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市城东区回族教育发展现状的人类学调查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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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06 21:04:40 【来源:《民族研究》】 点击:

学术界对西部民族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和牧区的民族聚居区,忽略了对西部城市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现状的关注。事实上,在西部城市中,部分少数民族的教育发展水平与所在城市的整体教育水平存在巨大的落差,尤其是随着大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这种差距有拉大之势。城市作为现代化象征和知识经济中心的形象,掩盖了城市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滞后的社会事实,同时也遮蔽了学术界的目光。本文以西宁市城东区的回族社区为个案,基于实地调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试图对此做一全面探讨。

  一、西宁市城东区的族群地图与回族社区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西宁市总人口1,979,200人,有37个民族,其中汉族1,472,723人,占总人口数的74.41%;少数民族506,477人,占总人口数的25.59%。少数民族主要有回族、藏族、土族、满族、蒙古族等,反映出这个高原城市多元民族文化的突出特点;其中回族人口是326,860人,占西宁市总人口数的16.51%,占西宁市少数民族总人口数的64.54%,占青海省回族总人口数的39.69%(青海省有回族人口823,463人),表明回族是西宁市第二大民族,是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西宁市下辖4区3县,各区县均有回族分布,主要集中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和城东区。

  在西宁市4个城区中,城东区是西宁市的老城区,人口最多(296,154人),也是回族人口最集中最多的城区,回族人口有87,257人,占城区回族总人口数的70.62%;城东区有清真寺28座,占城区清真寺总数的63.64%。

  二、城东区回族与其他民族教育发展水平的比较

  第一,6岁及6岁以上未上过学的人口的比较。这部分人口在城东区的回族、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中的比例是最高的,分别是19.75%、34.13%、32.56%和26.21%,比城东区的平均比例10.04%分别高出9.71、24.09、22.52和16.17个百分点,又分别是比例最低的满族的10倍、17倍、16倍和13倍。显而易见,在西宁市城东区9个主要的民族中,汉族、蒙古族、藏族、土族、满族的文盲率(主要指汉字识字率)均低于城东区的平均值,而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的文盲率又远远高于他们。

  第二,小学、初中、高中学历人口的比较。在城东区9个民族的小学学历人口的比较中,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受过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例排在前四位,分别是37.79%、49.10%、32.05%、30.23%,均高于城东区的平均值(27.06%)和其他5个民族。从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这4个民族的不同学历层次的人口构成来看,接受过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例也是最高的,从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学历层次依次排序,回族分别是37.79%、30.68%、6.62%、1.42%、1.33%、1.46%、0.014%;东乡族分别是49.10%、8.08%、3.29%、0.30%、1.20%、1.80%、0.00%;撒拉族分别是32.05%、17.95%、6.73%、4.60%、4.45%、7.12%、0.099%;保安族分别是30.23%、23.26%、4.65%、4.65%、0.00%、2.33%、0.00%。在这4个民族中,小学学历和初中学历人口的总数都分别超过了其民族人口总数的50%。但从民族之间的比较来看,在9个民族中,具有初中学历的人口比例排在前四位的民族分别是汉族(35.59%)、回族(30.68%)、满族(27.09%)、保安族(23.26%),东乡族排在最后,仅为8.08%,撒拉族排在第五位(17.95%),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的初中学历的人口比例均低于城东区的平均值33.39%。高中学历的人口比例最高的前四位是满族(24.92%)、汉族(18.77%)、蒙古族(14.08%)、藏族(10.46%),而排在倒数四位的民族是东乡族(3.29%)、保安族(4.65%)、回族(6.62%)、撒拉族(6.73%),都低于城东区的平均值14.98%。比例最高的满族分别是回族的3.7倍、东乡族的7.6倍、保安族的5.4倍、撒拉族的3.7倍。

