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污泥而不染

    马天英在法国生活了五年后，返回祖国。一切还是老样子，父母显得更加慈祥，弟妹们也更加可爱，中国社会虽然已露出希望的曙光，然而到处仍然充斥着官僚和腐败。他在法国受到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熏陶，再加之他生性耿直、爽朗，在这片污泥浊水中显得格格不入。

    他从小家境虽贫寒，父亲以经营小买卖为生，常常靠借贷或典当衣物度日,但是他父亲却认为，穷要穷得有骨气。他记得，有一天清晨，父亲礼完“邦答”，正在扫院子，在自家门的影壁旁，突然发现一串不知谁遗落的铜钱，接着第二天、第三天又连续出现各一串铜钱。他父亲觉得事情很蹊跷，当时家中正急等着钱用，有人说：“送上门的钱，干嘛不用？”（此事发生之前，邻居家曾被强盗抢劫，他父亲挺身而出救出邻居，这家人拿出一部分钱来酬谢他，但他坚辞不受，也许邻居以此方法来感谢他。）他父亲一向性格耿直，从不取不义之财，认为没有“口唤”的钱，用了终不会有好结果。他说：“我马某急死是小，德行是大，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地乱用来路不明的钱。”后来，他父亲夜里拿着大门拴直守到黎明，看还有没有动静，从此那钱再也没有出现。他父亲洁身自好的品德，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他的一生中，始终以廉洁自律，谦恭而尽职作为他的人生准则。

    他在任陇海铁路海州材料所长时，（海州是当时陇海路东线的起点），大木材商们为能拿到铁路局的合同，争相送礼、送钱。马天英感到十分愤慨，他认为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感到极不能容忍，他又是个从不会掩饰自己感情的人，因此，每每遇到此类事件，都对来访者毫不留情面的大加申斥。他的夫人了解他的性格，耐心地劝道：“不要钱是对的，不收礼物应婉言推卸。俗话说，作官不打送礼的，你不可得罪了人。”当地的商人们对他这样的廉洁简直是不可理解，视他为神经极不正常的人。他们说：“这社会居然还有不爱钱的‘傻子’，连洋鬼子都吃私呢！”于是在他们中间背地里管他叫“马疯子”。

    他在陇海铁路上工作了七年，东线工程结束，1929年他离开了铁路局。在离别时，铁路局发给他两份工资，他在上火车时才发现，急忙让火车等候，火速到局里退薪，当他把多出的一份薪金交给比利时国工程师时，比国的工程师露出既惊愕又尊敬的神情，无限感慨地说：“中国竟有如此廉洁的人。”随即又问：“你回北平有工作吗？”马天英豪爽地说：“大概没有问题吧！”工程师当即给了他一张名片说：“若找不到工作，就拿我的名片去华比银行。”他到了北平，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真的去了华比银行，该行立即委任他为经理秘书。

    1948年春，尼泊尔国王之弟、时任尼泊尔的总理来华访问，马天英当时正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负责接待尼总理事项。尼总理托他兑换美元，马天英将美元如数交给尼总理。这时尼总理才发现，过去让别人代他兑换美元时曾从中克扣。马天英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这个中国穆斯林，不仅仪表堂堂，办事干练，而且品格高尚。代表团访问完毕，马天英护送代表团回到加德满都，尼总理对他待如贵宾，并以朋友相称。在他归国时，尼总理拿出三匹丝绸和堆满金币的托盘，请他收下。马天英十分惊讶地问：“您这是做什么？”总理说：“我要好好谢谢你。”马天英认为自己不能无功受禄，于是婉言谢绝。尼总理感情真挚地说：“我把你当作难得的好朋友才这么做的，请你收下吧！”马天英说：“我因公而来，这些都是我应尽的职责。”尼总理一再强调：“我实在是喜爱你的品格，没有任何其他意思，请你无论如何要收下。”推来让去，马天英十分为难，觉得受之有愧，却之不恭，万般无奈之下，恭敬地从托盘中取出三枚金币，笑着说：“十分感谢总理的美意，我有三个女儿，这三枚金币就留给她们作纪念吧，如果有一天我的女儿能来贵国，您好认识她们。”尼总理露出欣慰的笑容，对他更加敬重。

    远 渡 重 洋 为 祖 国

     马天英第二次远渡重洋是在抗日战火纷飞的1938年。为了多难的祖国，他作为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的副团长又一次踏上征程。

    在海轮的甲板上，他的心似波涛般翻滚，他依栏眺望渐渐远去的祖国，那里有他最挚爱的父母和妻儿老小，他们和祖国人民一起，还生活在日本人的铁蹄之下。曾在国外生活了几年，使他更深切地感到中国的落后和封闭，他多么盼望祖国也有一天能强大起来，不再受外强的欺凌，但是，“九一八”一声炮响，打破了他的梦想。然而，已过了而立之年的他，在世事的磨难中，变得更加成熟、坚强，在他的身体里，奔腾着永不屈服的血液，日寇的侵略行径更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回想起他的好友薛文波不愿做亡国奴，从沦陷的北平仓皇出逃，在他的上海家中落脚时，自己是如何激情满怀地高唱抗日歌曲，述说不要做胆小鬼、不要做亡国奴的决心，现在他就要和王曾善、张兆理、薛文波他们一起奔赴阿拉伯世界进行抗日宣传了。他更忘不了在上海小沙渡的日日夜夜，和回教协会的教友们一起救助的那些穆斯林难民，如今他们怎么样了？他又回想起自己可爱的小女儿和朋友的孩子们组成的那支小小的歌咏队，他带着她们到医院慰问伤病员，小提琴悠扬的琴声如泣如诉，孩子们清脆的歌声稚嫩而昂扬，《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一首首歌曲，在病房中飘荡，使伤病员不禁潸然泪下。

