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海岛地区地域辽阔,岛屿众多,仅印尼就有13667个大小岛屿,300多个不同种族群,使用着50多种语言。这种地理环境和种族状况决定了这一地区地宗教、文化上的多元性。
     
 

     在伊斯兰教传入前,这一地区除了马来人信仰的原始宗教外,从印度传入的带有多神教性质的印度教、大乘佛教都很盛行。而且由于岛屿众多,种族复杂,各地发展不平衡,印尼民族长期以来崇尚容忍的哲学。认为世上的一切都来自神,回归于神,神既主宰一切,又包容一切,人必须依赖于神;强调兼容并蓄,包罗万象,广而统一。要求每个人要克制自己,容忍他人,容许在一个共同体中保留各自的传统习惯,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倡协商解决和互相忍让。其著名谚语:“不同田里有不同的蝗,不同塘里有不同的鱼”,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伊斯兰教传入印尼后,它尊重马来人的习惯,对改信伊斯兰教要求不太严格。“任何人只要愿意按照穆斯林的习惯穿戴,戒吃猪肉,戒酒和憎恨异教徒,便可以成为穆斯林;如果他能执行和完成一些重要的宗教义务,便可被承认为虔诚的穆斯林。”7同时,伊斯兰教的传播还迎合当地居民万物有灵的泛灵论和神秘主义观念。允许他们在承认安拉是独一无二的神灵、最高主宰外,还崇拜祖先,崇敬和祭祀某种物体,以求保平安,保丰收。至今仍有一些伊斯兰教徒崇敬动物、坟墓、树木和土堆等。他们常带着煮熟的鸡蛋、黄姜米饭和清水到那里去还愿。
     
 

     由于各地发展不平衡,伊斯兰教与各地传统宗教文化融合程度也不尽一致。例如,在爪哇,伊斯兰教信仰就有三种类型:一是“阿班甘”,又译为“红派穆斯林”。它的代表者主要是爪哇内陆的农民,他们处在遥远闭塞的乡村,伊斯兰文化影响不深,依然保留着固有的泛灵论及印度教的影响,除信仰安拉以外还信仰印度教的诸神,如死亡和时间之神(BataraKala)和大米之神(Dewisri),还崇拜精灵和魔力等。在这里,泛灵论、印度教和伊兰教均衡地结合在一起,表现出宗教信仰上最大限度的包容性和最小程度的排他性,并使各种信仰的人平等相处。因此“阿班甘”比较注重宗教仪式,而忽视宗教教义,并以家庭为宗教活动的基层单位。其宗教文化传统主要体现在它的称作“斯拉马坦”(Slametan)的节日仪式和各种庆典活动上。逢生、老、病、死、丰收、改名、搬迁、开业等机会,他们都要举行盛宴和庆典,届时要邀请居住在附近的所有人家,不论是否亲朋好友,也不论在宗教信仰上有何差异。在这种场合,任何人都同等看待,大家都平等相处。他们不大关心履行伊斯兰教的拜功、斋月禁食和课功等。

      在文化上则注重皮影戏为代表的爪哇传统艺术。因此,虽然他们自称穆斯林,但却往往被称作“名义上”的穆斯林。他们往往把伊斯兰教只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反对把国家伊斯兰化。
     
 

     第二种类型为“圣特里”(Santri)。“圣特里”的代表者主要是爪哇沿海的商人。他们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时间最长,冲击最直接,打下的烙印也最深。这些人基本上失去了本地宗教文化传统,特别强调伊斯兰教的纯洁性,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仪式。如每天祈祷5次,星期五到清真寺礼拜,斋戒一个月,背诵《古兰经》,如果有条件,尽可能到麦加朝觐。宗教活动的基层单位不是家庭而是一个宗教社区的清真寺。他们往往被称作虔诚的穆斯林。这些人的伊斯兰教权主义观念极强,比较强调伊斯兰的统治地位。据爪哇文化研究权威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的研究,圣特里文化还可以分出两个支系,一是保守派,他们既忠于正统的伊斯兰教义和信仰,也愿意对本地习惯做某些让步,但是他们不愿把现代问题同伊斯兰教相联系。二是改革派(或称现代派),他们力求使伊斯兰教更加纯洁化,主张伊斯兰教为现代化服务。8
    
 

      第三种类型为“普里亚伊”(Priyayi,贵族官僚)。它的代表者是爪哇政治统治阶层,独立前他们是世袭的王公贵族阶层,而独立后则是官僚统治阶层。他们在宗教方面介于阿班甘和圣特里之间,宗教色彩和宗教意识比较淡薄,比较注意传统的宫廷文化形式,包括一整套舞蹈、戏剧、音乐、诗歌以及各种爪哇神秘主义哲学,比较注意政治地位和社会等级,带有明显的印度文化的痕迹。
     
 

     除爪哇外,马来西来学者也认为“伊斯兰教信奉真主,它给马来半岛带来了新的思想准则和理想,但是这些准则最终被同化,有的甚至变成了旧式传统。”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