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强
河南·开封朱仙镇清真寺教长、穆斯林在线伊玛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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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强：阿訇与哲学
一次与一来访的阿訇交流，这是一位很传统的阿訇，谈到哲学时，阿訇不屑地说：“我们需要哲学干什么？什么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都是在瞎折腾，提出那么多问题，都解决了吗？没有宗教信仰，任何哲学问题都不会有答案的。我们伊斯兰，答案只有一个，真主创造一切，人从真主那里来，还要回到真主那里去,这就行了。”
单从信仰角度来看，阿訇说的没错，哲学是思辩的学问，思辨是把双刃剑，它有时会把简单的问题给复杂化了，甚至会搞明白的问题搞糊涂，更甚者会产生诡辩，如公孙龙所说的白马非马。另外，哲学是找不到答案的学问，西方哲学搞了两千多年了，没能解决任何哲学问题。然而我们必须得承认，正是在这种思辩的过程中，西方人拓展了思维，优化了知识结构，总结出了我们尚未系统阐述的东西，如人文主义精神。因此，中国人将哲学称为“无用之用”。 当今世界主要有三大哲学流派：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中国哲学绕不开佛道教，西方哲学绕不开基督宗教，印度哲学绕开不印度教。今天中国的学术界，宗教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佛教，其次是基督宗教。而我们伊斯兰教则很边缘，少有人研究它，仿佛不存在伊斯兰哲学。 其实，伊斯兰哲学曾经显赫一时，伊斯兰哲学亦称阿拉伯哲学，9~12世纪阿拉伯哲学家的教诲，影响了中世纪欧洲的经院哲学。在阿巴斯哈里发帝国兴起到覆灭的 500多年间，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统一的阿拉伯的科学和文化，其中也包括阿拉伯哲学，曾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在各个方面均超过了同时期的欧洲。12世纪后，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一些西欧国家的学者到西班牙和西西里学习,并将古希腊著作的阿拉伯译本和阿拉伯哲学家的论著翻译传入西欧，使得中世纪的欧洲人较全面地获得古希腊哲学的知识,促进了西欧的哲学研究,并促进了西欧文化和科学的发展。 伊斯兰哲学对中国的影响同样的深刻的，从元代开始，在广州、泉州、定州等地的伊斯兰教寺院中，出现了一批力图从伊斯兰经院哲学的角度把伊斯兰教同儒、释、道进行比较并以理学或禅学解释伊斯兰教义的汉文碑刻。明清之际，随着经堂教育的倡兴、汉文译著活动的开展以及苏菲教派的出现，伊斯兰经院哲学和苏非派神秘主义哲学以更大的规模在中国传播。在汉文译著活动中，一部分回族伊斯兰教学者为建立能与儒、释、道三家并立的伊斯兰教的宗教哲学与伦理体系，同时为向非穆斯林介绍伊斯兰教义，在伊斯兰经院哲学的基础上,糅合了儒家思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神学-哲学译著。王岱舆的《清真大学》、马注的《清真指南》、刘智的《天方性理》、马德新的《大化总归》和《四典要会》等就是这些译著的代表。各个汉文译著中的哲理，并非都以逊尼派正宗一神论思想同程朱理学结合为固定模式，而是各具特色。例如，《归真总义》具有佛学色彩，《天方正学》具有易学与道教色彩，《正教真诠》、《天方典礼》主张现世与后世兼重，《四典要会》则偏重宣扬后世。在苏菲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苏非派神秘主义哲学与儒、释、道相结合的著述，如《无字真经歌》、《道统史》等。清代后期，随着中国伊斯兰教的逐步衰落和国外伊斯兰改良主义、现代主义及复古主义等思潮的兴起，在中国伊斯兰教中曾经起过作用的经院哲学和苏非派哲学也都相继停滞。 对于明清先贤的以儒注经之举，今天许多教内人士批判之为异端，其实这是对明清先贤的误解，以马注，刘介廉为代表的先贤，他们并非一味地“儒化”，而是为了“化儒”或曰“以回补儒”，在他们看来，儒家思想缺乏先天原始和后来归复，只重中天，这犹如无根之苗，难以长久。儒家的人生轨迹是一条直线，有去无回，而伊斯兰的人生轨迹是一个圆，从真主那里来还要回到真主那里去。