    海风吹拂着他燃烧的胸膛，他在心中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出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他记得那个难忘的夜晚，月朗星稀，微风吹拂着柔弱的小树，到小沙渡清真寺作远行前的“讨拜”，他行孤影单，在大殿里长跪不起。他想，自古忠孝难两全，虔诚地祈求真主饶恕他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他记得阿里曾经说，真主有两种人不宽恕，一种是侵害人的人；另一种是受人侵害而不知抵抗、甘心屈服的人。他默默地念着“安拉乎阿可拜勒”，求万能的真主襄助他们几个热血的穆斯林青年，为国为民，远赴阿拉伯世界进行抗日宣传并获得成功。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他们终于越过了红海，到达了向往已久的埃及。他们不顾旅途劳顿，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宣传工作。访问团又吸收了留埃学生王世明参加，这样，团里虽仅有五人，却可用英语、法语、阿语、土耳其语和汉语五种语言进行宣传。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消极抵抗的抗日政策，对阿拉伯世界的抗日宣传极不得力，连一张阿拉伯语的宣传抗日的传单都没有，日本人反倒假冒伊斯兰教徒拉拢阿拉伯国家，骗取他们的信任。面对这一情况，代表团的宣传任务很重，他们先后访问了埃及、沙特阿拉伯、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土耳其、伊朗、印度诸国，散发译成各种文字的“告全世界穆斯林书”，又利用各种大小集会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访问团的团员们都是思想活跃，与外界接触较多的回族精英，马天英性格直率，显得尤为风趣幽默，他为了让阿拉伯世界的人们更多的了解中国，他向他们讲述中国的历史和故事，他还给青年学生表演中国武术，使彼此之间有了极为亲近的感情。他的演说使听众常常发出爽朗的笑声，当他用事实痛陈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时，又使听众唏嘘不已。在埃及访问时，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欢迎和法鲁克国王的接见;在朝觐期间，沙特国王伊品苏乌德待他们为上宾，与他们亲切交谈。他们并与当地朝野人士座谈，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和野心以及日本人在阿拉伯世界冒充穆斯林进行的间谍活动，由于他们不辞辛劳的工作，世界各地穆斯林对中国的抗日斗争给予极大同情和支持，他们抵制日货，拒绝参加日本清真寺落成典礼，使日本人企图拉拢伊斯兰国家的阴谋没能得逞。

     在抗日战争期间，回族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同各族人民一起同仇敌忾，一致抗日。当时在穆斯林抗日歌曲中，有这样的歌词：“我爱我宗教，更爱我祖国，国若灭亡，教安能独存。”代表团在此期间与各界接触中，使他们更加明确了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在朝觐期间，他们遇到一位在此避难的印度穆斯林老人，这位老人和他们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最重要任务是救国，不要斤斤计较于宗教感情，而置整体利益于不顾。没有国家，就没有一切。要紧的话，你们一定要记住！”在印度访问期间，由于巴基斯坦穆斯林在印度受到排挤和压制，以真纳为首的穆斯林联盟要求建立自己的政权的呼声很高。在一次记者访问中，在对于国家和宗教的问题中，马天英率直地回答：“我们中国穆斯林是国家高于宗教，先国家后宗教。”这一观点表明了当时中国穆斯林面对日本侵略者普遍的爱国态度，也反映代表团访问中东的宗旨和目的，然而，却在印度穆斯林中引起大哗，代表团不得不和他们展开一场辩论。虽然在印度发生了这个小插曲，代表团还是受到了真纳和他的穆斯林联盟的兄弟般的热烈欢迎。

    中近东访问归来，马天英有感于此次访问取得的成绩，紧接着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支持下，又重新组织了以马天英为团长的南洋访问团赴马来亚等国进行抗日宣传，从1939年春至1940年秋，历时一年有余。访问团虽仅由三人组成，但他们之中可以是用法语、英语、阿语和粤语等几种语言讲演，适应于在马来的华、英、巫、印等族群众中的演讲。他们每每被各种集会邀请进行演说，有时请者太多，三人分头行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踏遍了马来的山山水水，在每个城市和乡村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的活动打消了马来的巫族人和华人的隔阂，尤其是与各界座谈和集会中，爱国华侨的抗日热情特别高涨，都以支持祖国抗日为第一要事，每次演讲后，华侨和当地人纷纷解囊捐助，筹赈会被大家围得水泄不通，有的当场拿出手表、手镯进行拍卖，有的乡下人将自家养的十只小鸡也抱来拍卖。据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统计，该会共收到九十八万元捐款。他们的访问宣传，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当地人民开展了抵制日货的活动，在他们离开那里时，日货在市场上已销声匿迹。

     马天英于1948年应当地华侨和马来亚王室——苏丹、王子、官民和工商界领袖的一致联名电邀，以公使衔出任马来亚领事（此前已是驻埃及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一名由当地官民力邀的外交官，实数罕见，此均由于在抗日期间，他在马来亚访问时，给大家留下的美好印象，这也是马天英终身引以为荣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