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突然提高全国性宗教工作会议的规格，这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宗教工作会议大多由宗教事务局局长主持。像2011年至2015年的全国性宗教工作会议，都是由大陆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主持召开，同时新闻联播罕见地对此会议针对性报道了15分钟。

 

毫无疑问，宗教工作会议规格的突然提高不可能事出无因。开国少将蔡长元之子，著名政治爆料人蔡小心对此在微博上表示："最近，总指挥以罕见的严厉口气批评绿教极端化，尤其是重点点名了新疆、宁夏、甘肃的临夏。"无独有偶，被国内部分人士目为宗教情节很重的国家民族委员会主任王正伟在任期未满的情况下，即面临去职。如果再联系到宗教工作会议上宁夏代表，作为仅有的四个与会省级发言者，那么，就能够证明蔡小心的话并非无的放矢。

事实上，伴随着国际恐怖主义的不断蔓延，以及西部人口结构的变化，在中国的西部新疆、甘肃和宁夏等地，宗教影响力正在显示出愈来愈难以控制的局面。

首先，在国际恐怖主义不断扩散的推动下，中国部分地区的宗教正在走向极端化，甚至出现阿拉伯化的倾向。

受国际宗教化思想的熏陶，国内部分穆斯林聚居区正在出现生活宗教化特性，继清真餐厅之后，清真银行，清真厕所，清真超市，清真澡堂等不断出现，形成了以清真寺为中心、高度自我组织化的特殊居民区。

西部地区宗教则脱离了本土化，出现了阿拉伯化的倾向。新建清真寺不再是中国传统建筑模式，而是以阿拉伯式为主；在宁夏，阿拉伯语在公共领域与出版领域逐渐以民族语言而非外语的面貌出现；而阿拉伯语学校和布卡罩袍女装的大量涌现，无不标志着该地区宗教化程度的加深。

由甘肃省临夏州政府鼎力支持的影片《情定临夏》则引发了国内舆论的热议。在这部影片中，出现了大量未成年人参与宗教的画面，并以布卡罩袍作为民族女装。该片被大陆部分网民认为是"宗教影片"，而此片导演尹哲的宗教言论则加深了这一舆论印象。

其次，中国西北部分地区的宗教团体已经具备了基层行政能力，部分地方政府面临被宗教组织架空的危机。根据临夏城市生活综合门户网站的报道，甘肃省临夏州东乡县汪集马奇清真寺宗教人员，曾因为电视节目中存在不符合教法内容，收缴当地居民家中的电视机，予以销毁；云南沙甸宗教人员，也曾在沙甸地区以教义为名，在该地区强行推行禁酒令，并清除民间存酒；2015年，西宁爱里食品超市因运货车中存有部分猪肉制品，被当地宗教人员组织民众打砸，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在以上事件中，当地基层政府不止一次地默认甚至配合宗教人员的“执法”行为，宗教已经显示出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的政治权威，甚至拥有比政府更强的民众管制力。

最后，中国西北部分地区的人口结构，面临着宗教化结构质变的危机，甚至很可能出现车臣化、科索沃化的严重后果。由于一些宗教组织的军事化动员能力，使得这些宗教人群在司法、经济、社会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非宗教人员则相比弱势，这种情况下，非宗教人员的宗教化，或者逃离就避不可免了。

根据大陆民委主任王正伟的说法，在宁夏回汉杂居的村子里，汉族已经完全按照回民的习惯生活。同样，根据《纽约时报》中文网新疆喀什人王茜的文章《把我知道的新疆说给你听》，由于担心恐暴，大量汉人不得不回流内地，造成新疆汉人锐减；而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杨方，则认为由于计划生育加剧了不同族群间的生育率不同，新疆地区族群结构在未来很难保持稳定。

1991年，苏联刚刚解体的时候，俄罗斯族尚占车臣人口的一半，然而随着车臣暴乱不断，当地俄罗斯人不断逃离，车臣最终不可逆地形成了完全以宗教族群为主的人口结构，即便俄军击败当地的分裂武装，现在也只能依靠贿赂卡德罗夫的独立王国来维系局面；塞尔维亚族发源地科索沃的宗教化过程同样类似。而从长远来看，中国西北地区人口出现宗教化的质变并非天方夜谭。

所以，习近平以极高规格召开宗教会议，绝非无的放矢。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宗教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也是最深层的问题之一。解决这一问题，不仅仅需要相当大的智慧和勇气，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包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化狂风为细雨，最终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