  第三,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较。在9个民族的中专学历人口中,排在前四位的是藏族(15.00%)、蒙古族(10.28%)、满族(8.58%)、汉族(7.12%),排在最后四位的是东乡族(0.30%)、回族(1.42%)、撒拉族(4.60%)、保安族(4.65%),均低于城东区的平均值5.60%,排在第一位的藏族是回族的10.6倍。在大专学历的人口中,排在前四位的民族是土族(15.08%)、藏族(12.66%)、蒙古族(12.09%)、满族(9.67%);排在倒数四位的是保安族(0.00%)、东乡族(1.20%)、回族(1.33%)、撒拉族(4.45%),都低于城东区的平均值5.32%,最高的土族是回族的11倍。在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口中,排在前四位的是土族(37.31%)、藏族(26.48%)、蒙古族(26.42%)、满族(7.28%),排在最后四位的是回族(1.46%)、东乡族(1.80%)、保安族(2.33%)、撒拉族(7.12%),后四位中除了撒拉族之外,都低于城东区的平均值2.84%,作为西宁市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的回族排在了倒数第一,排名第一位的土族是回族的25.6倍。在研究生学历的人口中,排在前四位的是藏族(0.894%)、土族(0.330%)、蒙古族(0.173%)、撒拉族(0.099%),排在最后四位的是东乡族(0.00%)、保安族(0.00%)、回族(0.014%)、汉族(0.030%),除了撒拉族之外,东乡族、保安族、回族都低于城东区的平均值0.043%,排名第一的藏族是回族的63.9倍。

  总体来看,在西宁市城东区9个主要民族的人口学历层次构成中,从高中学历到研究生学历,以回族为主体的4个穆斯林民族人口的学历层次都排在最后,不仅与其他5个民族存在巨大的落差,而且也低于城东区的平均水平。明显的趋向是学历层次越高,回族高学历的人数越少,与其他民族的差距越大,这深刻地反映出西宁市城东区回族教育发展严重滞后,成为城市教育发展的一块“低地”的现状。

  三、城东区回族教育发展滞后原因的调查、分析与建议

  本次抽样调查主要在西宁市昆仑中学、第三中学和回民中学进行。在昆仑中学主要调查了高一、高二年级的69名学生(其中男生33人,女生36人);在第三中学主要调查了高一年级的35名学生(其中男生13人,女生22人);回民中学只有初中,主要调查了初二年级的81名学生(其中男生38人,女生43人)。本次抽样调查共调查学生185人,采取的方式是问卷调查,当场发卷、答卷、收卷,凡参加的学生均以班级、年级为单位,未经任何挑选,因而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共下发185份问卷,收回185份问卷。同时调查了370个家庭及学生家长(年龄在34-49岁之间)的情况,走访了西宁市教育局、城东区教育局、昆仑中学、回民中学和西宁市第五中学、第三中学,并且对教师、学生家庭、清真寺的伊玛目等作了访谈。

  根据城东区教育局提供的小学数据来看,城东区的回族学生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升入普通初中的比率均与全区基本相同。但初中、高中阶段差别显著。据笔者在学校的调查,初二、初三阶段的回族学生辍学率明显地比较高,主要是学习跟不上、对学习没有兴趣,由此造成回族学生高中升学率低,尤其是考入重点高中的回族学生比率更低,越是重点的高中回族学生的数量越少。就西宁市6所中学的学生统计来看,按西宁市少数民族人口的比率,回族学生就读于重点高中的比率远远低于藏族、土族和蒙古族。而且在高中的回族学生中女生又多于男生,如昆仑中学(是西宁市回族学生最多的中学)初中有回族学生617名,其中女生是304人,占49%;高中有回族学生251人,其中女生就有143人,占57%。在第三中学初中有回族学生181名,其中女生是96人,占53%;高中有回族学生32人,其中女生有25人,占78%。而且从上述两所中学的情况来看,回族学生考入高中的学生不到50%。由此可见,城东区回族学生的升学率是很低的,对此笔者运用教育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对可能影响学生学习的因素从家庭、学校、社区、观念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调查、分析。
第一,从家庭方面的调查来看。从学生家庭背景的调查来看,学生父亲的职业大多数是个体户、工人、打工者,其中从事个体经商的最多,占到了72.43%,工人次之,这三项共占90.8%。在知识职业领域的教师、科研人员、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人数非常少,三项只占9.18%,其中教师1人,科研人员为0。同时,学生父亲的学历绝大多数不高,初中文化程度的最多(占41.62%),小学次之(占24.32%),再次之是高中(占21.08%)、文盲(占4.32%),这四项共占所调查人数的90.28%;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仅占7.02%。从职业与学历两者的关系来看,正是因为学生父亲的学历低,决定了他们的职业构成以商业和体力劳动为主,而在知识领域绝对数偏少,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同样,学生母亲的学历也是如此。初中学历的最多(占30.27%),小学(占27.57%)、文盲(占20.54%)依次次之,具有高中学历的仅占14.05%。与父亲的学历相比,母亲的文盲人数明显偏多,这四项共占92.43%。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仅占3.78%。正是这样的学历构成决定了她们的职业主要集中在个体户、家庭主妇、工人三个领域,此三项共占所调查人员总数的90.27%,在教育、科研领域仅占0.54%。另外,家庭主妇多的另一原因是受回族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观念的影响。

