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真寺阿拉伯语称之为“麦斯吉德”(Masdjid),意即“礼拜地点”。《古兰经》中数十次提到这一名称。世界上第一座清真寺是希吉莱历元年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东南郊古巴邑地区所建，较为简陋，稍后在麦地那城正式建寺，即现在的“先知寺”。公元630年穆斯林进入麦加后，先知亲自进“克尔白”古殿捣毁偶像，改称为“拜衣图拉”（Bayit Allah，意即安拉之房、天房），亦称“麦斯吉德·哈兰”（译为禁寺），确定为穆斯林朝拜中心。“克尔白”、“先知寺”和耶路撒冷“艾格萨清真寺”为伊斯兰教最神圣的三大著名清真寺。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清真寺遍布世界各地。
    清真寺是伊斯兰文化的象征，是广大穆斯林向真主表奉忠心的圣堂和精神依托之所在。而中国的清真寺，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更是超越了时空的跨度，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形式，承载了中国穆斯林民族的所有辉煌和苦难，寄托了他们所有美好的希望和心愿。 

    清真寺也总是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混合在一起的。如果不将宗教以外的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就无法切实了解清真寺兴衰的历史，也就无法理解清真寺“建筑之美在市镇、精神之实在乡村”的现实。如果对清真寺的描写还只流于一般性的描述，而不涉及其兴衰之原因用，那么这种描述也是枯燥无味的。因此也就可以说，清真寺集中沉淀了宗教、历史、经济、教育、艺术、民俗、建筑等方面的巨大文化内涵。它是中国穆斯林对祖国和全人类文化事业的重大贡献。

    清真寺殿塔的新月上，凝聚着所有穆斯林的目光。清真寺的修建过程，就是团结全民族的力量，组合（交流）全体教民情感的过程。无论是在繁华都市，还是在穷乡僻壤，哪里建寺，哪里的穆斯林就凝为一个整体。无论是巨商大贾，还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只要他是穆斯林，他就会为修寺呕心沥血，无私奉献。而且每座寺的设计施工，也是颇具匠心的，它既是对以往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也是考虑到了它未来的命运。应当肯定，修建清真寺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了民族自豪感，同时还唤起了广大穆斯林追求现实生活的热情。

    尽管历史上中国的清真寺的命运是多灾多劫的，大多具有存在的短暂和不稳定的特点，但是因为修建清真寺的目的是非功利、非世俗的，因而清真寺又具有永恒性的特点，它是穆斯林心底永远耸立的精神之碑。
清真寺，作为一个有形之实体，它为众穆斯林营造了一个潜心近主的环境。深化民族意识的氛围。每位来清真寺礼拜的穆斯林，在这里进行精神的高级活动，主体意识可以自由的超越时空；在这里，他们可以最直接地实现主体的自我价值，向内心最神圣的目标趋近；在这里他们心灵中的理想人格得以在现实中确立。

    在中国，伊斯兰教自唐宋之际传入之初，来自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蕃客胡商为宗教生活之便即开始在东南沿海港口城市和长安等政治中心兴建清真寺。据成书于希吉莱历237年（公元851年，唐宣宗大中五年）的《苏莱曼东游记》载：“中国商埠为阿拉伯商人逢集者曰广府，其处有回牧教师一人，教堂一所。市内房屋大半皆构以木材及竹席，故常有火灾。……各地回教商贾即多聚广府，中国皇帝因任令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中国史料中记载清真寺最早的是唐代杜环的《经行记》，杜环所记为其个人在大食（阿拉伯）的见闻，实属难能可贵。其族叔杜佑在史学巨著《通典》中多有引用，如“大食有礼堂，客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宋代文人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和记述或源于他说，或出自对蕃坊的感性认识，多以“佛”的名称加于伊斯兰教，如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郑所南的《心史》、岳珂的《ting史》等等，其中方信孺的《南海百咏》中“番塔始于唐时，曰怀圣塔，……下有礼拜堂”一段显然是对广州怀圣寺的描写，“礼拜堂”之称较“礼堂”之名更进一步，所指即中国清真寺的礼拜殿。在元代，随着穆斯林的大批东迁，其宗教场所也日渐增多，“礼拜寺”成为元代人对清真寺的普遍称呼。“寺”字之名为直接应用当时人们对各宗教建筑的称呼。勒石于至正八年（1348年）的定州《重建礼拜寺记》碑载；“回回之人遍天下，而北地尤多，朝夕亦不废礼。