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学英的创作几乎涉足了所有的文体：散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诗评、回族习俗研究等等.而且都有专著行世：《六盘雾中行》（散文集，1997年华侨出版社）、《心迹履痕》（散文集，2002年民族出版社）、《域外走笔》（散文集，2003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青山绿水话泾源》（风俗散文集，2001年宁夏人民出版社）、《虔诚》（中短篇小说集，2002年宁夏人民出版社）、《世纪末的行动》（长篇报告文学，2000年宁夏人民出版社）、《睁眼看苏南》（政论散文集，200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以及回族习俗研究专著《回族习俗探源》（尚未出版）和散见于《民族文学》、《朔方》、《回族文学》等国家、省市级刊物的小说、散文，单就数量而论，150余万字，对于一个忙于行政事务，浸泡于文件堆，奔波于会上会下的基层组织者来说，绝对够得上高产。

     拜学英多副笔墨的行进，表面看来确乎繁复而相悖，但经过深入阅读，我总觉得无论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政论还是回族习俗研究，其实它一直在研究和解决一个问题，即研究“西海固”的精神困境和解决解除困境的具体途径。

     具体而言，《虔诚》中的“穆家河风情系列”勘探的是“西海固”地区的缩影——“穆家河”世界几代人精神的局限和心灵的期盼，感情显得深沉而忧虑；小说以主人公“胡胡”及一家人几代从成长到面对生活，从思考生存的沉重到解除生存的困惑，从坚守精神的纯净（宗教的净化）到面临这种“纯洁”的被冲击甚至于被亵渎，从谋生的“出走”到回到自己“内部’的拯救，小说内容涉及“西海固”世界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教育、风俗、生态、人文等各方面因素的内部的外部的结构关系。在民俗意义上，它是一部“西海固”尤其“西海固”回民的民俗画；在人文意义上，它无疑是研究和改善“西海固”地区人文生态现状的最有力参照文本；从诗性哲学层面讲，它何尝不是考察和追问“西海固”人能在苦甲天下的地貌“活着”且坚持着的“意义”的最可靠“细节”呢？还是作者的用心深刻，那就是“虔诚”，这是一个民族抑或一个地区之所以精神不败的真正支撑。《六盘雾中行》、《心迹履痕》、《青山绿水话泾源》作为散文，因为所“话”不是别的，是养育“我”的故乡，对待“家乡”的态度或者说对待散文的物质资源，他不像大多数腕级的作家“创作谈”中常常表现的那样复杂，用他自己的话说“喝着泾河水长大的我，不写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人，就对不住这片热土的养育，更对不住手中的笔。本民族的东西，本民族不写，谁来写？”这可谓是最直白的真诚。
拜学英显然并不满足只停留在对“西海固”荒凉、贫瘠的发现和呼吁上。于是对“西海固”进行社会性的实地调查便不再偶然，如果说《世纪末的行动》是从“西海固”内部寻找解除现实困境的良方，那么《睁眼看苏南》则是向“西海固”的外部探寻走出内部局限的“路子”。也许仅从文学的角度论，这显然不是提升艺术含量的最好的办法，但我们又似乎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推翻它——所谓“终极关怀”或“彼岸”，诉求的初衷不就是为看最终走出“镜像”，使之来到我们血肉之躯的身边吗？

     这样话又说回来了，拜学英作品可能不是文学尤其不是一个狭小的文体范畴能讨论得清楚的，但我认为他及他的作品仍然对文学有着重大的意义，或者至少他给文学一种暗示：拜学英理所当然是他所在地方的作家群体——“西海固作家群’中的一员健将，这个群体曾因整体表现“西海固”并富有“西海固”地域特征而扬名，后来这种精神特征似乎在动摇甚至于丧失，首先是作家的“出走”，走出这片地方，然后不再回头。在我的阅读体会中，可能只有拜学英、石舒清等极少数几个人还在坚持关注“西海固”的变化以外，其余作家属于“走出去”的作品马上显出平庸，各种原因一时很难说清，但我想关键的一点不能不说与作家创作资源的匮乏有关。

     ——有时候，即便是搞纯粹的文学，或许也得像拜学英所做的那样：有对一个问题反复研究——质疑——解除，再质疑——研究——解除的耐心和信念，所谓“镜像”、“终极关怀”、“彼岸”才会越来越变得可靠、逼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