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2世纪,在传播希腊哲学和波斯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在阿拉伯伊斯兰教徒统治下的广大地区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较多地接受古希腊罗马哲学和各种东方传统思想的影响，尤其推崇亚里士多德，并注释其哲学或科学著作。他们根据社会斗争和生活实践的需要，用从亚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图主义那里获得的精神营养，对《古兰经》及伊斯兰教的教义进行种种解释，同伊斯兰教正统派经院哲学进行斗争。这些哲学家构成了中世纪阿拉伯哲学的主体，西方学者一般称之为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或胡卡玛派，他们对穆斯林世界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哲学家以巴格达和西班牙的科尔多瓦为中心，分成东、西方两支，代表人物有铿迭、法拉比、伊本·西那、伊本·巴哲、伊本·图斐利和伊本·路西德等。他们多为自然科学家或医生，重视经验知识，强调理性作用，对自然哲学问题和逻辑有浓厚的兴趣，并具有强烈的世俗倾向。但在当时条件下，他们是在新柏拉图主义的曲解下接受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他们仍未完全摆脱伊斯兰神学的束缚，一般都承认真主作为最初实体和始因的存在，认为世界万物是由真主通过理性、灵魂等一系列精神的实体流溢而出，但又主张世界万物是客观存在的，其间有着因果的关系，真主对世间的关系是通过媒介物间接地起作用。他们在一些具体哲学问题上，尽力排除神学，并或多或少得出了泛神论或唯物论的结论。例如，铿迭提出的关于科学认识的学说；法拉比关于逻辑学的提法；伊本·西那关于逻辑学和解决共相问题的主张；伊本·赫勒敦强调自然条件、人类社会活动、生活方式等因素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主张，都给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伊斯兰正统派神学以很大的冲击，对哲学发展作出了贡献。在政教合一、宗教势力强大的封建国家里，为了阐述和坚持自己的主张，伊本·路西德提出了一个"双重真理"的理论，认为从哲学通过逻辑思维和理性探讨得到的知识与宗教通过天启和经传得到的知识都是真理。他明确地把哲学真理置于宗教之上，并认为物质和运动是永恒的，否认个人灵魂不朽和死后复活，其思想具有比同学派的其他哲学家更强烈的唯物主义的倾向。他在自己的注释和著作中，基本上恢复了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原貌，并在某些方面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对以后哲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阿拉伯哲学家的一些著作，如伊本·西那的《医典》、《治疗论》，精诚同志社的论文集，伊本·图斐利的《哈义·伊本·叶格赞》等，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对科学和文学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哈里发帝国是多民族组成的封建国家,群雄割据,地方诸侯林立，内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十分尖锐，人民和民族起义连绵不断，从 9世纪起，呈现分崩离析之势，13世纪中叶蒙古人入侵之后，1258年巴格达陷落,阿巴斯王朝随之灭亡。在阿拉伯帝国的西方,由于基督徒收复失地的斗争日益激烈，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势力也逐渐削弱，到13世纪中叶，仅固守在格拉纳达一隅，1492年终于被驱出西班牙。在阿巴斯哈里发帝国兴起到覆灭的 500多年间，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统一的阿拉伯的科学和文化，其中也包括阿拉伯哲学,曾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在各个方面均超过了同时期的欧洲。哈里发帝国的覆灭和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在西方的失势，使多民族的统一的阿拉伯哲学不复存在。此后,阿拉伯哲学进入近现代时期,主要是在阿拉伯国家中得到发展。在近现代，著名的阿拉伯哲学家穆罕默德·阿布杜等人对阿拉伯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对欧洲哲学的影响　阿拉伯哲学对欧洲的哲学发展曾产生重要的影响。12世纪后，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一些西欧国家的学者到西班牙和西西里学习,并将古希腊著作的阿拉伯译本和阿拉伯哲学家的论著翻译传入西欧，使得中世纪的欧洲人较全面地获得古希腊哲学的知识,促进了西欧的哲学研究,并促进了西欧文化和科学的发展。以巴黎大学和意大利的巴杜亚大学为中心建立的阿威罗伊（伊本·路西德的拉丁名）主义学派，在近代实验科学诞生之前的欧洲思想界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欧洲的哲学思想产生过积极影响。伊本·路西德学说在欧洲的广泛传播被基督教教会视为异端的根源，遂遭到宗教裁判所的禁阻。伊本·赫勒敦被近世欧洲学者推崇为历史哲学的奠基人之一。此外，安萨里的著作在12世纪也被译成拉丁文，流传于欧洲，其思想被一些基督教学者所采用。

