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执是坚持成见、不懂变通的心理现象。在日常表现为缺乏大局观、民主观,一意孤行，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偏激是指思想、主张、言论、行为等过分、过火，有失中肯或是超出大众的理解接受范围，无法为大众所接受和认同。

今年4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大选获胜后，签下一份关于约旦河西岸的吞并计划。按该计划内容，以色列单方面宣布对约旦河西岸约30%的领土拥有“主权”。内塔尼亚胡声称该计划是以色列的“重大历史机遇”，虽然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对此表示反对，但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政权的大力支持下，以色列目空一切，我行我素。此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该计划做出强硬回应，强调“我们不允许把巴勒斯坦转让给任何人”，并表示坚决支持巴勒斯坦的国家主权。

凡是提出平等思想的古代哲学家都被誉为开明和进步的思想家﹐从欧洲早期启蒙运动直到今日西方开放社会﹐人们所向往的最高理想是平等﹑自由﹑博爱。 平等被列为第一位的重要理想目标﹐但是﹐三百年来进步甚微﹐多数是表面文章﹐或象征性地树立几个典型﹐社会上不平等的现象到处存在﹐因此﹐平等仍旧是理想主义者的口号。今日世界上﹐找不到一个真正平等的地方﹐甚至以平等和公正为标志的伊斯兰国家也似乎没有例外地随波逐流﹐被卷入了“全球一体化”的国际社会。 不平等虽说是不正常﹐因为太普遍﹐无处不有﹐也就被认为是正常了。 穆斯林社会景象黯淡﹐精神不振﹐根本的原因是丢失了先知穆圣时代最初传播的正道精神﹐其主要内容之一﹐是人人平等。 真主派遣的最后使者﹐在世界最黑暗的地方阿拉伯半岛﹐根据真主的启示和经

朝觐，是伊斯兰信仰中五大基本功课之一，每一位有经济实力和体力的成年穆斯林都负有奔赴麦加朝拜的宗教义务。6月23日，沙特阿拉伯官方宣布将把今年麦加朝觐人数控制在千人左右，不接受境外穆斯林朝觐，此外，疫情下的特殊政策还包括65岁以上穆斯林不能参加朝觐、所有朝觐者在完成朝觐仪式后必须自我隔离、每日监控所有朝觐者的健康状况等。换言之，对全球近18亿穆斯林而言，今年的朝觐，已在新冠肺炎的威胁下被迫取消。对于那些已经举意在今年完成朝觐并做好相关准备的穆斯林而言，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但是，包括他们在内的全球绝大多数穆斯林都支持这一决定，毕竟，这场疫情是源自真主的考验，我们无能为力，只能祈求真主的宽恕、怜悯与援助。

当病毒在全球蔓延，有人在煽动仇恨与偏见，而有人正携手抗疫。周三（3月25日），一张在以色列拍摄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火了：一名犹太人与一名穆斯林在救护车前背对背祷告，一个面向耶路撒冷，一个朝着麦加。而在这15分钟的祷告前后，他们都有同一个方向：抗疫前线。

3月15日，是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枪击案一周年纪念日，虽然新冠病毒肆虐，新西兰民众依旧组织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纪念逝者，抗击伊斯兰恐惧症。2019年3月15日，一名枪手闯入新西兰基督城的光明清真寺和林伍德伊斯兰中心进行攻击，共造成51人死亡，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定性该事件为恐怖袭击。在周年纪念日正式开办前，阿德恩总理于13日前往基督城参加了当地清真寺主麻聚礼。期间，阿德恩总理发表讲话称，基督城清真寺枪击事件彻底改变了新西兰。主麻聚礼之后，阿德恩总理在基督城召开记者发布会。她指出，自去年清真寺枪击事件爆发以来，新西兰人民与穆斯林群体的交流与理解与日俱增，新西兰政府不断加强与穆斯林社区的合作，共同抗击种族歧视、伊斯兰恐惧症以及仇穆、仇伊运动。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多边机制之一，G20拥有应对全球性危机的经验，只要摒弃单边思维，就能在此次疫情中发挥出合力作用。3月26日晚，G20历史上的首次视频峰会召开，G20成员领导人及疫情较为严重的西班牙、瑞士、新加坡等部分非G20领导人出席。这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参加的首场重大国际活动。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疫情正在全球蔓延，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呼吁G20成员采取共同举措，提振世界经济复苏士气。截至北京时间3月26日6时，根据已公布数据，全球确诊总人数已突破46万人，超过两万人死亡。面对疫情的不断扩散，国际社会急需协商沟通，就全球抗疫作出部署。G20人口占全球三分之二、GDP占全球85%，对于推动联合抗疫至关重要。

截至3月18日晚，柬埔寨共确诊37个新冠肺炎病例，其中21名感染者为穆斯林教徒。在陆续的柬埔寨籍穆斯林教徒被确诊后，由于担心引起聚集性感染，柬埔寨穆斯林教也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中。不少政客和民众指责穆斯林教徒把新冠肺炎病毒带进柬埔寨。这种谴责和批评引起了各界极大关注，随着对穆斯林教徒的指责和批评声愈发激烈，不少人也在担心会造成民族分裂或宗教冲突。

那么，在伊斯兰教经典中，非穆斯林究竟处于什么地位？按照伊斯兰教义教法，穆斯林应该怎样对待非穆斯林？如实地准确地阐释这些问题，对于消除对伊斯兰教的误解或偏见，促进不同信仰者之间的了解和交往，进而推动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具有显见的价值。

人类学关于回族特殊性族群的研究经历了从过去关注其“特殊”到当下关注其的转变，近些年来常常被表述为是一种“边缘回族”。然而，现代民族并非是不存在历史逻辑的，反之会忽略掉在民族识别之前所经历过的重要文化遭遇。文章借用“文化复合性”的概念，对高村回族的“彝回”历史进行解读，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彝回”族群的复合性身份是彝族文化与回族文化相互达成的重叠共识，而当下所呈现出来的现代身份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历的“回族化”与“全球化”的结果而已。这种“文化复合性”的方法，即既承认彝族与回族的民族边界又能在两者中实现超越的视角，将有利于我们更为真实地回答出回族特殊性族群关于“我们是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