  回族学生的父母受教育的程度与西宁市普通家庭父母的受教育的程度相比同样存在较大的差距,从印德民老师对西宁市第三中学的初一、初二学生的父母文化程度所做的调查来看,仅以回族学生父亲的学历做比较,高中学历回族低26个百分点,专科学历低12个百分点,本科学历低7个百分点。

  但调查又反映出大多数家庭关心、支持孩子上学。被调查的学生95.68%的人认为自己的父母支持和很支持自己上学;95.14%的家庭当孩子需要买学习辅导材料或文具时,父母都很情愿或情愿;91.36%的家长很关心或比较关心孩子的期中、期末学习成绩。这一点与笔者在城东区的家庭访谈中了解的情况基本一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宁市的回族、撒拉族开始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不少家庭为了孩子的学习,情愿多交钱把孩子转到教育质量好的小学或中学去上学。

  从以上的综合分析来看,回族学生的家庭背景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学生父母主观上、客观上都比较支持、关心孩子的上学和学习。

  二是学生父母学历层次普遍较低,家庭知识资源贫困。这导致多数家庭不能为上中学的孩子提供课堂以外的学习帮助,如孩子在家里学习遇到困难时,父母无法及时提供帮助,孩子只能在家庭以外寻求支持。调查表明,家庭对孩子学习困难能提供帮助的只有34.31%(对于没有姐姐、哥哥的家庭,能够从父母那里得到直接帮助的只有26.62%),而65.69%的帮助在家庭以外寻求,其中以“问同学”和“第二天找老师”的最多。因此,这一因素成为制约、影响孩子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面对这种家庭学习环境的不足,父母又没有提供额外的补偿手段,如聘请家教等。调查显示77.84%的家庭没有给孩子聘请过家庭教师。这一比例相当于学生在家庭以外所寻求的学习帮助的比例。另据走访调查,家庭知识资源贫困的另一个表现是城东区回族83.56%的家庭没有科普、文学等类的藏书。
三是回族、撒拉族家庭中,个体户、经商者多是另一突出特点。在笔者所调查的185个家庭中,父母是个体户、经商者的有168个,占90.81%。在这些家庭中,经常帮助和偶尔帮助父母从事经营活动的学生占到了70.24%,男生较女生的比例高。这样的家庭环境一方面在物质上为学生的上学提供了经济支持,另一方面也成为影响学生学习的重要因素。据被调查的中学老师反映,不少学生因为起早贪黑地帮父母摆摊设点,经常上课迟到、打瞌睡,甚至不少家长找借口给孩子请假帮助他们经商。这一因素也是造成初二、初三的回族、撒拉族男生辍学多和高中男生比例低于女生比例的重要原因。

  四是学生家庭经济贫困者占了相当的比例,成为影响学生学习的重要因素。据第三中学的朱校长反映,经济贫困、下岗职工多、个体户收入低是影响回族学生学习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也被调查所证实。在被调查的学生中,父亲下岗的占了61.54%,母亲下岗的占了59.26%;43.64%的学生因为家庭经济贫困无法聘请家教,51.96%的学生认为学校收费太高。家庭经济贫困的另一个表现是很多家庭为了生计,不得不让孩子经常或偶尔请假、旷课帮助挣钱。不少家庭住房太小,孩子没有自己的学习空间。此外不少“问题学生”与家庭离异、家庭不健全也有很大关系。

