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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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23 10:11:08 【来源:】 点击:

  任何宗教在进入一个新的地区时,都面临着保持自我特性与顺应当地文化的选择,由此形成了宗教文化的多样化。同一宗教在不同地方的独特表现,也成为当地文化的特色。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文化。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程

  伊斯兰教生活方式融入中国传统社会。

  伊斯兰教对穆斯林的生活有较为严格的要求。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伊斯兰教逐渐形成了许多适应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有饮食习惯的坚持,有服饰方面的变化,也有清真寺建筑形制的变化。例如,中国的清真寺长期以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风格,既保留了清真寺大殿、讲堂、沐浴室、望月楼等功能,又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砖混结构、四合院形制等中国特色,以适应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每当走进北京牛街礼拜寺,千年古寺中保存完好的清代匾额、宋制窑壁,都演绎着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程,成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重要史料。

  伊斯兰教在中国“二元认同”的实践。

  积极融入中国本土文化体系并使二者有机结合,是外来宗教中国化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经历孔子取“仁”、孟子倡“义”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基本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特色。儒家“中庸”思想倡导“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并蓄。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其发展一直伴随着两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过程。明朝时期陈思的《来复铭》在认识论、人性论以及宇宙观方面积极融会北宋张载学说,同时并入周敦颐《太极图说》的结构与观点,来阐释伊斯兰教义。清初穆斯林学者王岱舆在其著作《正教真诠》和《清真大学》中,运用了儒学概念和范畴,并在构建本体论时吸取了宋明理学动静体用等概念和思想。清初另一位穆斯林学者刘智在《天方性理》序中写道:“恍然有感于天方之经,大同孔孟之旨也。”王岱舆、刘智等明清时期的穆斯林学者,深谙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是相通相容的。正是在这一时期,“以儒诠经”运动的开展、经堂教育的创立、门宦制度的形成,都标志着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在进一步加深。

  总之,伊斯兰教中国化不仅是伊斯兰教自身适应中国社会的过程,也是穆斯林既认同伊斯兰教文化、又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这种“二元认同”形成了唐宋以来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特征。这种文化相通、义理相近、互融互动的“二元认同”,使得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来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历程虽缓慢但不停滞,虽有异议但不影响融合。

  伊斯兰教得到历代政权的接纳与认同。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时,穆斯林人口不多,且多做贸易,能够充实唐朝经济,填补国家税收。出于经济贸易的考虑,唐代对外国人实施了多种优惠政策,包括“不得加重税赋”、“任其自由贸易”、“允许色目人参加科考”等政策。政府的宽容使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开端非常顺利,也吸引了更多穆斯林来华定居。元明时期,仕宦穆斯林居多、身份高于汉人的事实,使穆斯林人口在元代发展迅速。穆斯林居于朝廷当中,也便利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政府设立了“回回哈的司”管理伊斯兰教事务,伊斯兰教正式纳入了政府宗教管理范围。明代,回回仕宦以及武职官员较多,且后蒙势力与明朝政府交往需要回回仕宦从中斡旋沟通。所以,明代产生了伊斯兰教官寺制度。同时,也给予回回更多的优惠政策与措施,加快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脚步。清代对待伊斯兰教的政策基本是“齐其政不易其俗”。但是,清代中后期,社会形势发生变化,这项政策失去内在平衡,中国伊斯兰教迈入历史以来的低谷时期。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倡导“五族共和”,当时回回民族作为全国穆斯林的代表,被孙中山先生视为国家重要一员。新中国成立后,宗教信仰自由被写进了宪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全面贯彻落实,信教群众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身份得到国家的认同,穆斯林深受感召,秉承“爱国爱教”的传统,积极投身国家建设,为早日实现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当前伊斯兰教中国化面临的问题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同文化和知识的获取更加便捷,人们的思维方式也更加活跃。对中国伊斯兰教而言,面临对国际伊斯兰教的进一步了解和对中国伊斯兰教的重新认知,面临恐怖主义和极端思想的影响,这些都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

  首先,国际极端思想泛滥,对国内产生一定影响。“新泛伊斯兰主义”呼吁加强合作、维护世界穆斯林共同利益的同时,宗教极端派别继续把伊斯兰化推向世界,反对西方、反对世俗化和现代化,推进泛伊斯兰化。国际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反对西方文化,鼓励暴力与采取圣战,对不信道者使用歧视甚至消灭手段。极端恐怖主义假借伊斯兰教之名宣扬和推行定叛、圣战、迁徙圣战等观点和做法,将极端思想推向高潮,导致宗教与社会矛盾加剧,事端丛生。这些思潮,随着网络和国内外的交往,或多或少被带入中国,对中国伊斯兰教的优良传统带来一定的冲击,滋生不稳定因素。

  其次,极端势力的崛起带来一系列问题。在国内,极端思想与分裂势力的结合,宗教极端、民族分裂、暴力恐怖主义三股势力一直在新疆兴风作浪,新疆政治稳定遭遇很大考验,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国际上,“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种种极端暴行令人发指,这些打着伊斯兰旗帜的恐怖分子,对国际、国内的稳定都带来很大隐患,也对伊斯兰教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再次,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学思想建设仍需加强。中国伊斯兰教在国际伊斯兰教的地位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相匹配,经学研究人才匮乏。对于经典的学习和阐释,多是采用拿来主义,缺乏自己的观点和著作,容易给极端和激进思想的传播留下可乘之机。

  继续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思考

  随着对外交流交往的增强,中国伊斯兰教界更加感受到团结和谐的重要性,对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坚定。但也有极少的穆斯林模糊了判断标准,主张所谓的“阿拉伯化”。这种逆中国化方向而动的思想是需要深刻反省、高度警惕的。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应该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界共同的责任。

  首先,要引导广大穆斯林群众旗帜鲜明地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一是要继承中国伊斯兰教的优良传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服从历代中央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体现。要坚持中国穆斯林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优良传统,对各种伊斯兰教的思潮进行甄别,既要坚持“五功六信”的基本教义,又要积极适应社会发展,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方向。二是要珍惜这个时代。当前的中国为伊斯兰教中国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良好的环境,伊斯兰教界当深研历史、感恩现在,高举爱国爱教旗帜,结合中国特色,发展伊斯兰教文化,积极投身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之中。三是要发扬历史上如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徳新、王浩然、马松亭等穆斯林前辈的优良传统,坚持经汉双修,身体力行,起带头作用,进一步促进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次,要重视伊斯兰教经学人才的培养。中国伊斯兰教界要积极争取各方支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为教职人员研习宗教经典、历史文化、社会科学知识和社会问题创造条件,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和造就一支热爱祖国、接受党和政府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宗教学识、立志从事宗教事业,并能联系信教群众的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中国伊斯兰教的健康发展,才能保持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正确方向。

  再次,要加强“中道”思想研究。历史的经验与当代的实践为我们揭示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来的进程,同时出现两大理论成果:明清“回儒”思想体系的完成和当代“中道”思想研究。中道是伊斯兰教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强调做任何事情不偏不倚,不偏激、不极端,不“过”或者“不及”。这一原则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穆斯林把“中道”思想与“中庸”相结合并付诸实践,形成了温和、理性的可贵品格,并一直秉承这一优良传统。如果说极端思想是一把锁的话,“中道”思想恰恰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我们必须加强“中道”思想的研究,提高反对极端、抵御渗透的能力。

  在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中,需要国家层面上的引导和支持,更需要伊斯兰教界内部的自觉和行动,从自身做起。相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中国伊斯兰教一定能够在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有力的步伐。

  (作者单位: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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