉兼通的开明师资。该校共培养了三届毕业生，除分别担任宗教及学校教师外，并先后选派了三批赴埃及留学生。第一批由沙儒诚先生率领，学员有毕业于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的马坚以及毕业于云南明德中学之纳忠、林仲明、张有成4人；第二批为毕业于云南明德中学的纳训、马俊武、林兴华3人；第三批则为毕业于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的金子常、定中明、胡恩钧、林风梧、马有连5人。这样，不但造就了一批伊斯兰及东方语文的学者，更兴起了中国回族青年到海外留学的风气。
 
　　1937年日寇发动了侵华战争，“八·一三”日军对上海狂轰滥炸，各地难民汇集上海市区，浦生阿訇与哈德成阿訇联络上海回族士绅，积极筹建上海浙江路回教难民所和太仓路回教难民收容所，为教胞筹募粮食、衣被及生活必需品，全活甚众。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寇不断派遣浪人前往中近东各伊斯兰国家活动，颠倒是非，歪曲侵华的真实情况，骗取各国同情。而我国在中近东则缺少争取国际舆论的活动。浦生阿訇为了展开这一国际斗争，乃筹借路费3000元，于1937年12月29日，只身出国，入爱国抗日的斗争。首先到达埃及首都开罗，发表爱国谈话，受到开罗朝野人士的欢迎。遂经苏伊士运河赴沙特阿拉伯的汉志，联合由祖国出发的近东访问团，共同参加了在汉志举行的“世界伊斯兰大会”。与会代表及群众达15万人，达浦生阿訇在大会上和其他代表共同揭发日寇侵华罪行。并与冒充穆斯林的3名日本浪人展开舌战，使浪人丑态毕露，伸张了中国的声威。
 
　　阿訇感到书面宣传的必要，故在埃及期间用了3个月时间，撰写了长达100多页的《告全世界穆斯林书》，揭发日本60年来侵华史实和最近日寇侵华罪行，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兄弟给日寇以舆论上的谴责及经济上的制裁，引起中近东各国的极大关注。
 
　　浦生阿訇在阿拉伯进行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罪行的宣传活动后，于1938年6月8日又转到印度，当时巴基斯坦尚未分立，阿訇在印度作了9次抗日讲演，并会见后来被誉为巴基斯坦之父的穆罕默德·真纳。真纳表示，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也将是对印度各族争取自由幸福的援助，他并将《告全世界穆斯林书》译成乌尔都文发表，还在印度穆斯林中捐募资金，买成药品，送往中国，支援抗日前线的斗争。
 
　　1938年8月，浦生阿訇由加尔各答取道南洋群岛回到香港。当时，全国回民已组成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该会闻知浦生阿訇返抵香港的消息，即派专人迎接阿訇到汉口，受到当地回民的热烈欢迎。当时国内正处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努之下，抗日气氛强烈，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对阿訇在国外做出的努力不得不作出反映。故由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白崇禧陪同阿訇会见蒋介石。蒋问阿訇今后有何打算，阿訇答，希望在内地恢复原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蒋介石当面准许，由教育部拨款。就这样，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迁移到平凉后，改名甘肃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后又改为国立陇东师范学校，浦生阿訇任校长。
 
　　这个学校的校址是浦生阿訇亲自选定的。是原平凉火柴厂的旧址，除办公外，设有教室4座，厨房和餐厅等均系敷用，并有学生宿舍以及附小教室等。浦生阿訇延请名人任教。该校除在平凉招收甘、宁、青各地学生外，并派人到河南等地招生，同时在武汉难民收容所中招收了一批失学回族学生，共100余人。浦生阿訇主持该校虽只两年多的时间，但为回族培养了不少的优秀人才。
 
　　浦生阿訇素具民主思想，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始终保持超然的态度，经常与邵力子先生交游，对于办学，尽量延聘进步人士，在学生中积极宣传抗日和革命道理，并利用寒暑假，组织宣传队，赴陇南各县回民地区宣传抗日，影响很大。

　　由于该校聘请了几名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任教，政治上经常受到压力，宋美龄曾直接过问过该校的政治情况。浦生阿訇由于校务劳累和情绪上的苦闷，在1941年内生了10个多月的疾病。不久，国民党政府当局以参政员的名义，逼使浦生阿訇离开该校。
 
　　浦生阿訇离开平凉赴重庆养病，在此期间，他以“社会贤达”名义，参加了参政会及旧政治协商会议，结识了许多无党派民主人士。69岁时，居住在陕西宝鸡市金铃堡内，潜心著作《中国伊斯兰六书》。阿訇对这部著作，是从中年就开始的。此书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伊斯兰教的沿革及教义的真谛。1943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向南进攻桂黔两省时，同时扬言西攻陕西西安，浦生阿訇从陕西宝鸡迁居甘肃张家川。约半年后，经天水返回西安。1945年抗日胜利，阿訇由西安回到南京，后又迁居上海，一直从事《六书》的撰述。
 
　　1949年，阿訇以75岁高龄，在上海迎来了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
 
　　1950年，上海市委统战部转达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指示，请浦生阿訇赴京参加“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筹备工作，阿訇再次北上，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宗教工作，并在党的教育下，思想上取得了很大进步，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52年，他作为新中国的代表赴赫尔辛基，参加了“维也纳世界和平人民大会”。接着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朝觐团团长，率团前往沙特阿拉伯朝觐，因受阻，只达巴基斯坦即中途返国。1953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建成，浦生阿訇被选为该会副主任，并担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55年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自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起，一直被选为江苏省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1955年“中国伊斯兰经学院”成立，被推为该院院长。1955年又任第二届中国伊斯兰教朝觐团团长，率团赴麦加。朝觐期间数次会见了沙特国王，得到很高礼遇。这次还先后访问了埃及、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1956年浦生阿訇以周总理顾问身份，随周总理同机抵达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同年又作为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访问了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在茂物宫接见了他，并受到广大华侨的热情款待。嗣后，再去访问埃及，受到纳赛尔总统接待，并赠送由总统亲自题名的精装《古兰经》。阿訇还曾以中叙(叙利亚)友好协会会长身份，访问了大马士革。1957年国庆，阿訇被邀至天安门城楼观礼，受到毛主席亲切的垂询，这是阿訇一生最大的荣誉。
 
　　1965年6月21日，阿訇以9l岁的高龄，于北京寓所溘然归真，政府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周总理送了花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予以报道。根据阿訇的遗愿：“我一生生活在回民之中，死后也愿栖身于回民的行列。”后葬于北京西北旺回民公墓。墓前立的汉白玉碑于十年动乱时被毁。1980年国家修葺了他的墓地，并重立碑石，至今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