  第二,从学校方面的调查来看。据笔者走访,西宁市昆仑中学、回民中学在硬件设备上与重点中学的差距比较大,在师资配备上也有一定的差距。这方面需要政府加大经费的投入和师资力量的调配,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在教师对工作的敬业态度方面,被调查的学生认为89.73%的教师对工作是负责敬业的。另据对老师的访谈,很多学生的小学基础没有打好,从而产生连锁反应,影响了初中阶段的学习,乃至高中升学率、高考升学率。尽管在高中录取时,降低20分录取这些少数民族学生,但仍有一大批因考试成绩太低无法进入普通高中继续学习。另外,回民中学虽然回族学生占到了89.06%,但在课程设置方面,因材施教的民族文化的课程却一门没有,与其他非民族中学实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第三,从文化传统与观念方面的调查来看。西宁市城东区是回族穆斯林聚居的一个城市社区。在笔者调查的185个家庭中,有179个家庭都是族内通婚,占96.75%,只有6个家庭是族际通婚的,仅占3.25%。在这里社区和家庭是传统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也是儿童完成社会化的文化空间。在调查的370位成人中,经常在家里或清真寺里做礼拜的占91.21%。

  正是受此社区和家庭文化的启蒙和教育,调查显示98.38%的学生表示信仰伊斯兰教。由此看出,伊斯兰教对西宁市的回族家庭和学生有着巨大的影响。从学生对“你认为伊斯兰教是否鼓励学习科学文化”这一问题的回答的统计来看,94.05%的学生认为伊斯兰教鼓励学习科学文化(仅有2.16%的学生回答不鼓励),甚至不少学生在问卷上举出伊斯兰教经训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如圣训:“求知是穆斯林男女的主命”,“学习从摇篮到坟墓”等。这说明不少学生对自身的文化传统不只是停留在文化的感性认识上,而且有较深的理性认识。由此看来,回族的实质性传统(substantive tradition)不是造成回族穆斯林学生“低升学率”的一个观念因素,而是一个潜在的积极因素。

  通过对学生上学的人生理想这一问题的调查(要求学生笔答),94.61%的学生回答上学的理想是“上大学”(占42.70%)、“做一个对民族、国家、社会有用的人”(占16.77%)、“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找一份好工作”(占17.30%)、“挣钱改善父母的生活条件”(占17.84%),反映出学生具有良好的心态和积极、健康向上的人生价值取向,这一点对学生的学习同样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通过以上的调查分析,可以看出影响城东区回族教育发展以及学生升学率的主要原因除了学校的客观因素以外,从调查对象本身来看有三个方面:家庭、贫困文化意识和教育过程中的文化不适。

  首先是家庭因素。家庭是大社会系统中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的中心环节,它作为人生的第一课堂,是孩子产生原始的自我感觉以及形成基本的身份、动机、价值和信念的材料库和语境。因为家庭环境除了物质环境条件以外,家庭成员相互的态度和感情、家庭气氛以及家庭成员的兴趣与活动、父母的指导和暗示……这些家庭环境因素影响着儿童的独立与依附、消极与积极、友善和对抗、创造与因循等人格的发展。在学生的成绩与环境因素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儿童的家庭环境,教育学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在对孩子的学习影响方面,家庭是邻居和学校两者影响之和的两倍。对于西宁市回族来说,导致回族教育滞后、孩子升学率低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出在家庭这个中心环节上。
 一是家庭父母文化程度普遍低,家庭知识资源贫困。在家里父母不能给孩子的学习提供额外(学校以外)的学习支持,尤其是这种家庭背景的“不足”又没有得到有力的弥补,如聘请家庭教师等,从而使孩子的学习始终只依赖学校的支持而处于被动状态,加之因老师布置的课外作业不能及时完成,受到老师的多次批评,从而伤了学生的自尊心,打击了学习的积极性。二是家庭父母不能重视孩子日常学习的引导、管理,学生没有良好的家庭学习氛围。大多数学生家长是个体经商者,家里充满了商业气息,而没有滋养孩子心志的学习气氛。尤其是父母经常或偶尔要求孩子帮助他们从事经营活动,如看守货摊,帮助售货等,不仅占用了孩子的学习时间,而且潜移默化地滋生了孩子急功近利的意识,消磨了孩子追求远大理想的心灵激情。父母整天忙于生意,又没时间经常与老师就孩子的学习进行沟通,使孩子处于放任自流状态。

