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有回族同胞近130000人，以“大分散，小集中”的方式，聚居在红桥区西北角一带和大红桥两侧、河北区的于厂、北郊区的天穆村等地。他们是祖国大家庭的一员，但多少年来仍然保持着某些特有的生活习惯。

　　在天津刚形成聚落点时，回族就成了最早的居民之一。《元史》二十三卷记载，1309年4月，元武宗海山曾派康里军两千“于直沽沿海屯种”。康里人愿在咸海（位在苏联中亚地区）之北，在中国史籍上又称抗里、杭里。宋代嘉熙元年（1237）成书的《黑鞑纪事》（徐霆），就已把抗里人称为回回。康里军实际是蒙古贵族统治的一支少数民族军队。康里军到直沽，也就是回回到天津。

　　这些回回与现在天津回族同胞的渊源关系，是有踪迹可寻的，在元代兵制上，诸部族军队“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元世祖忽必烈曾命令这些部队“随地入社”。当时，一大批东来的回回军士在某地屯垦后，就成了当地的普通农民。所以，曾有“元时回回遍天下”（《明史》）的说法。康里军到直沽后，再没有关于他们被召回或调走的记述，这就是说，他们也在天津定居下来。天津回族同胞中沙、哈、米、海、丁、马、白诸、姓等多，这显然是元代回回的姓氏；其中。一部分不能说与康里军士毫无关系。同时，《天津县志》卷四载，在葛沽巡检辖村中曾有“羊回庄”村名；另外，北郊区还有“达子新庄”。元代回回伯颜察儿的后裔就以“羊”为姓，后改杨。至于“达子新庄”为元代遗留是毫无问题的，但可能是指蒙古族，也可能是指回回。不过，从明初出现的回族村庄穆家庄与它紧邻看，说明是元代回回居住地可能性更大。而且，现在世居天穆村的回民也有穆以外的其它姓氏。这些也是迹象。

　　元代以后，天津的回回也有来自其它地区的。有些回民自称祖先是随“燕王扫北”而来的。这也有一定根据。天津“八大家”之一穆姓，族谱中就自称是明初军士而落户于城北（穆家庄）的。《天津卫志、职官》也载有：“黄回，凤阳留守，明永乐二年（1404）任袭左卫指挥。”史籍中，多有“马回”、“米回”的记载都是指姓马、米的回回。当时北来的军士有回回不是偶然的。因为明初曾将西北回回“实徙江淮”，当然可以辗来津。由于明清时天津卫的经济地位日益上升，附近的北京、沧州、孟村、大厂等地的回民也不断涌入天津。这样，到清光绪十年（1884）已有回民六千户；椐据日本学者对天津调查统计的“户量”材料推算，大约是三万人上下。

　　回族人民为天津贡献过自己的力量。元代开垦地过这里的盐碱荒地；明代戍守过天津卫城；清代为反侵略而英勇战斗。在这些斗争中。与汉族兄弟建立了亲密的友谊。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西北城角的回民曾先后打跑了到当地骚扰的英、俄侵略军。俄罗斯兵企图报复，“回、汉人等区聚八百义民”，共同御敌（清郝缙荣《津门实纪确对》）。以后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小伙巷的回民也进行过这种反抗。当城破之际，北门内一带汉族人民曾跑到药王庙清真寺前静坐避难，回族人民又以“不拜鬼神无义和团”为理由，防止外国侵略军对这些汉民的屠戮，而且送饭送水，日夜妥加照顾。在五四运动中，觉悟社的中坚分子，回族的马骏、郭隆真、刘清扬等人，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早期的先锋战士。

　　但是，在反动统治下，回族人民被蔑称为“回子”，长期陷于悲惨的地位。绝大多数人度着穷苦的负贩生涯。如今，回族同胞早已从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有的成为市、区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代表的比例超过了其他民族。工程师穆芝房、中医哈荔田、教授杨志玖、书画家穆子荆和梁琦、曹柏昆，以及全国劳模尹俊岭和许多艺术家等，都是人们所熟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