明清先贤以儒经注的目的就是要为儒家直线轨迹两端接轨。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任何外来宗教都必须借儒而求存，对此，佛教最有代表性，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也概莫能外。但相比基督宗教的利玛窦而言，明清先贤更英明，利玛窦借用儒家，是为了过河拆桥，而明清先贤是为了过河辅路。 总之，今天，以“回归古兰经圣训，回归赛莱菲”为口号的复兴浪潮影响下，伊斯兰哲学似乎成为了一门被批判被诅咒的学问。没错，“凯俩目”辩证哲学，在赛莱菲（先知穆圣归真后的前三代）时代，是一门禁学，接触这门学科要面临严重的惩罚，因为在那样的清纯年代，辩证只会扰乱人的头脑，动摇人的信仰。然而到了著名教义学家马图雷迪的时代，希腊哲学开始对我们进行挑衅，环境已经纯清不在了，穆斯林信众的思维也不再单一。此时必须要以哲学之矛来回击哲学之盾。于是“凯俩目”学成为了今天的必修课。 伊斯兰教义学是哲学思辨的学科，伊斯兰权威教义学家·伊玛目·安萨里曾说：“认主学犹如药，药可治病，亦可害病；医生谙熟药理犹如教义学家精通认主学；医生善于对症下药，犹如教义学家善于因材施教。”因此，安萨里主张对于那些类似于穆圣时代的头脑纯净、不善思辨或信仰唯系于世袭的普通穆斯林大众，则没有必要苛求他们去学习教义学，以免信仰动摇；而对于那些知识结构多元，且善于置疑，寻求正道，追求真理之士则应该学习教义学，以期掌握确凿的证据从而达至坚信。总之，药是针对有病之人，而在今天这样高“污染”的环境下，能做到心灵深处无病症并非易事。因此在“赫莱菲”（先知穆圣归真后三百年或五百年之后的时代）时代研制“凯俩目”之药以治疗污染之下的种种心病乃是伊斯兰发展之必需。 做为今天的阿訇，我们身处的是一个以理服人的年代，我们面对的是善于思辨，唯理是论的群体，当然，伊斯兰认为哲学思辨是强化我们核心信仰的理性工具，但不是目的。理性不能左右信仰，当理性和经训传述相冲突时，我们要选择传述，而不是理性。总之，我们推崇哲学思辨，不意味着我们推崇理性至上或唯理式思维。在伊斯兰教义学中将“理性”限定在一个有限范围内，就说明单凭理性不可能到达信仰的彼岸。但理性是不可或缺的信仰工具。 而理性还分两狭义和广义的理性，狭义的理性是纯理论的理性，如实证主义，必须要看得见，摸得着，或者能够实验出来，否则我就不信，这是狭义或狭隘的理性，这种理性是没法谈宗教问题的。德国大哲学家康德将理性进行了扩展，他指出理性批判分为纯粹理性批判和非纯粹理性批判，纯粹理性的功能只能研究现象世界，但超出了现象世界，人们的理性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会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因此，康德认为要研究宗教信仰，一定要超出纯粹的理性，即用广义的理性方法。 正如著名宗教学者何光泸教授所言：“对于世界各种宗教而言，只有一种自身并非宗教，但又同宗教相联系的概念系统，才能担任这种中介，那就是哲学。这正是“宗教对哲学的需要”的一大理由。然而，既然这种哲学与宗教相联系，它就必须意识到，它面对宗教的超越性体验，是知所不及、力所不逮的。换言之，它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从而对自己的目标有所限制。”《百川归海》16页 先知穆圣时代的宣教对象，无论是基督徒、犹太人、还是多神教徒，大多是具备真主实有和后世存在的信仰根基的，因此无需哲学思辩，纯粹的信仰引导足亦。而今天我们中国的阿訇面对的是普遍缺乏这一信仰根基的无神论者或怀疑论者，因此，适当的哲学思辨是必须的。否则的话，或许幼儿园的孩子提出的问题都可能暴露我们的知识缺陷，比如真主创造了宇宙，那么谁创造了真主？《圣训》中早有这一置疑，先知要求当时的穆斯林回避这一质疑，且认为这是恶魔的挑衅。那时的回避是为了安全，因为对此问题只有用哲学思辨的方法才能让挑衅者臣服，而当时的穆斯林尚不具备哲学思辨之能力，而在今天，回避只能意味着逃避，因为，哲学思辨早已不是古希腊人的专利，早渗入到了每个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空间之中。 《信仰的历程》一书中说：“哲学是不同于诸海的一座大海，涉水者往往在岸边遇到危险或失足，却在深海中得到安宁和信念。”身为阿訇，我们不仅要了解哲学，还要掌握它，通过哲学思辨坚定我们的脚步。既然西方的哲学家，本身就是神学家，我们的阿訇们为什么要回避哲学呢？ 上一篇：刘学强：博四男生的困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