  其次,家庭知识资源贫困的背后是长期积淀的贫困文化意识。长期的家庭知识资源的贫困衍生为轻知识、不重视教育的贫困文化意识,当这种贫困文化意识与不需要太多知识的小商小贩的生计方式板结在一起时,就形成了一种作为亚文化的作茧自缚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并形成代际传承——一种“由家庭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这一点表现在西宁市城东区的不少回族家庭父母的认识方面,如“不上学,考不上大学也能做买卖挣钱”的观点就是突出的反映。

  这种观念也影响了许多上中学的回族男生,甚至可以说通过父母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这种观念成了孩子思想的一部分。很多学生在学习上,一旦遇到困难、学习成绩不好或挨老师的批评,就会自然以此为借口辍学去做生意,缺乏知难而进的拼搏精神。正是这种长期积淀的贫困文化意识造成了回族社会的一种“文化悖论”现象,一方面是作为回族传统的伊斯兰教将受教育、学习知识视为“主命”,另一方面,在虔诚的回族人身上表现的却是不重视孩子的文化教育,漠视教育的重要性,从而造成回族重视教育、学习的传统精神价值的文化萎缩。笔者曾于2000年与兰州国智公司家教服务中心合作,在兰州市两个回族社区开办廉价的社区家教学习班,实践过程中,笔者深深地感到,贫困文化意识是回族教育发展的内在精神障碍,仅仅依靠外力解决家庭知识资源贫困的问题,而不解决精神上的贫困文化意识,回族教育就不会有长足的发展。

  再次,教育过程中文化不适是影响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的又一重要因素,而且是一个深层次的文化问题,也是教育界长期忽略的问题。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文化决定教育,教育又是文化的生命机制,文化通过教育而传承,文化及其文化价值预制了教育的目的、方向、内容及模式。一旦教育的目的、方向、内容及模式与受教育主体的文化及其文化价值产生了冲突,就必然出现文化不适。与文化不适相对应的是文化适应(enculture),文化适应亦称濡化,是文化延续和个体社会化的基本过程。濡化的程度和质量关系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吸收、新文化的创造等重大问题,也关系到个体的发展是形成良好的自我同一性还是导致角色混乱、丧失自我的人生重大问题。本尼迪克特通过对教育的文化功能的研究指出,一旦教育传递的传统文化同实际生活不一样,一旦青年不同旧传统发生关系,一旦社会某一阶层不遵从传统的社会规范,文化不适或文化适应的困难就会导致文化危机的发生。导致文化不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文化的非连续性,突出的表现是非本土文化对本土文化的截击,家庭(或社区)教育与学校教育在文化传承上的割裂等方面,一般体现在学校教育过程中的文化强加和同化式的教育。盖伊等人对西非克佩勒人的教育个案研究对此作了最好的注脚。

  在对城东区回族教育的调查中,我们同样发现这种文化不适问题。学校特色仅体现在一块牌子和校领导上(校长为回族),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方面没有任何体现,连基本的必修或选修的回族历史文化课都没有开设。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教育方式缺乏回族特色,不能适应回族群众的心理需求,教育内容缺乏同回族经堂教育的承接,使回族群众觉得学校教育同本民族关系不大,学习内容大都是汉民族的一大套道理,对自己民族起码历史常识一点也不教授。这使得很多回族群众对国家义务教育缺乏一种亲近感,影响了送子女入学的积极性。”“学校里即便充满了回族子女,顶多是教育回族。”因此,正是文化载体(学生)与其生活、学习的校园文化、学习的内容存在着巨大的断裂,家庭与学校、社区与社会在文化传承、文化心理认同上存在着割裂——表现在教学内容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颉颃——导致学生心理上的文化不适及其文化归属感的沦陷,产生被动的文化防御心理和潜意识中对客体(所学知识)的拒绝。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潜在地影响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亦如有学者指出的:“学校存在着文化冲突,即以老师为代表的大社会文化与学生同辈文化之间的冲突。民族学校的学生也处于这样的一些冲突之中,包括本民族文化与大社会文化、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之间的冲突。民族学校如不能认真对冲突现象加以诊断和协调,使其减少到最低限度,则将有可能导致学校教育的失败。”显而易见,以回民小学、回民中学为载体的回族教育模式中所存在的文化不适的矛盾就存在于整个教育过程中,这一矛盾集中体现在教育过程中的“经”、“学”二者不可得兼的二难困境,在具体的教育实施过程中,这一涉及教育本质的问题。“经”与“学”的二难问题在表层上是民族教育与国民教育能否得兼的问题,在深层次上是一个关涉教育的文化问题,而这一点被回避或遮蔽了。孩子是受教育的主体,是一个被动的主体,他(她)不能选择家庭、社区和学校,“经”与“学”的对立表现在以家庭和社区为主体的初始社会化(primary socialization)和以学校为主体的再社会化(resocialization)之间的绝对断裂,人为地将“经”狭义地理解为宗教而不是一个民族的实质性传统,又将学校教育标榜为纯粹的现代性,这种将传统与现代性的断然对立,造成了受教育主体的文化适应的进退维谷,在家庭、社区以传统文化为基质的初始社会化形成的基本人格与学校的再社会化的断裂、对立、冲突又造成受教育主体的文化心理认知的困惑,这正是当下回族教育模式的内在文化矛盾。