　　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伊斯兰教在 7世纪中叶开始传入中国，伊斯兰经院哲学和苏非派神秘主义哲学也随之影响到中国。唐宋时期,这种影响主要在哈拉汗王朝（10世纪中叶～1213）管辖的现新疆喀什、和田一带，特别是哈拉汗王朝的文化和学术中心之一的喀什地区。维吾尔族古典名著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以公正、幸福、智慧、知足 4个概念为基础，塑造了日出、月圆、贤明、觉醒 4个象征性人物，用他们的对话阐述了入世派和出世派两种不同的伊斯兰人生哲学。元至明代中叶，伊斯兰经院哲学的经籍,不仅传到了新疆,而且也传到了中国的其他地区。从元代开始，在广州、泉州、定州等地的伊斯兰教寺院中，出现了一批力图从伊斯兰经院哲学的角度把伊斯兰教同儒、释、道进行比较并以理学或禅学解释伊斯兰教义的汉文碑刻。明清之际，随着经堂教育的倡兴、汉文译著活动的开展以及门宦教派的出现，伊斯兰经院哲学和苏非派神秘主义哲学以更大的规模在中国传播。经堂教育讲授的凯拉姆经籍中，有欧麦尔·奈赛斐著、赛阿德丁·台夫塔尼注的《阿戛依杜·伊斯兰》，德黑兰人阿布杜拉著的《米尔萨德》和阿布杜·拉赫曼·查密著的《额的尔丁》等。这些著作都有相应的汉文译本，如《阿戛依杜·伊斯兰》的汉译本是杨仲明的《教心经注》，《米尔萨德》的汉译本是伍子先的《归真要道》，《额的尔丁》的汉译本是破衲痴的《昭元密诀》。这时，也有外籍经师来华讲授伊斯兰经院哲学或苏非派哲学，如张中所辑《归真总义》就是根据印度来华经师阿世格的讲授内容整理而成的。在汉文译著活动中，一部分回族伊斯兰教学者为建立能与儒、释、道三家并立的伊斯兰教的宗教哲学与伦理体系，同时为向非穆斯林介绍伊斯兰教义，在伊斯兰经院哲学的基础上,糅合了儒家思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神学-哲学译著。王岱舆 (1570～1660)的《清真大学》、马注(1640～1711)的《清真指南》、刘智(1660～1730)的《天方性理》、马德新(1794～1894)的《大化总归》和《四典要会》等就是这些译著的代表。各个汉文译著中的哲理，并非都以逊尼派正宗一神论思想同程朱理学结合为固定模式，而是各具特色。例如，《归真总义》具有佛学色彩，《天方正学》具易学与道教色彩，《正教真诠》、《天方典礼》主张现世与后世兼重，《四典要会》则偏重宣扬后世。在门宦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苏非派神秘主义哲学与儒、释、道相结合的著述，如《无字真经歌》、《道统史》等。清代后期，随着中国伊斯兰教的逐步衰落和国外伊斯兰改良主义、现代主义及复古主义等思潮的兴起，在中国伊斯兰教中曾经起过作用的经院哲学和苏非派哲学也都相继停滞。

　　参考书目

　第·博尔著，马坚译：《伊斯兰哲学史》，中华书局，北京，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