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l3日，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会议在天津举行，中阿高官群贤毕至，双方均表示要全面提升中阿各领域关系，由此使中国对中东战略成为媒体关注的话题。作为从事中东研究的学者，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中国是否有自己的中东战略，或中国的中东战略到底是什么?这着实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与诸多西方老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进入主权国家体系的时间并不算长。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国内经济的优先性，似乎总是高于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如果说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外交是进攻性的话，那么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外交就是防御性的。邓小平为中国制定的“韬光养晦”政策，其要旨就是先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过多参与外部事务，尤其是“遥远的”的中东事务。而中国一贯奉行的“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不允许中国在政治上参与中东国家内部事务。所有这些，使中国缺乏足够的意愿和能力制定一项统一、一贯的中东战略，而更多是就事论事。然而，时移势转，当前中国与中东的联系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中阿在历史上就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只是在相当长时期，这种友好关系主要局限于政治和道义层面，而甚少涉及经济领域。但近十几年来，在中国日趋崛起和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的两大背景下，中东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日趋凸现。

    首先是能源利益。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能源需求也不断增加。2003年，中国能源需求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已不可能单靠国内能源来支撑。事实上，自1993年起，中国就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此后中国对国际能源市场依赖度不断增加，目前已有超过50％石油来自进口。另据国际能源署预测，中国对国际石油市场依赖度若按目前速度递增，到2020年将达到75％。而中东石油储量占世界60％以上，因此，与阿拉伯国家(特别是阿拉伯产油国)深化合作，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其次是经贸利益。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整体实力日趋提升。据商务部此前一项统计，我国已经有l70多种商品生产量居全球第一，这个指标分别是日本、英国和韩国的5倍、8倍和l6倍，全球40％的手机、40％的PC机、45％的彩电在我国生产。中国成了全球瞩目的“世界工厂”，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开拓商品市场成为当务之急。而中东地区由于自身条件限制，主要工业品消费大多依赖进口，因此中阿之间经济互补性强，目前中东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小商品、耐用消费品和机械产品销售市场。有学者统计，2000年，中国向阿拉伯世界出口总额60亿美元左右，不仅落后于美国(180亿美元)，而且还落后于德国(120亿)和英国(90亿)等国，但到2008年，中国向中东出口已增加到480亿美元，超过英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500亿美元)。金融危机后，中东国家财富缩水也使其对廉价商品需求预计增长30％以上，为我产品出口中东提供契机。2008年，中阿贸易额猛增至l328．9亿美元，提前两年实现了双方拟定的于2010年贸易额达到l000亿美元的既定目标。

    第三是地缘政治利益。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一超地位凸显，国际关系更加失衡，霸权主义和单极主义苗头日趋突出。中阿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其历史上就曾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受害者，当前同样面临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任务。阿拉伯国家占国际大家庭的l0％以上，一直中国的重要外交盟友。双方在争取民族独立、反对霸权主义和推动多极化发展等国际斗争中，密切协调合作。历史上中东国家曾真诚地支持和帮助过我，l971年与非洲国家共同将我“抬进”联合国；在历次有关人权、台湾问题的国际斗争中，特别是在中国外交处境困难时均给予我宝贵支持。当前，随着中国日益崛起，在国际舞台需要更多朋友，尤其要在第三世界多交朋友。没有第三世界国家支持，中国很可能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一样，一旦离开大地就失去力量源泉。而阿拉伯国家一直将加强与中国合作视为平衡西方，特别是美国压力的重要选项，乐见中国力量壮大，因此争取阿拉伯国家有力支持，仍然是中国外交的重要课题。

    中国的战略利益延伸到哪里，中国的政策和投入就应该延伸到哪里。而对崛起中的中国来说，我们的身体已经日趋发育成熟，但我们的心理年龄仍没有摆脱青涩状态。当前，中东在中国发展中的重要性日趋凸现，从战略和全局高度经营中国与中东合作，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但在很长时期内，中国似乎没有完全意识到这点。不过近些年情况有了很大改观。2004年成立的“中阿合作论坛”，就是中国在中东政策领域的外交大手笔。因其是水到渠成的产物，因而在推动双方合作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后来者，中国崛起也未脱青涩形象，但与西方的传统强国比较，中国初具雏形的中东战略，还是颇有可圈可点之处的。我们知道，中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对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战略学者来说，中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著名中东学者伯纳德•路易斯认为，列强之所以被吸引到中东并长期呆在那里，其根本动机是战略性的考虑，即这个地区的军事潜力和危险性。尼克松认为：“波斯湾的战略重要意义今天集中于两个因素：它的位置和它的石油。与这种极端重要性构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东至今没有形成稳定的地区体系，相反，中东内部矛盾重重，并因难以自行排解而不得不主动求助于外部，这就为大国在该地区进行折冲樽俎和利益争夺提供了历史契机。伯纳德•刘易斯就认为，“中东地区发生的一切取决于来自别处的势力，中东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各种关系，都是由非中东国家之间的敌对竞争状态来左右的。”巨大的战略回报与微小的反霸抵抗相结合，诱使外部大国竞相进入该地区，并将作为归属未定的霸权名利场。自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以来，中东地区始终不曾摆脱大国干预的阴影。二战之前的欧洲列强，冷战时期的美苏争夺。而外部大国一旦抵达中东，都按耐不住试图绝对控制该地区的冲动。这些争夺和渗透一方面使中东政局始终难以摆脱动荡状态。另一方面也加剧消耗那些霸权国的国力。历史事实表明，任何大国如果深度介入该地区事务，只能徒然消耗乃至透支国力，使中东成为大国霸权的坟墓场。

    相比之下，中国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所有国家一律平等，不干涉内政，在制度和文化上主张求同存异，反对文明对抗与冲突等种种主张和政策，决定了中国是促进中东稳定的建设性力量。而中国与中东交往过程中，更是将互利共赢摆在重要位置，这种更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中东战略，无疑有助于中国在中东保持持久的影响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田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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