  这种矛盾呈现在民间社会和学校之间的就是“两极分立”现象,即民间社会极力强调“经”学,国家极力强调学校之学,反映在族群的认知行为上就是对回族学校抱有很低的认同,对“经”学持有很高的认同并不遗余力地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予支持。然而作为受教育主体的孩子就成为这种教育模式的内在文化矛盾和“经”、“学”两极对立的牺牲品,孩子厌学、逃学、辍学就成为常见的现象,回族学校的低教学质量、低升学率又是这种牺牲的副产品。
事实上,义务教育初中历史教学大纲中早有规定:“在中国历史教材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补充编写乡土教材或当地民族史教材。”1992年江泽民同志就指出:“民族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是民族工作的重要方面,应在教育结构、专业设置、学制、教材、办学形式等方面,逐步走出一条适应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际的路子。”然而民族教育应体现其民族文化特色这一点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反映在受教育主体方面学生对开设本民族历史文化课存在一种渴望的心理,调查反映出98.92%的学生认为开设回族历史文化课程有必要。因此,回族教育存在的问题是“内科病”,对症下药的第一要义就在于克服回族教育模式的内在文化矛盾。鉴于上述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充分利用西宁市高校多、大学生多、离退休教师多的优势,以聘请家教的方式弥补学生家庭知识资源的不足,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学校以外的学习帮助。考虑到不少家庭经济困难的因素,可利用回族穆斯林聚居的特点,实施社区家教工程,如利用清真寺经堂教育的教室在晚上集中请老师给学生辅导、讲解,帮助孩子学习。这是提给家庭、社区的建议。

  (2)学生家长应改变支持孩子上学的方式,不仅在口头上、物质上给孩子以学习上的支持,而且更重要的是给孩子创造一个有利于学习的家庭氛围,尤其是个体经营者尽可能地不要让孩子参与商业经营,给孩子创造一个人文与物质条件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同时要重视对孩子日常学习的关心、督促、检查和与学校老师的沟通。这是提给家庭的建议。

  (3)开掘传统文化资源。要充分发扬伊斯兰教崇智、重知、尚学的精神,将这种深植于人的内心世界的信仰精神激活,使之成为涤荡贫困文化意识的内在精神动力,转化为父母重视教育、知识和孩子好好学习、追求科学知识的行动力量。这方面要充分发挥回族社区中心清真寺伊玛目、阿訇的关键作用,为孩子上学营造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这是提给社区的建议。

  (4)立足校本课程,建构回族教育模式,消除文化不适。教育模式应内嵌在受教育主体的文化语境之中,如陶纳所说的“除非教育土内生长,否则它必然不会成为活的教育”。因此,在目前教育部推行的三级教材体系改革中,回族学校应在立足校本课程的基础上建立回族教育模式,消除文化不适。如开设回族历史文化课等,使学生通过学习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增进文化归属与民族认同,增强民族自豪感、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使之成为学生努力学习的精神力量。同时学校老师应该主动学习回族文化,了解学生的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这样才能在教学过程中与学生及学生的家长做到知己知彼的良好沟通,才能做到因材施教。同时要进一步引导、提升学生已有的积极、健康、向上的人生价值取向,将学生的远大理想转变为自身努力学习的精神动力。这是提给学校的建议。 

本文摘自《民族研究》2005.6

责任编辑 :奥斯玛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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